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平以一位市府秘书应有的严肃与庄重通知汪若虹:“老婆,你丈夫此去阳关大道,离飞黄腾达不远了,你得有享受天下大富大贵的思想准备!”汪若虹也很认真地回应:“老公,我早就提前准备好啦,李嘉诚、霍英东家人能承受的幸福,本人全能承受!”

  刚开始四年,黄一平跟着那个北京下来挂职的魏副市长,好象和做老师时的变化也不算太大,只是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双休天节假日不得休息,有时也在外边应酬到半夜才回家。

  但是,毕竟那个魏市长是临时锻炼性质,又经常要回北京与妻儿团聚,黄一平的时间总体上还是比较空闲。而且,因为黄一平工作性质的变动,魏市长也让市府办出面给医院打了招呼,汪若虹由三班倒转成常日班,算是开始跟着沾光了。后来,魏市长离开阳城,冯市长看上了黄一平,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而发生。

  这几年,黄一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天忙得不着家,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夜不归宿,全部心事与热情都投入在工作上,或者干脆说是投入在冯市长身上。

  这期间,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随之得到很大改善,住房由七十平米小套换成一百三十平米大套,所有电器都是时下最流行品牌、款式,日常吃穿用的东西基本上不用自己购买或花钱很少,汪若虹的工作也由常日班护士变成科室白领,女儿小萌免费上了市里最好的民办学校……生活即便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少也已经是中富中贵了。可是,汪若虹还是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一时也理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只是感觉,原来那个熟悉的黄一平渐渐模糊了,离她和女儿好象也越来越远了。

  应该说,黄一平对女儿一直是非常宠爱的。早些年,但凡与小萌有关的事务,大到报名上学、接种疫苗、看病吃药,小至洗澡、换衣、剪指甲,甚至就连上厕所擦屁股,都是爸爸随身伺候从无怨言与推托。逢到女儿生日之类,又是订蛋糕,又是拍照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这几年,花在女儿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了,有时答应了孩子的事情,几乎没有一桩做得有头有尾圆圆满满。比如本来约好双休天带她到公园看猴子、老虎,陪她去江边玩水上游戏,结果从春到夏再到秋,好不容易挨到冬天才去成,等到了公园和江边时,猴子、老虎早就搬到郊外另一家动物园,水上项目也因天凉不能再玩了。又有时,父女俩刚刚兴高采烈奔向肯德基、麦当劳,那边冯市长忽然来电话了,只好拉着眼泪汪汪的女儿打了转。

  就说眼下这女儿的生日吧,早就说好一定早点回来,陪孩子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临到下班忽然说是省里来了个什么电话,要等冯市长接好电话才能离开,弄得女儿眼泪汪汪苦等到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呀!

  好秘书,坏丈夫菜上齐,酒和饮料倒好,点上那些蜡烛,又关了明晃晃的电灯,等女儿小萌从妈妈怀里被唤醒时,一时只当是在梦里,或是在迷人的童话世界。在黄一平卖力的《祝你生日快乐》歌里,汪若虹陪女儿一起吹灭了烛光,三口之家,马上又充满了其乐融融的欢快氛围。

  从蛋糕上拔下的十一根蜡烛,被黄一平悄悄攥在手里。刚才要不是一根根数过,黄一平还真不清楚女儿到底是十一还是十二岁。看着小萌复归欢天喜地的的天真模样,黄一平心里忽然有些酸。

  从女儿生下来那年底调到市府做秘书,匆匆已是整整十个年头,早先跟着魏市长还算清闲,自从五年前跟了冯市长,这些年,他真是没有陪妻子、女儿过一个完整的生日。

  今天的晚餐,其实早在十天前就和女儿约定,父女俩还拉过钩,几天前也已经在冯市长面前讲过,今天一早又认真请过假,可到底还是迟到了两个多小时。

  本来,刚才黄一平打算在办公室就和冯市长分手,直接回家。可是走到楼下,他竟然又鬼使神差上了老关的车,说是要把冯市长送到宾馆。

  说到底,他还是对自己刚才的判断有些不放心,如果不能作进一步的证实,他回去了也不会定神,夜里的觉也一定睡不踏实。果然,上了车还没来得及发动,冯市长就指令副驾驶座上的黄一平:“来一曲,步步高。”

  黄一平得令心里一喜,马上熟练地换上碟片,车载音箱里立即便响起着名民乐合奏《步步高》欢快的旋律。再回头看后排座上的冯开岭,正双目微合、双掌轻击,满面春风地附和着音乐节奏摇头晃脑。

