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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两岸，用花岗岩做了斜斜的护坡，两边是宽宽的花圃，临水搭了一条木质廊桥。一年四季，河面上都有水鸟蜂蝶嬉戏，花圃里有市民晨练夜舞，廊桥上依偎、流连着年轻的情侣。即使是晚上十一二点了，也还仍然可以见到三三两两游哉悠哉的市民在徜徉。
一步到位（一）文章的主题确定下来，主要内容、结构也有了基本框架，底下就需要考虑求助方教授的事了。
“你和那个方教授，关系到底如何？”冯市长问。
“毕业之后一直没怎么见面，前些年逢年过节还寄张贺卡或打个电话，这几年工作忙渐渐断了联系。”这下，黄一平就不得不说实话了。
“这篇文章找到他，把握多大？如果求上门去，他会鼎力相助？”冯市长问。
“我想会的，毕竟当年关系不一般。”黄一平说。
“那好，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办。最近，我也从侧面打听了，那个方教授在省委龚书记面前果然说得上话，而且分量还相当重。既然龚书记相信他，那我们就在他身上下足功夫，请他帮助把文章打磨结实，实现效果最大化！他是你棋友、老师、忘年交不假，可这么大的事情找他，绝不是一般性叙叙旧就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估计如今这个方教授，已然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方老师了。不论怎样，都要设法拿下他，可以不惜代价。有关事项，你直接找邝明达商办，不必向我汇报。还有杨秘书长家里，也要专门跑一下，文章的版面安排要确保。”多谋善虑的冯开岭，总是喜欢把事情往深一层处想，而且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
为官多年，他始终崇尚一句格言：细节决定成败。
“好的，我一定设法请出方老师！”黄一平虽然陡感肩头担子沉重，却也信心颇足，满口应承。
“这次换届成功了，你的问题也该解决啦！”冯开岭忽然说。
黄一平听了，一惊。
“争取一步到位！”冯市长语气相当坚定。
黄一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类似的话，冯市长虽然过去也说过，但那都是闲谈时随意提到，不仅语气偏软，而且大多是假设、祈使句式。这次的表态，没有什么拖泥带水，语境相当独立，语气也足够硬朗，更多了已然决然的意味。
听到冯市长这句话，黄一平激动、兴奋之余，差点就脱口而出：“要不，我还是跟在您后边再锻炼几年吧。”当然，这次他终于忍住没说，而且事后也一直庆幸没说，他不想再次因为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弄假成真、弄巧成拙。
对于黄一平这种鞍前马后跟定一个领导四五年的秘书来说，忽然听到领导的这种亲口许诺，心里陡然就产生了那种虎欲入林、马要还山、鸟将出笼的感觉。
个中滋味，颇似过去大户人家养在外边的一个外室，或者时下那些半只脚跨入豪门的女人，身体也奉献了，青春也耽搁了，甚至一男半女也生下来了，盼星星盼月亮般苦撑苦熬多年，终于等来一句登堂入室的承诺，那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又怎样的百感交集。
今年四十岁的黄一平，在政府办也算是个老资格了。十年前，刚由阳城五中借调到教育局那会儿，他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先在教研室帮助编编教材，一边照顾家庭把女儿抚养大，一边在机关积下点人脉，将来能留在局里做个公务员更好，即使还回到原来的学校，至少也可以混个教学组长之类的职务，好歹课少上点补贴多拿点。
没料到，一年后市府来教育局挑秘书，采取笔、面试结合的办法，全局那么多人恰恰选中了他，令他对自己的未来期望又上了一个台阶。
等到了政府办，先在信息科做些摘抄传递之类的零碎活计，本来还要再打一段时间杂，这时恰好北京某部下来一位挂职的魏副市长。
当今官场，不论多大的机关，但凡秘书跟领导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你跟了谁就算是谁的人了，将来基本上是要与领导荣辱与共、进退同步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不同的秘书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关键是看各人自己的造化了。
在秘书群里，对于挂职副市长这种过渡性的领导，好多人都不愿跟，秘书长就派了新人黄一平，而且这一跟就是四年整。四年里，周围好多秘书大都升了两个台阶，只有黄一平才混到副主任科员。
魏副市长挂职四年期满回京后，黄一平却意外地被冯开岭挑中。说意外，是因为秘书出身的冯开岭，从省委研究室下来担任副市长，对秘书要求很高，先后试用过好几位都不满意，弄得秘书长很为难，一帮秘书也人人心里发毛。
