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是顶喜欢唱歌的人，无论中文的、外文的、民族的、通俗的、国语的、粤语的，只要顺耳就爱哼哼两句。经过我的仔细比较，《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山东民歌除了任桂珍老师的原唱以外，还有好些版本。大概因为曲子好听，又很有名，所以后来翻唱的人很多。而慕承和让我听的彭阿姨的那版，的确是弹音发得最舒缓的。
经过这个探索，我发现好些民族歌曲里面都运用了弹音，比如小时候常听的《凤阳花鼓》，里面有一段便是：“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凤阳歌儿哎哎呀，得儿啷当飘一飘，得儿啷当飘一飘……”后来，过了一阵子周杰伦的《漂移》里也用了这个手法，搞得满大街都在唱“得儿漂，得儿漂”。
在秋风瑟瑟的某个清晨。我眯着眼睛起来刷牙，挤牙膏的时候习惯性地唱出那句：“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哟伊儿哟——”
刚开始我并未反应过来，直到旁边正洗脸的白霖以一种惊奇的表情看着我，“小桐，再唱一遍。”
我重复“得儿哟伊儿哟——”虽然舌头还不是很灵活，但是那几个颤动的音在这清冷的早上还是格外明显。
我尖叫一声，和白霖抱在一起。“小白，我成功了，成功了，终于可以不被鄙视了。”
欣喜若狂的我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走到路上都一直摇头晃脑“得儿哟伊儿哟”个不停，从我身边路过的那些人都用一种怪异的表情打量我。然后，我再按照慕承和交给我的方法将那个“得”去掉。过了两三天，终于发出一个舒缓的[р]，甚至还能学着慕承和那样长长地拐个弯。自此，我便天天在宿舍里秀弹音。
只要遇见俄语系或者二外俄语班的同学，难免就逮住找人家比试下弹音。无论从弹舌头持续的时间，还是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均是我胜出。
不出三天的时间，竟然打遍了全院的无敌手。
而今还只能僵硬地弹两三下舌头的白霖终于忍不住了，恨恨地对我说：“瞧你那得瑟样，真是小人！”
我坐下去，撑着下巴，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唉——真是寂寞如雪啊。”
星期一，赵晓棠带回来一个小小的玻璃鱼缸，里面还养了两尾橘红色，鼓着眼睛的金鱼，大概又是某位网友送给她的。
她这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情况比我还严重，连衣服都是拿去洗衣店洗，居然还想养活物。
我看着那两条孱弱的小鱼，摇摇头说：“你还养得活这个？我保准，不出一个星期就被你给搞死了。”
白霖推门进来正好听到后半句，惊讶地大喊：“你们把谁给搞死了？”
赵晓棠瞥了她一眼没出声。
宋琪琪哭笑不得地说：“小桐，你别什么事都用‘搞’这个动词好不好？”
下午，我们四个抱着书去上泛读课。才上了十分钟，辅导员就敲门将泛读老师叫了出去，待他回来的时候便转达了辅导员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可以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两天有领导要到我们外语学院来检查，院里通知各班今天下午停课打扫卫生。”
老师话音一落，我们就欢呼起来。真是天降惊喜，居然就这么逃过了两节泛读课。每次泛读课都是，叫我们下去预习，然后课堂上每人一段起立翻译，然后老师再纠正。真是乏味极了。
白霖激动地收拾好书本说：“领导们，我爱你！”
泛读老师扶了扶眼镜，“我说——”
他一发话，我们便静了下来。
“同学们这么爱劳动啊？”
我们都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
他也笑了，“你们不是爱劳动，是不爱学习。”
一阵见血。
晚上的俄语课，却是照常进行。
慕承和还没进教室，小白老乡就领着一群女生摩拳擦掌，活动肘部关节，全然一副对今天慕承和的提问势在必得的样子。刚一开课，慕承和正让大家翻到上个单元的单词表，然后说：“哪位同学愿意……”
“我愿意！”我蹭地举起手。他话说一半便被我突然截了去。
旁边原本下定决心这次要回答问题的小白老乡不甘心地戳了戳我，“同学，你反应忒快了，好歹给别人留点机会嘛。”
慕承和眯起眼睛，示意我起立，问道：“课代表同学，我都还没说完你就愿意？”
“愿意。”我诚恳地点头。
不就是读个单词么，我好不容易会了弹音，当然要在课堂上秀一秀，好一雪前耻了。
“我想说的是，下课后哪位同学愿意帮我打扫下办公室，据说明天有检查。这下可好，真是谢谢你了。”他嘴角微翘，朝我粲然笑了。
“……不是读单词，是打扫卫生？”我问。
