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更能验证死者是在熟睡中遭遇袭击的。”我说，“没有任何抵抗伤和约束伤，甚至连眼睛都没能睁开。唉，也算是去世的时候没有痛苦吧。”
我一边为这对老夫妻活到70岁却不能善终而叹息，一边用手术刀慢慢地剃去尸体的头发。
法医都是好的剃头匠，对于法医来说，必须用最精湛的刀功把死者的头发剔除得非常干净，既不能伤到头皮，也不能留下剩余发桩。只有干干净净地剔除死者的头发，才能完全暴露死者的头皮，从而更清楚地观察死者头部有无损伤。这种损伤可能是致命性的，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轻微的皮下出血，即使是轻微的损伤，也能提示出死者死之前的活动状况。
甄老头的头皮上有5处创口，创口都明显带有棱角。我们切开死者的头皮，发现头皮下有大片的出血，5处创口中的3处下方有凹陷性骨折。但骨折的程度不是很重，3处凹陷性骨折都是孤立的，没有能够连成片。因为甄老头的颅骨比较厚，我们费了半天劲儿才锯开了颅盖骨，发现整个脑组织都存在蛛网膜下腔出血，还伴有几处脑挫伤。
甄老太的损伤和老头的损伤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头皮上没有挫裂创，取而代之的是有明显特征性的皮下出血。
“这几处皮下出血基本可以告诉我们凶手使用的是什么致伤工具了。”孙法医指着甄老太头皮上的皮下出血说。
我探过头去看了一眼，说：“呵呵，方形皮下出血，金属类方头钝器。”
大宝补充得更具体：“方头锤子啊。现场没有发现方头锤子，看来凶手是把凶器带走了。下一步要侦查去搜了。”
“不过，”我突然发现了疑点，“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损伤轻了一些吗？”
“嗯，”孙法医说，“确实是的。这样的损伤，木质的工具不可能形成，铁质的，又显得太轻。连颅骨骨折都很轻，如果是用金属锤子打击头部的话，损伤肯定不会这么轻微，估计脑组织都会挫碎的。”
“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大宝说，“凶手的力气小。未成年人作案，或者是女性作案。”
大宝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都在沉思，看看这个推断能不能使用。沉默了许久，我说：“不可能，凶手是身强力壮的青年男性。”
大宝和孙法医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接着说：“如果是老弱病残妇，怎么可能把一具这么重的尸体从那么高的厨房窗户扔出去？而且看地上也没有拖擦的痕迹，尸体应该是被背进厨房或者抱进厨房的。那么这个凶手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人。”
在场的人都在默默点头，我接着说：“那么为什么他决意要杀人，却没有使上全身的力气敲打死者头颅呢？”
因为高度腐败尸体的软组织会有变色，很多腐败造成的皮肤颜色改变都疑似损伤。为了不漏检一处损伤，我们仔细地把每处颜色改变都切开了观察。两具尸体的检验虽然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尸检工作还是持续了近4个小时。
我们没有被臭气熏着，衣服却沾满了臭气。当我们坐进车里的时候，驾驶员皱了皱眉头说：“先去宾馆洗澡换衣服吧。”
洗漱完毕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我们来不及吃晚饭，火急火燎地跑到了专案组，想获取更多的信息。
刘支队刚看见我们走进专案组的大门，就皱着眉摇了摇头，说：“让你们失望了。”
“怎么？”我说。
“对甄老头甄老太生前的熟人和亲戚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刘支队沮丧地说，“全部排除作案可能。”
4
这个消息虽然不好，但是并没有打击我破案的信心。我说：“要不要再重新整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许是有人作伪证，包庇凶手呢？”
“你开始说了，凶手之所以没有选择焚尸，而是选择了藏尸，最大的可能是凶手作案后准备逃跑。”刘支队说，“但是我们查了所有可疑的人，都没有跑。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拖延发案时间呢？”
“我们也是推断。”我也开始心里打鼓了，“这个不能作为排查标准，毕竟推测不是依据。”
回到宾馆，我思绪万千，却怎么也整理不清楚。于是我闭上眼睛、关上思维，决定明儿一早就求助于师父。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带着全套现场、尸检的照片电子版，到市局找了台能上互联网的机器，把照片传上了省厅的FTP（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
“师父，”我打通了师父的电话，“帮忙看看照片呗，遇见困难了。我们认为是在死者家留宿的熟人，但是经过一轮的排查，都排除掉了。现场又没有什么痕迹物证可以甄别犯罪嫌疑人，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网上会诊？”师父在电话那头说，“我先看看吧，1个小时后再联系。”
我知道师父虽然是法医界的专家，但在电脑操作方面确实是个新手，可能他通过照片半个小时就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但要让他下载照片再在电脑上打开，估计也得要半个小时。
在焦急的状态中，时间过得特别慢。
师父总是那么准时，1个小时以后，电话准时响起。
“天天吵着要成为专家，”师父说，“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都发现不了？”
师父的开场白让我十分诧异，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现场有一张躺椅对不对？”师父没有理睬我的沉默，接着说道，“躺椅上有血对不对？说明死者是在躺椅上遇袭的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我们都发现了，但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我说。
“首先，我要肯定你们的推断，应该是准备留宿在死者家里的人作的案。”师父说，“显而易见，老太上楼睡觉了，凶手坐在放在躺椅旁边的靠椅上和老头一起看电视，等老头睡着以后下的手。”