没想到，人家冯市长早就瞄上了黄一平，亲自点名非他不要，倒让整个市府机关吃惊不小。黄一平择高枝而栖五年来，冯开岭由叨陪末座的副市长，一跃而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一平好不容易解决了主任科员，按说也应该解决副处了。
市府办秘书解决职级问题，表面上看可外放也可内任，可实职也可虚级，方式与途径多种多样。而且，在一般人眼里，只要是个市府秘书，不论跟了怎样的市长，则人人皆可平步青云，个个都能马到成功。
其实却不尽然。什么人什么时候升，升到一个什么级别，是安排实际职务还是给个相当于的级别，当中有很多鲜为外人知的潜规则，有些规矩甚至严格得与国家法律相仿佛。
同在市府办公室里进出的秘书，如果撇开年龄、资历这些硬性的东西不谈，仅仅从举止、神态、派头上是很难看得出职级区别的。
而事实上，就拿阳城市府这一层面来说，职务高的秘书可以是正处，低的才是办事员，上下相差即使不足十万、也远远超过八千里。有些秘书在机关混了几十年，直到腰弯背屈头发白了，说不定依然落在刚进来三五年的毛头小伙子后边。再具体到各个不同类别的秘书身上，也是区别很大。
一般副市长的秘书，有科员有副科，最多只能配到个正科，再要提拔，就只能离开原岗位了。
常务副市长的秘书，通常情况是正科到顶，虽说特殊对象也可以配备到副处，却也只能是一个副处级调研员之类的虚职。
正市长的秘书则不然，级别则一般都是副处或正处，大多安排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甚至直达副秘书长。而且，只要跟了一把手，提拔重用的概率、频率就会大大高于其他领导秘书，常常可以优先占得些非常抢眼的位置。
像市长丁松的秘书小吉，与黄一平同一年进的市府，工龄、年龄都还小两年，现在却已经是副处级助调了。小吉前边两任市长秘书，现在一位是市外经局长，一位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因此，对黄一平来说，冯开岭副市长前边的那个副字去与不去，对他的前途命运是有天壤之别的。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后来，冯开岭个别征求黄一平意见，说：“政治部主任作为部门负责人，虽然进了党组，却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局领导。不知你是什么意见？”
黄一平自然听出了冯市长的话音，几乎想都没想，张口就说了一句客气话：“那就不着急，我还是再跟在冯市长后边锻炼一段时间吧。”
冯市长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再跟我后边辛苦几年吧，也许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后来，那个位置让政府办信息科的王科长捡了个大便宜。那小子在建设局政治部主任位置上屁股没坐热，很快就下到阳北县担任组织部长，现在据说已经纳入县委副书记的考察范围，说不定三两年后就是县长、书记了。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黄一平仍然心痛难耐，肠子都快悔青了。
冯市长刚刚说的“该解决”和“一步到位”，应该也是针对两年前那次放弃。
一步到位（二）“摆个什么位置呢？是留在政府办，还是国土、城建、交通或其它哪个局？要不就下到县、区？”冯市长既似征求意见，又像自言自语。
表面看来，冯市长的思路还在那个关于黄一平提拔的问题上。事实上， 刚才秘书黄一平的微妙心态，已经通过其表情、神态全都泄露无疑。在这方面，黄一平显然还不是很老练。
“一切请冯市长作主，我听您的安排。我想，不管安排个什么岗位，都只能给您增光，不能给您丢脸，对得起在您身边这几年。”黄一平的回答，看似谦虚，却也暗藏几分狡猾。黄一平知道，这个请市长作主，听上去恭敬，其实是把球踢给了对方。增光、丢脸之类，则又暗含激将之意，言外之意一旦安排不到位，我黄一平吃亏倒霉，你冯市长脸上也同样无光。
“唔，那倒也是。我冯开岭的秘书走出去，不管是落实单位还是安排职务，都不能掉了我的架子。”冯开岭果然顺着黄一平的意思，一语点破。
“如果可能，我想直接下到县里或区里，在基层党委、政府班子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锻炼。”黄一平想了又想，希望表达得清晰而准确，同时又显得低调、诚恳。
“哦？机关部门没考虑？比如我现在分管的几个部门，好多人争得打破头哩。”冯开岭有些不解。
“我想还是先在下边干几年，吃点苦锻炼锻炼，也积累些实际工作经验，到时候再考虑上来不迟。”黄一平回答得尽可能简单，他怕说多了会出错。其实，他内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他现在离开市府，一般只能安排副处职。
冯市长分管的机关部门里，像规划局这样的单位专业性很强，知识分子与专家轧了堆，一旦有了什么矛盾，于他这个外行的副职肯定不利；国土之类的省管部门，人事、财务等权限全在省厅，市里管不到也就不会多管，到那里很难再出得来，等于是变相养老；至于城建、交通这类大局，虽说都是权力很大的部门，可现在去了终究只是个副局长，权力集中在局长手里，有权等同于无权，不如暂时不去。