“每次我来都叫你们读单词，多没意思。教学要讲究创新，创新才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动机，是不是？”他又笑笑。
“对，慕老师说的好。”小白老乡率先鼓掌。
随即，堂下掌声一遍。
慕承和终于注意到了小白老乡，“课代表前面那个扎辫子，数学系来的同学。对，就是你。”
小白老乡受宠若惊地站起来，小脸蛋上随之洋溢出一副幸福的表情。她虽说是进来混座位的，但是每节课在对慕承和发花痴的同时，也丝毫不肯浪费时间，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学习着。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慕承和知道她是数学系的。
慕承和和蔼可亲地对她说：“同学，请你把55页的对话念一遍。”
搞半天，他所谓的教学创新就是从叫一个数学系的插班生不读单词变为读对话，然后让终于鼓起勇气想读单词的我改成打扫办公室……
如果此刻有人问我，这世界上有一种什么样感情比爱还要刻骨，比亲情还要绵长？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是我对慕承和的恨。
4
慕承和用的那间办公室在四教七楼的走廊尽头。办公室不大，实用面积就十个平米，放着三张办公桌和两台电脑，还有一排档案柜，锁着全学院团员同学的团籍档案。门口挂着“外语学院团委”的标识牌。
这学期，陈廷除了是我们的俄语老师以外还是我们学院的团委副书记。别看团委这个地方，小到学生会的杂事，大到推优入党都是团委一手操办。
团委一般在学院里设三个职务，一个正职两个副职。其中一个副职是学生担任，每两年由团代会选举产生。现下的正书记李老师，不怎么年轻，都快四十了，一直在校本部办公。所以，西区这边的事情一直是陈廷负责。
如今，陈廷去了异地培训，据说好几个月不回来，于是西区的所有事务都给那个副书记同学管着，偶尔李老师也会来看看。
慕承和如今就占着这间办公室。
我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圈，恶狠狠地问：“老师，你要我扫哪儿？”
慕承和放下课本和文件夹，“其实没多少事，你就把垃圾倒了。”
这么简单？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起来，将垃圾筐里的塑料口袋拢在一起，屁颠屁颠地提去扔了。我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用电脑，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舞动。察觉我回来以后，盯着屏幕的眼睛没有动，“回来了？”
“嗯。”我点头。
“发个弹音给我听听。”他一边打字一边说。对于这个任务，我更加欣然接受了，洋洋得意地秀了一秀自己的成果。
他的手指停下来，转过头看我，笑了，“学得挺快嘛。”
我不屑地扭头，“全靠我聪明。”
他说：“值得表扬。”
我开始沾沾自喜了起来，“那是。”
“上次考试，我就想你肯定是个好孩子，只是误入歧途了，所以才没把你报上去。”他突然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次考试……
他居然记得那件事，而且还记得我，难怪对我阴阳怪气的。
（木头说：小桐啊，人家慕老师对你是循循善诱，渡你回到正道，哪儿是阴阳怪气。。。。）
“哦，原来你就是那位巡考员老师啊。”我故作吃惊状，免得他以为我故意装着和他不认识，还暗地里数次诅咒他。
“我还以为，我化成灰你都认得呢。”
“哪有。”我心虚地说。
他很正经地凝视了我，良久后淡淡说：“今后可一定要好好学习了。”
我望过去。他那副浅色的瞳仁，幽暗中透着种沉静，很像一副淡墨的山水画。
其实现在细细想来，是我不对在先。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生而且思想上积极追求上进的我，居然考毛概也作弊。被他逮到，虽说有点冤枉，但是罪证确凿，无可反驳。老师他老人家没有举报我，而是就到他那里为止了，让我继续以清白之身在大学校园里学习。当了我的俄语老师后，知道我有发音缺陷，一直监督鼓励，言传身教。而我不知恩图报，还怀恨在心。
“怎么了？”他问。
“老师，我对不起您，以前不能体会您的用心。”我良心发现，感动备至。泪眼婆娑地一抬头，发现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座位，站起来，已经走到我跟前。
“没关系，理解我这种为人师的心情就好。”
“嗯。”我决定和他和解。
“同学，”他低下头来对我盈盈笑道：“难得你终于体谅到老师苦心，那你去把这办公室的地给拖了，然后擦门、窗、柜子和桌面。”他指了指四周，柔声补充：“要是可以，把窗帘取下来，拿回寝室洗了也行。”语毕，又回到桌子前继续摆弄他的电脑。