  这下黄一平算是彻底放心了,单凭这首《步步高》,而不是《二泉映月》之类的伤感音乐,证明刚才年处长的来电即使不是天大喜讯,至少也不会是什么特别不堪的凶兆。

  于是,在从宾馆打车回来的出租车上,黄一平上了车,居然也神经质般说了句“来一曲,步步高”,结果那位的士司机懵懂半天,也不知这个身上有些官气的客人哪根神经搭错了。

  桌子上,黄一平克制住饥饿,一个劲给妻子、女儿剥虾仁、剔鸡骨,尽显一个合格丈夫与父亲的风采。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快了,快了,等换届选举结束,这样紧张忙碌、精疲力竭的日子也到头了。

  晚上伺候女儿洗漱睡了,黄一平没让汪若虹动手,主动把餐桌和厨房收拾干净,而后赶紧洗了个热水澡,躺到汪若虹身边。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汪若虹往边上挪了一下,幅度不大,动作却有些夸张。

  “怎么啦,嫌弃老公?”黄一平把手伸到汪若虹颈下,轻轻勾过来,笑着问。

  汪若虹斜着眼看看丈夫,过了好一会儿才认真地说:“不是嫌弃,是不习惯。你说说,我们像这样开着灯并排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黄一平一楞,瞬间语塞。是啊,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几年,市府秘书里除了丁市长秘书小吉,就数他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最忙碌最辛苦了,三天两头随市长出差不谈,即使在阳城市区活动,也几乎每天都在外边应酬、写材料,经常一忙就是大半夜。等到深夜摸黑回到家,女儿和妻子早已进入梦乡,夫妻俩连在一起说话的时间也没有,原本很有规律的性生活也被肢解得破碎不堪。

  想到这里,黄一平忽然感觉鼻子发酸。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轻嗅着妻子身上似乎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香味,呼吸渐渐就急促起来。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地做过爱了。他们夫妻都是*比较旺盛的人,何况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做起来岂能不惊天动地拼尽吃奶的力气。不一会儿,两人都心满意足地瘫软下来。

  似乎为了给妻子多一些补偿,筋疲力尽的黄一平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翻身睡去,而是重新打开灯,半坐起来,搂着汪若虹说话。

  “老婆,耐心点,再过几个月就是市府换届,冯市长提拔已成定局,你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黄一平轻抚着汪若虹说。

  “他提拔和我有什么关系?” 汪若虹明知故问,娇憨可爱。

  黄一平拍了拍妻子绯红的脸,习惯性地左右顾盼一番才说:

  “与你关系大啦,傻瓜!”

  接下来,黄一平便开始历数这几年家里的种种变化,诸如汪若虹工作变动、小萌免费上民办学校、王大海进明达公司等等。

  “如果没有冯市长这棵大树,怎么会有这么些阴凉落到咱们头上?再说啦,假如冯开岭底下升了正市长,你老公我就是最大的利益者,将来小萌还可以继续免费读市里最好的中学,你就能调到卫生局机关或防疫站之类的好单位,你一直羡慕的滨江别墅也不是奢望。”黄一平进一步展望未来小家庭的美好蓝图,虽说不乏夸张,却也完全可以预期。

  一席话,说得汪若虹心花怒放,两颊绯红,眼睛里竟然放射出初恋少女般的光彩。

  “接下来的半年将是冯市长竞选的特殊时期,我的工作也会更忙一些,老婆你就要多辛苦一些啦。” 趁着妻子情绪不错,黄一平抢先打了预防针。

  正在兴头上的汪若虹也顾不上答腔,而是把身体主动迎上来,粘虫般吸住丈夫的嘴唇,一双手在下边也没闲着,呼吸很快复又急促起来。黄一平不敢怠慢,马上积极呼应,与妻子携手再辛苦一程。

  文章计:晋升的一块敲门砖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内容,三天后就得到了印证。

  周六,省委杨副秘书长回阳城老家办事,傍晚准备回省城时给冯开岭打了个电话,算是打声招呼问候一下。

  “这怎么行!不吃饭就走,要么显得我这个父母官没有人情味儿,要么显得你这省里下来的首长架子大。”冯开岭一句话就把杨副秘书长拦下了。

  杨副秘书长是本市阳东区人,*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省委机关工作,现在省委办公厅主管信息、法规和理论研究,是省委机关刊物《理论前沿》的主编。

  虽然长期在省委机关工作,职级也不算低,可是因为从来没有在阳城工作过,又属于位高权不重的那种虚衔,所以每次回来看望父母或有其他私事,基本上都不通过公共管道,也不主动惊动阳城官方,洪书记、丁市长们即使知之也就装作不知。