如果现在主动要求到县、区做个常委或政府副职，在领导面前显得有上进心，在机关同事面前也不是多么显山露水，等三两年一过，如果干上党政主官的希望不大，再回到机关说不定就能谋个正职的位置。何况，县、区毕竟相对独立，比起机关委局来自由度更高，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更大。
“也好。那就这样定了吧。”冯开岭点点头，算是赞许。
“最后如何定，我还是听从冯市长您的安排。”黄一平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了，最终又卖了一回乖。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去向，黄一平曾经有过很多规划。只是，处在他这样的地位，人微言轻身不由己，本人的定位再准确、愿望再迫切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领导，由冯市长亲*板定夺了，一切才可能最终实现。
联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指点江山，那该是何等的豪迈与痛快！因此，黄一平心想，当初多亏选择了秘书这职业，这才会有如此锦绣、光明的前程。
秘书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只有身在其中并历尽甘苦者，才能品其精髓、得其三昧。黄一平回想起当年在大学，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多有对古代师爷、幕僚的专门描述。
那些师爷、幕僚，大抵类同于如今的秘书。在古代，一般官府的师爷、幕僚，通常是在当地颇有文名的落第秀才中挑选，若是官居一二品的尚书、总督一类大员，其幕府则可能就是更具具才华的举人、进士。而且，那些幕僚、师爷在官府的地位都很高，吃饭、看戏、接客常常与主人平地平坐，礼遇几可等同于家人。
因此，江浙一带文风旺盛之地如浙江绍兴、江苏虞山一些地方，素以状元辈出闻名天下，同时也以盛产师爷而举国皆知。
清朝一代，绍兴师爷甚至在京城形成了一个势力不小的族群，党羽遍布各个官府衙门的掌门人物之侧，惹得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深感恐慌，最后不得不借助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狠狠整了绍兴师爷党一个屁滚尿流。
那时的师爷，多以此为终身职业，若是有幸伴得李鸿文、左宗棠、曾国藩之类的名臣，同样可以随之名扬天下，享得人间富足安逸之极乐。
等到进入现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秘书队伍迅速膨胀乃至蔚为大观，同时又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就说眼下，且不论那些为*事、请命的党政机关，但凡是称得上一级组织、团体者，甚至哪怕只是三两个人的皮包公司，那些长字号、总字号首脑人物后边，必有拎皮包、端水杯的秘书随侍。
尤其那些男性官员或老总，如其秘书前边再加个女字，那就又多了一层暧昧甚至*的味道。于其中多数人而言，秘书不过暖身之衣、饱腹饭碗而已。当然啦，堂堂政府机关秘书如黄一平辈，情况又有不同，人家所在机关、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自身能力、水平、档次在那里摆着，自然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杂色水货所能同日而语。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不管档次有多了不起，服务的机关多大、领导级别多高，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平常闲聊的时候，冯开岭就经常告诉黄一平，北京某某、省里某某，别看如今都是身份显赫的要员，出则前呼后拥，行则车队如龙，当年只是某某领导人身边的普通秘书。每逢此时，黄一平就会在心里说：“冯市长您不也是。”
也有少数行中人，将秘书做成了终身职业。这些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在领导身边呆惯了，不太愿意离开；还有一种是除了秘书，其余职业做不来。前者，一般是那种性情温和且有些惰性，没有太大的人生抱负，安于在熟悉的环境里蜗牛般厮守。这类秘书，感觉跟随领导身边，毕竟大树底下阴凉大，办个私事、开个后门很方便，或者也习惯了那种随侍领导周围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