我顿时错愕，一时间消化不了他刚才下达的那些命令。
“同学——”他尾音上扬，“还不快点，过了十点四教就关电闸了。”
同学！同学！又是同学！要知道，我最痛恨别人叫我同学。
大学里不流行喊美女帅哥，一般称呼都是“同学，如何如何……”，“同学，你怎样怎么样……”，一般我情况下我就忍了，但是要是遇见哪个男生多喊几次，我就要发毛。偏偏慕承和整天同学长同学短的，若不是碍于师生情面，我早就一拳揍过去了。
开始白霖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反感这个纯洁而又亲和的称谓，当后来某一天无意中将我的名字倒过来念，才恍然大悟。因为小学老师的一次口误，“同学”二字变成了我的专属绰号。这两个字，一度成为我中小学时代的心理阴影。慕承和却跟故意似的，诚心挑起我的伤心事。一般情况下，他对我的不外乎三个：同学！课代表！还以及课代表同学！
瞪着他的背影，我恨不得从他身上剜两斤肉下来。回忆起他的所作所为，我真想问他：“老师，你出门上班时忘了带人性了么？”
后来，回宿舍，我气愤地表示在外语系有我薛桐就没他慕承和之类的豪言壮语。
白霖说：“哟——你也要来个一山不容二虎啊。”
赵晓棠嗤地乐了，“小白，你这句俗语，加上后一句倒是和小桐比较般配。”
我纳闷：“什么后一句和我般配？”
赵晓棠憋笑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
我：“……”
5、
11月中旬的某一日，校园里飘荡着诡异的气氛。
下午课后，辅导员亲自来到我们系的宿舍楼巡查，据说是接到学校通知，看有没有同学在宿舍里违规藏酒的。因为晚上是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最后一场比赛，无论输赢都有可能失去最后一丝进军世界杯的希望。
我们宿舍白霖是个球痴，自然其他三个人自然也被带动了，每个星期守着看德甲意甲战况。
女生院的每间寝室都装了一个21英寸的电视。周末的时候，有线电视信号是一直开着的，所以可以电视节目一直可以看到熄灯。但是在平时，每天只有两个时段有电视信号：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和下午五点到七点半，只要时间一到，学校的总控室自动掐掉信号源。
但是，总有例外。
很多有着不凡意义的比赛不总是在我们能看到直播的时候上演，要么没有有线信号，要么正在熄灯时间，况且这个时候电脑还没能普及到全校同学人手一台。那便是同学们奋起反抗的时候。
时常是全部人都走到阳台上，冲着漆黑的夜纷纷大声高喊：“来电。快来电。”或者，“我要看球赛，快来电视。”更有甚者拿起勺子、饭盒、脸盆，一边相互击发出巨大的噪音，打一边有节奏的抗议。顿时，汇合成另外一种锅碗瓢盆交响曲。一般，不出十分钟，要求铁定会被满足。此种方法在的重大日子里，同学们总是屡试不爽。所以即使今天星期天，学校提前就通知晚上会有电视，能在宿舍里看球赛。
晚上，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段。
解说员甲说：“为了公平竞争，亚足联将小组赛最后一轮全部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但是没想到却是这种场景。”
解说员乙说：“是的。按照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的规则小组排名是先看积分，积分相同看净胜球。中国队和科威特队如今赢得今天各自的对手是没有悬念的了，关键是看净胜球，如今净胜球上我们占劣势。”
解说员丙说：“但是从赛前另一个比赛场地传来消息，对中国队却是很不利。”
解说员甲无奈地笑了笑，“中国队可能会被淘汰，除非奇迹出现。”
解说员丙说：“此刻不怪别人，却怪中国队自己，也许会又让球迷朋友们空等四年。”
说到这里，又进广告，我瞥了白霖一眼。她已经是满眶泪水。
随着临近九十分钟，形势越来越不利。十点半的时候，比赛还在进行，但是，所有的宿舍准时陷入黑暗之中。同学们一下子喧闹起来，一副不来电让人看完比赛就不罢休的架势。
对面楼上一个同学站在阳台上高喊：“老师，再不让我们看，我就跳楼了哈。”那个神情那个口气却惹得不少人笑了，冲淡了一点悲伤的气氛。
仅仅过了五六分钟，我们又重新得到了光明。于是又迅速打开电视，沉重地坐回电视机前，直到比赛结束。
中国队赢了，但是被淘汰了。屏幕上的那三个解说员痛心疾首地又开始分析中国足球的现状。我看到，白霖哭了。
与其说她是哭，还不如说是默默地流泪，泪花湿了脸颊，她用手擦，刚擦掉，泪珠子又滑下来。她是个开朗到极致的女孩儿，平时和我一样大大咧咧的，也从没看发现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伤心到在我们面前这样流眼泪。我只是一个凑热闹的伪球迷，一直无法体会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是，此刻我却被她感染了，心中也蔓延起某种悲伤。