  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却是个例外。

  当年冯开岭初到省城,虽然是跟在老书记后边,可毕竟还是一介毛头青年,形单影只,环境生疏情况不熟,难免会多受到一些白眼与冷落。

  杨副秘书长其时已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年长冯开岭五六岁,在办公厅里算是有了些资格,对于这个初来乍到的阳城老乡,自然格外加以关照。

  那时,冯开岭经常应邀到杨副秘书长家里做客,以大鱼大肉中和机关食堂里的清汤寡水,逢年过节更是多有叨扰。两人算是结成了一对忘年交。

  后来,杨副秘书长升任现职,冯开岭接替了政研室主任位置。两人在省里前后共事三四年,每天在走廊、厕所、食堂里时有碰面,也同在一个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就是不曾在同一个处室里共事过。

  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像他们这种几乎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锅里抢过勺、争过羹的干部,一般就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直接纷争,如果再有些类似的同乡之谊,那就极易做了朋友,至少不会成为相互倾轧的死敌。

  也因此,远交近攻一词,最适宜用处其实不在战场,而在官场。冯开岭与杨副秘书长之间的良好关系,始于彼时,持续至如今。

  这次杨副秘书长回来省亲,冯开岭照例要亲自招待,两位老朋友把酒言欢一番。地点还在明达集团的休闲中心,陪客只有黄一平、邝明达以及规划局长于海东等几个亲近的人。

  旧友相聚,菜不在精,酒不在贵,重要的是一份真诚与热情,其中最直观的考量标尺就是交谈的流畅与热烈程度。

  酒席开始,冯开岭虽然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笑容满面,可是却时常有瞬间的走神与愣怔。对此,别人也许不怎么看得出来,黄一平却是一目了然。个中原因,还是因为年处长电话里透露的那些内容,让他感觉不是很踏实。省委龚书记的那几条原则,如果真是确定下来,他这个常务副市长转正就少了些必然性,多了些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从主人到客人,包括几个陪客,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自己人,席间说话就没有什么拘束,上自京城的政治传闻,中到省城的趣闻轶事,下至普通百姓间流行的荤故事黄段子,知无不可言者,言无不尽兴者,一时聊了个痛快淋漓。

  说着说着,难免就碰到来年地市级政府换届的事。杨副秘书长毕竟久居省里,听到好多信息,有民间流言,也有官方或半官方消息,不管涉及到什么人的,统统拿出来一一说了。说到阳城方面,杨副秘书长一口咬定,未来几年阳城政府,必是冯氏天下无疑。

  冯开岭只是淡然一笑,起身敬了杯酒,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听说最近省委龚书记对换届选举有些新的指示?”照例亮了杯底,冯开岭问得很随意。

  “是啊,本来组织部拿了个方案,但是龚书记不满意,又亲自定了几条原则。据说组织部的部长、处长们为此没少挨骂。”杨副秘书长回答得也很轻松。

  冯开岭和黄一平对视一下,心里都有些吃惊。关于年处长电话的内容,近几天冯市长也陆续透露一些,毕竟有些主意需要两个人商量着拿,很多具体事要通过黄一平来办。

  再说,像冯开岭这样相对谨慎、性格内向的官员,平时遇事并无多少人可以诉说、商量,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此类机密大事若总是一个人憋在心里,毕竟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

  杨副秘书长大略说到龚书记定的那个四点原则,语气里却充满调侃的味道。

  “这么说来,这次换届,方针政策真是要有质的改变了?”冯开岭问。

  “哪里啊!那不过是做做姿态,主要是防止组织部门弄权。” 杨副秘书长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龚书记从北京来省里工作虽然也有三四年了,可地市换届还是第一次,当然要体现出足够的重视。前一阵,可能是主管组织的领导有些事没办好,在用人方面领会书记意图不到位,惹得老人家有些不高兴,这次发火主要是在表现一种强硬的姿态。”

  “呵呵,堂堂省委书记也要通过这种方式表示强势?”冯开岭笑笑说。

  “倒也不是。龚书记来省里之前,主要是在北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任职,似乎缺少一些封疆大吏的履历和气派,也因此,省里有些人刚开始就不太买账。可是,你看这两年,他把省里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政绩卓着,频频得到高层的赞扬,大家也就服气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控局面,就不喜欢太多人七嘴八舌。”杨副秘书长进一步介绍道。