“这个我们也推断到了。”
“关键是那个躺椅，是可以前后摇晃的对不对？”师父接着问道。
“对啊，”我说，“就是太师椅啊。下面是弧形的底座，是可以前后晃的。”
“那么，既然是头部可以上下移动的椅子，凶手怎样才能击打死者致死呢？”师父接着问道。
我仿佛慢慢地找到了思路。对啊，椅子可以上下晃动，如果凶手直接打击的话，死者头部会随着椅子往下晃动，这是一个缓冲的力，不可能导致颅骨骨折这么重的伤。我突然想起了两名死者头上的伤比想象中要轻，于是问道：“会不会是因为椅子晃动的缓冲，才导致死者头部的损伤比想象中要轻？我们认为凶手身强力壮，但是死者头部的损伤没有那么重。”
师父说：“你理解错了重点。如果椅子可以缓冲，根本就不可能打成颅骨骨折。头部损伤比想象中轻，另有原因。”
“那您看出的这个椅子缓冲作用，对案件侦破有什么用呢？”
“你想一想，凶手不是傻帽儿，他当然知道这样直接打击死者头部，死者头部会随着椅子的摇晃而缓冲，不会致命，那么他会怎么办？”师父说，“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我觉得师父说的非常有道理，换位思考了一下，便答道：“要是我，我会用一只手扶住躺椅的头部，另一只手拿凶器打击。”
“对呀！”师父说，“如果凶手没有戴手套，躺椅的头部下方必然会留有指纹。”
我恍然大悟，接着问：“明白了，痕检员初步勘查现场的主要目标是现场的一些日常物件，不可能注意到躺椅头部的下方。我马上请林涛过去再看一看。”
师父接着说：“另外，你们推断是熟人作案，所有的熟人都已经被排除掉了？”
我说：“是的，除了家里人，都排除掉了。”
“为什么不能是家里人？”师父问道，“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有杀亲案吗？”
我拍了一下脑袋，说：“是啊，我们都因为死者家人不在本地、凶手下手凶残不留活口，而忽略了死者家人的作案可能性。”
“相信自己。”师父看见我找到了头绪，鼓励我说，“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挂断了电话，我一方面请林涛去现场复勘，一方面自己躺在宾馆的床上，任凭脑中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拼接出案件原始的状况。了解院内有隐藏很深的古井，了解床头柜里有暗格，了解死者儿子给死者寄钱的时间规律，这其实通常只有家里人才能掌握。之前就是因为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而不敢联想是死者亲人所为，现在反过来看，死者在发案前特意去镇上买了那么多菜，甚至一餐吃不完还要储藏在冰箱里，不恰恰说明了他们最为心爱的亲人要回来吃饭吗？凶手开始想焚尸，继而又改变主意，不恰恰说明了凶手不舍得毁掉以后可能属于自己的财产吗？凶手要刻意地拖延发案时间，争取逃离的时间，不恰恰说明了凶手原本并不应该在本地吗？凶手身强力壮，打击死者的时候却手下留情，不恰恰说明凶手不忍下狠手吗？
这么多线索慢慢地串联到了一起，我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驾驶着警车开往市公安局。
“去查他的亲人，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我踏进专案组门后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尤其是外孙。”
刘支队愣了一下，说：“他们都不在本地，村民也没有反映他们近期曾回来过啊？”
“甄家在村口，如果凶手晚上回来，晚上作案，晚上再逃离的话，村民确实不可能发现他回来过。”我说，“我现在有充分的依据推断凶手很有可能是死者的直系亲人。”
“有发现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林涛就闯进了专案组说，“不出所料，躺椅下发现一枚新鲜的灰尘指纹。”
“好！”刘支队对林涛的发现更感兴趣，发现了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直接证据，就是给专案组打了一针强心剂。有了得力的现场证据，有了明确的新鲜的侦查方向，整个专案组仿佛又活跃起来。很快，10名侦查员分为3个组分赴死者亲属所在的三地开展工作，而我们每日就泡在现场里，以求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我们并没有滞留几天，工作组出发后的第二天，就传回了喜讯。
甄家老夫妇的外孙陶梁，在省城一所大学读大二。原本学习成绩优秀的陶梁自从谈恋爱以后，仿佛就变了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家境贫寒，他利用上课的时间外出打工，来支付和女朋友租住校外的房租。因为总是翘课，他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这让年级辅导员很是担忧。案发前两周，陶梁和自己的好友一起喝酒时曾称他女朋友要钻戒，一枚钻戒至少几千块，他因为弄不到那么多钱，担心女友会因此提出分手而显得十分沮丧。
案件关键的突破是，通过外围侦查，侦查员发现陶梁的女朋友目前戴上了一枚闪亮的钻戒。
“抓人吧。”刘支队低声说道，“第一时间取指纹。”
第二天一早，我在市局审讯室里看到了满脸泪痕的陶梁。在民警给他戴上手铐的一刹那，陶梁的精神就崩溃了，据说他又哭又喊地闹了整整一个晚上，被带回审讯室以后才慢慢地恢复了神志。据陶梁交代，他当天电话告知自己的外公外婆晚上回家小住，晚上回家吃完饭后，趁外公外婆睡着之际，先后杀死了他们，然后抛尸入古井，并于第二天清早乘车返回省城。杀人的原因，就是为了床头柜暗格里的5000元钱。
大宝原以为自己来省厅参与侦破第一起案件后会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在我们返回省城的路上，他一直缄默不语。我和他一样，心情异常地沉重。陶梁杀害了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外婆，杀害了把他当成心头肉的外公，只是为了区区5000元钱，为了一枚钻戒，为了那所谓的“爱情”。
第十八案狂乱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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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活体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