我走过去，抱住她。
“别哭了，小白。”
“再也不看球赛了。”她抽噎着说。
灯，又一次熄灭了。和刚才停电的时候全然相反，整个校园内安静极了，女生院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似乎一瞬之间，全世界都陷入了凝重。
突然，“哇——”地一声。似乎是我们女生院里另一栋有个女孩站在阳台上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穿透了黑夜，显得尤为突兀。这个声音成了一个催化剂，将大伙儿的情绪激发出来，也许是女孩儿本来就要伤感些，顿时女生院里哭声一片。
楼上寝室的女生却大声站出来大声喝斥：“哭什么，没出息！没志气！哭中国足球，简直是浪费眼泪！”
她这么一骂，又有很多人出来附和。
白霖抹了把鼻涕反驳：“老娘，就爱哭，你管得着么？”
于是哭声和骂声交织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生第一个起头，将灌满水的矿泉水瓶扔到楼下无人的空地上，“呯——”发出巨大的炸裂声。
然后又有几个人也学着这么干。
就在好几间寝室兴起扔矿泉水瓶泄愤的时候，楼下响起的另一个巨大爆炸声将所有嘈杂都盖了下去，让我们的心也跟着剧烈地跳了跳。女生院又即刻静下去。大概是被这响动惊到了。
“什么东西？”宋琪琪惊魂未定地问。
有人拿着手电在晃楼下的一滩碎片，赵晓棠借着光观察了一会儿说：“是个装满开水的温水瓶，还冒着热气呢，难怪炸成这样。”
赵晓棠话音未落，便又听隔壁单元传来一阵尖叫：“小葵，你生气想扔热水瓶，扔自己的就好了，干嘛扔我的！”她一说完，我们全部人都乐了，连着白霖也破涕为笑。
这事，似乎就到此为止。四个人洗漱完爬上床睡觉。
白霖睡我对面的铺，我一直听见她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不一会儿，墙壁上映出一点光亮，我转身看过去。
她打开电筒，俯身撑着上身在枕头上写日记。纤细的侧影映在蚊帐上，随着手上笔尖的划动而起伏，透着某种伤感。
我有民族自豪感，有对胜利的热情，但是却在哭过笑过之后便只余留下三分钟的被感染情绪。我不理解和白霖一样的那些球迷们为什么会为一个和自己人生无关的胜负和结果而痛心到这种地步。
6、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以后，忽然被一个关门声惊醒。我倏地起身发现对面白霖的床空了，便匆匆穿了衣服和鞋子尾随她出去。
下了楼，远远看到她朝女生大院后面那截矮墙跑去。我想叫住她，又怕被发现，压低嗓门喊了两下。白霖并未听见，径直地走到墙根下，准备翻墙。
她个子高过我，翻起墙来蹭蹭蹭的，比我容易多了。要是她一出去，剩下我一个人是根本爬不上，于是我赶紧加快跑过去，趁她努力向上爬的时候拽住她的脚踝。
白霖开始一慌，看到来人是我之后，松了口气，“小桐，你吓死人了。”
我怒：“抓到会被处分的！”
她骑在墙头，一只脚被我拉住，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我睡不着，出去透透气。”
“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多危险。”
“没事，我高中借读的时候经常这样。”
“不行。”我坚持。
“那你说怎么办？”白霖投降。
“那——”我想了想，“那我和你一起。”
然后，她便像拽死猪一样，将我拉过了围墙，正大光明地走出学院大门。
我问：“你要去哪儿？”
白霖耸耸肩：“随便逛逛了。”
虽是这么说，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还真没什么可逛的。我们经常去看电影的那地方，也到点关门了。然后，溜达了一圈以后，我们决定去K歌。
西区的南大门外有几个卡拉OK厅，档次不是很高，每个包间按小时算，收费都是学生能够接受的。而且要是十点以后包通宵，会更划算，所以以前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也有过K通宵的先例。每每说起这事，我们班的其他女生，都摇头兴叹：“407的人果然个个都是麦霸。”所以当白霖决定包通宵的时候，我顿时后悔咋没把宋琪琪和赵晓棠叫出来。
我俩叫了啤酒，一边喝一边唱。白霖一改平时强装淑女的风格，从《精忠报国》一直吼到《向天再借五百年》，唱到最后那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扑哧就乐了，捣头说：“小白，你这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估计你不多活五百年的话，肯定看不到中国足球的腾飞。”