  “可惜,我对龚书记不熟悉,估计他也不认识我。”冯开岭说。

  “是啊,你离开省里六七年了,书记也换了两任。其实,龚书记还是个直率的性情中人,骨子里颇有些文人情怀,与你我这些人容易拉近距离。”杨副秘书长道。

  “哦,是这样?”冯开岭惊讶。

  “我想,你倒真是需要让他熟悉一下,如果他对你一点都不了解,可能不是什么好事。若是一般层级的干部还好说,像讨论到市委书记、市长这个层面的干部,其他人说话都没用,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这个拍板定夺。”杨副秘书长说着,竖起右手大拇指晃了晃。

  “可是,我不像在省里工作那样,可以近水楼台,更不可能如老兄你这般随时听命于近前呀。”冯开岭的话,既有玩笑,也是实情。

  “其实机会还是有的,只是不知你老兄运气如何了。如果阁下有兴趣,不如近期给我们《理论前沿》杂志写篇文章。”杨副秘书长略一思考,便当场献了一计。

  原来,龚书记曾经在北京某社科院任职多年,对理论研究情有独钟,特别关注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应用性理论问题。他到省里第一件事,就是视察社科院、新闻单位、高等院校等理论文化部门,并特别重视杨副秘书长主编的省委机关刊物《理论前沿》。

  这几年,他不仅亲自给《理论前沿》出题目,而且还聘请了一帮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担任杂志特邀编委,同时兼任省委理论顾问,其中又数N大学哲学系主任最得信任。

  据说,龚书记当年在北京某社科院担任副院长时,方教授曾在该所进修,两人结下不错的关系。

  “《理论前沿》上挂头的重点文章,龚书记一般都会认真阅读,还经常有指示哩。怎么样,你也来一篇,或许会让他注意一下,或者干脆重点批示?现在省委党校的校长,就是通过发表在《理论前沿》上的两篇文章,让龚书记产生了深刻印象,一下从副厅调提拔为正厅职。”杨副秘书长满脸得意。

  不用细想也能掂量出,杨副秘书长的这个主意确实很够分量,也很够交情。不知底细者,绝对不会朝这方面考虑。冯开岭抑制不住兴奋,马上带领黄一平、邝明达、于海东几个人,敬了杨副秘书长一个“三盅全会”。

  “有几个选题哩,可以提供你参考一下,新农村、现代制造业、新兴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文化大省、环境保护、城市化进程等等都是龚书记关心的课题。除了角度要新颖、言之有物、论述有深度等基本要求,关键是要有学术气,理论性强,站得高一些。”杨副秘书长的这番点拨,算是把佛送到西天了。

  而且,他还和冯开岭当场约定,再下一期的《理论前沿》挂帅位置给他留下,一万五千字左右。冯开岭当然满口答应。他一算,那期《理论前沿》的出版时间,刚好距离换届还有四个月左右,时机恰当。

  “不过,这篇稿子分量不轻,不知是否能写好哩。”冯开岭有些担忧。

  “嗨,区区一篇稿子,对你这种文章大家还有什么为难?从阳城上下到省委机关,谁人不知你冯老弟的一段佳话――一支笔,不仅写出了千锺粟、黄金屋,而且还写出了颜如玉呢!”杨副秘书长调侃道。

  “你杨兄就别寻我开心了。文章的事,你得把关。” 冯开岭语气真诚,并非假装谦虚。

  “不能,不能,万万不能指望我。”杨副秘书长连连摇手道。“说实话,平常弄点一般化的稿子倒还凑合,可是像如此重要的理论文章,是要经过龚书记这样大家的慧眼,必须确保足斤足两,方能取得奇效。这个,我真的力不从心。不过,刚才我说过的那几个理论顾问里,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可是,若非你我这样的至交,人家又岂肯帮如此大忙?毕竟,这种文章劳心费神,不是那么好弄的哩。”冯开岭操笔多年了,对文章中事自然心里有数。

  这时,坐在边上一直忙着倒酒递烟的黄一平,瞅了领导们谈话的一个空档,问:“请问秘书长,您说的N大哲学系主任是否姓方?”

  “正是。怎么,你认识?”杨副秘书长道。

  “哦,果然是方教授。岂止认识,当年我在N大读书时,与他是铁杆棋友,也算是一对忘年交,关系非同一般哩。”黄一平回答。

  “那你出面,他一定肯帮忙喽?”冯市长迫不及待,显然来了兴趣。

  “我想可以试试。”黄一平答。有一句话,他想了想却没有出口――毕业之后这十多年,他和方教授已经疏于联系了。

  “呵呵,只要他肯帮这个忙,此事妥矣。”杨副秘书长语气相当肯定。

  写出来的副市长杨副秘书长提出让冯开岭以笔作利器,文章作奇兵,以期引起省委龚书记的关注,算是一语中的,点到了穴位。

  的确,在省委和阳城市级机关里,很多人都清楚,冯开岭之所以能从从阳城师专的一位普通教师,走到今天阳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高位,手中一枝笔,曾经发挥过多么奇特的作用!至于杨副秘书长说的那个写出了千锺粟、黄金屋、颜如玉之类,虽是玩笑,却也是实情。