不过，在阳城政府办这样的机关，做个终身秘书既要有点忍功，又要耐得住寂寞，在你上头，可能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一大堆，你资历再老，能力再强，一辈子就只能老死在秘书岗位上，永远做些拎包端茶杯熬夜爬格子的勾当，终归是听人使唤的角色。
放眼那些离开了市府办的秘书，年纪轻轻下去担任一个局、委、办的负责人，或者是县、市、区的党政班子成员，总要主管一个方面，手中有不小的签字、决策、人事等等诸多方面的实权。
现在的社会，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实惠，就会蔓延滋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脉资源，就会有好多可供自己和家人、包括亲戚朋友利用的机会。
如果像黄一平这样，有冯市长这棵大树罩着，主政一方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一旦做了某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那天地就更加广阔无边了。
黄一平原来跟的那个魏副市长，在国家某部工作大半辈子，做副司长也有十几年了。按规定，副地、厅、司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秘书之类的，名义上挤进了高级干部行列，实际上却与普通干部无大区别。
可是，中国官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管规矩定得多细多严，却仅仅限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或者只是对普通百姓才起作用，又或者是在声讨某个已经落网的贪官污吏时作为附加过错一笔带过，很少有当真落实的时候。
那个魏副司长在北京时，住中套公寓，骑自行车上下班，在食堂吃饭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甚至连办公室也是两人一间，说到底只是一个职务高些的办事员，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都不及发达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工作人员。
可是，副司长下派阳城成了副市长后，情况立即改观：市里为他配备了奥迪专车，专职秘书，换了新款手机，住宿在阳城宾馆，办公室不仅比部长的还要宽大，而且超豪华配置，于是当即惊诧莫名感慨万端。
及至工作了一段时间，更发现此副市长与彼副司长的实际权力又岂止形同天壤――走到哪都有官员热情迎送，坐到哪都有热茶送到手上，言必重要指示，座必主席主位，至于请客送礼、歌舞娱乐等等一应消费不仅全额公费报销，且有专人负责办理。至于平常下去视察或逢年过节，车子后备箱里从来都是满载，那些专程送上门来的还不包括在内。
本来，此公任期只有二年，可是二年转眼即到，魏副市长竟然有些乐不思蜀，正好部里其他官员也都不愿离开京城，他就主动提出申请，又在阳城多呆了一任。后来，黄一平每次到京，总要抽空看望老领导，那魏副司长也不见外，说起在京城每每骑着自行车混杂于茫茫人流，或挤公交、地铁一类上下班，还老大不适应，难免想起在阳城呼风唤雨种种。
缘于此，黄一平也深有感触，知道同是一个职级的官员，在此是君，于彼为臣，甲处是凤凰，乙处就只能是只鸡了。也因此，他从内心里不仅希望早些离开秘书岗位，而且更希望选好一个落脚点，最好能借助冯市长的上升期，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不断上升。
“眼下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教授，处理好冯市长的文章。否则，一切免谈。” 黄一*复提醒、告诫自己。
不得不去的饭局郑小光又要从省城来阳城请客。电话直接打给黄一平，语气依然亲热且不乏客气，却又隐隐含有某种没有商量或者是吩咐的成分。刚开始，黄一平并不太习惯一个不是领导的人这样对自己说话，可是几年交往下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好的，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黄一平虽然不像对待冯市长那样恭敬，却也算是相当客气。
冯市长的朋友、客人里，郑小光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放下电话，黄一平赶紧联系阳城大酒店，果然晚上的包厢非常紧张，已经没有空的了。
“是冯市长的客人，从省里过来。”黄一平无奈，只好搬出身后的大菩萨，这才调剂出一间。
可是那边大堂经理也不是很买账，放下电话前还不忘嘟囔一句：“每次都这样！以后订餐得提前一些。”
黄一平也生气，心想，都是那个大来大去的郑小光弄的这种破事！
在如今宴席泛滥的年代，按照一般请客的规矩，哪怕就是邀请机关里的一般办事员吃饭，也应当履行提前预约程序，确定客人有时间了，才把饭店定下来，然后再一一通知到客人，某日几时几分在某某饭店某某厅恭候大驾。