  冯开岭的家境,与黄一平也差不太多,父母、祖辈清一色务农的农民,家里的兄弟姐妹比黄家还多两个。作为兄姊中的老小,冯开岭有一股特别的倔劲儿,读书写字时的专注与认真,尤其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从中学时开始,冯开岭就特别喜爱杂文与文艺理论一类,考大学时本来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专业,后来因为分数不够,到了江南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

  大学期间,仍然喜欢读文艺理论书籍,并时常在校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毕业分配到阳城师专中文系,担任助教与年级管理员,经常给阳城日报副刊投稿,多是千字左右的文艺短论、述评,还时常在一些征文评奖中获奖。这样的次数多了,在学校里就有了些影响,学校领导也渐渐开始关注他。

  那时,师专年轻老师多,一般人进校三五年领导都叫不出名字,可校长、书记们对冯开岭却印象很深,刚刚在路上遇到校长才问:“最近又在报纸上得奖了?”马上又让书记拦住了吩咐:“还是要多写,报纸的影响大,都知道师专有个冯开岭能写哩。”

  其实冯开岭也知道,师专里比他能写的人很多,每年在外边发表的文章能用箩筐装,可正如书记所言,报纸是大众化读物。容易产生影响。

  进校不多久,阳城师专团委改选,需要一名专职团委书记,很多年轻教师一心扑在提升学历、做精专业、晋升职称上,大都不太愿意做团的工作,校领导马上就想到了冯开岭。

  凭心而论,冯开岭本来就不喜欢做老师。他不习惯成年累月站在同一个讲台上,对着一帮几年不变样的老脸色,照本宣读着一套程式化语言。

  他喜欢新颖、变化、挑战,愿意每天面对不同的东西。因此,在团委书记岗位上,他做得极其卖力,也非常得心应手。

  那时候,阳城团委一扫多年死气沉沉的阴霾之气,各种活动不断,每有活动又都能在报纸、电视上及时报道。

  冯开岭依然喜欢写文章,只是不再单纯写文艺评论之类,而是结合实际重新开拓思路,写些理论性较强的时评、述评,发表的阵地也不仅仅局限在阳城本地的报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与一代伟人*南巡谈话相呼应,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人民日报》搞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征文竞赛,冯开岭有一篇理论文章被选用,提出的命题的是当代青年应该自尊自强自立,文章刊登时注明了作者单位。

  应该说,那篇文章完全是激情所至有感而发,既写得激情澎湃,又充满思辨色彩。小小阳城的无名作者,能在中央顶级报纸发表那样有分量的理论文章,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注意,并一度在阳城市级机关引起热议。事后不久,市委书记即点名调他来身边做秘书,三四年后又随着书记跟到省城。

  在省里那几年,冯开岭一直没有再做领导贴身秘书,而是在综合处做信息工作,使他有了更多写作的时间。

  期间,他是省委《理论前沿》的特约撰稿人,在中央几个大型理论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关于城市化浪潮中的农民工问题,是国内理论界首批关注此类问题的文章之一,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亲自作了批示,引起高层决策部门的重视。

  也正是那篇文章,直接把他送到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令他至少提前两年完成了副处到正处的晋升。可千万别小看了那个两年,有些人在面临进退去留的关键时刻,不要说两年,就是两个月甚至两天,也许一辈子就卡在那里了。

  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之后,冯开岭写文章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了,一般选题的文章也不怎么愿意轻易动笔了,可是,每隔那么一年半载,或者是天下大势、身边环境、个人命运面临重大变革,他仍然会拿出一两篇分量不轻的文章,发表在省里《理论前沿》之类刊物上,以显示他与一般官员的不同之处。

  比如,在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最后一年,省里组织省直机关、下辖各市农业主管领导到澳大利亚参观,十天行程其实也只是走马观花,其他人看了也就看了,听了也就听了,回来后除了带回大包小包化妆品之类,也就只有若干风景区留影聊以为证了。

  冯开岭却不同,虽然该玩的时候也玩,当买的东西也买,可参观时则留意向当地政府部门、农牧场主索要了很多外文材料,回来后通过网上翻译系统自动译成中文,又根据需要下载了一些介绍澳洲农业的历史资料,不久就写成一篇洋洋洒洒、足有两万多字的《澳洲现代农业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