可是郑小光倒好，他来阳城请客，从来就不遵守这种规矩，十之*是忽然想起要在阳城请一次客，而且请的还都是副局长一类的实权人物。请客之前也不先打招呼，等到汽车上了省城至阳城的高速路，才给黄一平打电话，通知说要约几个人聚聚，还特别交待一句：某某非来不可，告诉某某不要迟到。
黄一平放了电话一看时间，往往离吃饭时间也就三两个小时了。于是，赶紧丢开手头的所有事项，约请客人，联系饭店，紧赶慢赶才不误事。
郑小光的客人，主要是建、交、规、土、房等几个局的头头，都与他的公司业务有关。请客的标准因客人身份和请客动机，分成两种档次：一般的标准，通常放在华侨宾馆，每客二百元左右，喝茅台五浪液一类的国酒；好一些的哩，就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五百元甚至一千、二千元一客，喝的是欧洲或美国洋酒。
如此急就章式的请客风格，会不会出现客人没空或找借口不来的现象呢？放心吧，基本上不太可能，至少黄一平帮郑小光请了那么多次客，还很少出现过。
原因很简单：郑小光要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那些人又都是冯市长分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都知道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岂肯不来？
再加上每次都由黄一平出面邀请，而在那些被请的官员眼里，秘书往往就是市长的传声筒，冯市长请你吃饭，敢不快来！在阳城，不要说你还在冯市长直接分管、领导之下，就算不是，也没人会傻到拒绝这样一位当红权势人物的宴请。
要知道，这个城市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在绞尽脑汁创造机会，希望有机会与冯市长碰上一杯哩。
郑小光这次要请的人，无非还是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几个，另外还有城建上的一个什么监理，还有交通上的一个财务总监，郑小光也说不清他们的名字，只说让马、何二位局长顺便带来即可。听那口气，就如同那监理、总监只是局长裤腰上的一把钥匙，不过顺手牵羊的事情。
依照郑小光的意思，地点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每人二千元标准，点名要喝一种新上市的XO，说是马、何二位局长喜欢那种口味。
饭店定下来了，再把电话打到马大富、何忠来的手机上，全都欣然答应。马大富原本还有其它应酬，一听郑小光要来，马上就答应推掉。何忠来在满口答应的同时，照例问冯市长是否参加，听说市长不参加，却又连声说了几声“好”，不知他到底是希望市长参加，还是盼着市长不来。
一切安排妥当了，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简要报告了晚上郑小光安排的活动。
正在看文件的冯市长，埋着头听黄一平如此这般一番叙说，未置可否，只是面无表情地轻轻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稍顷，见黄一平还立在面前，似乎这才愣过神，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小光呀，好吧，你们忙你们的吧。”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文件。
回到办公室，黄一平还是有些纳闷：冯市长对郑小光频频来阳城，好像是知情的，又好像有些茫然；似乎是欢迎的，但又似乎有些无奈。刚才冯市长最后那句话很奇怪，你们忙你们的吧，就好像郑小光来请客，不是依托你冯市长的面子和名义，而是和我黄一平有什么私交，是两个小朋友之间的某种游戏之类。
纳闷归纳闷，黄一平还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提前来到酒店，确定了菜单和烟酒，甚至提前在单子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然后坐到包厢里，要了杯茶，趁吃饭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正好借机歇息一下。
不一会儿，却有叮叮咚咚的敲门声，随之进来的是长相漂亮的酒店前台经理。彼此都是熟人，经理也不多加寒喧，坐下便问：“黄大秘书，酒店新进了一批上好龙井，是人家产地老板专供中南海的特级品，要不要给你弄点？”
黄一平笑笑说：“不要了，你那专供的特级品肯定价格不便宜，我一个小公务员哪里喝得起哟。”
经理也笑，说：“这有什么喝不起的呀，一斤茶才两千五百元，还抵不上半桌饭哩。前几天，丁市长秘书小吉在这里招待客人，不也带了二斤走了。”
黄一平并不接小吉那个话头，而是指着杯子里的茶，自我调侃说：“就这种十块钱一杯的茶，我也只敢偶尔尝个鲜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