在平分了一打啤酒后，白霖渐渐不支，倒在沙发上打瞌睡。我是个换了地方就睡不着的人，再说刚才都让着她一个人唱了，我还没过瘾，便拿着话筒一个人唱起来，唱完王菲，唱SHE，再唱梁静茹，就在我兴致高昂地歌到“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的时候，几个人一把推开门说：“姑娘，派出所查身份证。”
打小我妈就教育我，身份证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能老带在身上的，而是需要放在最保险的抽屉里锁起来，至少也要搁到箱子底和户口簿一起绝密保存，搞得仿佛丢了身份证就会成黑户，被开除中国国籍似的。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养成了从来不带身份证的习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警察坐在我们跟前，瞅了瞅我，再瞅了瞅我身边醉的不省人事的白霖，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歌厅是非法营业的，你们不知道？”
我欲哭无泪，“警察叔叔，我们以前来过这里，所以没怀疑。再说了，难道我进来之前要先跟老板要营业执照来检查一下么？”
“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隔壁的那间包厢里的人在吸食违禁药品？”
违禁？药品？
这句话倒真的吓到我了。
我哆嗦了下，急忙摆手说：“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随即又指了指白霖，“她是喝啤酒醉过去的，和吃药没有关系。真的，我们是A大的学生。”
“学生？”警察的目光一顿。
这下，我知道惨了，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学生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游荡？”
旁边一个穿制服的摇了摇头，“现在你们这些学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最后两个人商量出一个结论：“那叫你们老师来，接你们回去。”
我顿时大骇，急忙认错。要是学校知道那还得了，而且处分都不说了，万一被我妈知道了，说不定当场打断我的腿。等我可怜兮兮地求了半天情，两位警察依旧毫不动摇。
白霖如今睡得跟死猪似的，是指望不上了。所有的责任都担在了我肩上，我坐在那里，一边假装翻手机电话本里老师的通讯录，一边使劲地转动脑子想搞出一个应急的法子。就在此刻，我在通讯录M的那一栏，看到了慕承和的名字。这个电话还是上次冒充赵晓棠见网友遇到他以后，被他强制性地将号码输在手机里的。我脑瓜子灵光一现，萌芽出了某个念头。
CHAPTER 3 明月VS沟渠
1
我琢磨了良久拿不定主意，然后又看了看白霖，再看了看一脸严肃的警察叔叔们。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号码，大拇指放在确认键上，怎么都下不了决心。
以前上军事理论课，老师说这地球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国家和政权，它们在自我发展的时候，喜欢把某个强大邻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那从上学期期末结仇开始，我也一直把慕承和当成敌人了，只是这个敌人不是只靠我单方面想象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正在努力地朝这个方向靠拢。
可是，除了他，我还能找谁呢？
我家那群表哥堂姐要是来装大学老师是不可能的，万一被我妈知道，指不定要我脱几层皮。赵晓棠的一堆网友更指望不上了，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一个比一个猥琐不堪，拉出来演砸了不说，最重要的是完全侮辱我们母校老师的形象。
我揉了揉额头。
要是慕承和干脆不搭理我怎么办？要是他报告学校怎么办？
这时，警察叔叔又问：“号码找着了么？”
我傻笑：“我在努力回忆。”
最后迫于无奈我咬紧牙关，闭上双眼，把心一横拨了慕承和的电话。铃声响了十几下，就在我绝望的时候，他接了电话：“喂——”
那个原本在课堂上令人发指的声音，此刻带着点朦胧的睡意，在我听起来却突然宛若天籁。
“慕老师。”我战战兢兢地喊，“我是薛桐。”
我不保证他记得这个名字，因为他每次叫我都是那个挨千刀的“同学”或者“课代表同学”，于是我连忙补充解释：“我是您英语系，大三，二外，俄语班的，课代表，薛桐。”我足足在自己的名字前面用了五个定语，想唤回他半梦半醒的神志。
慕承和问：“有事么？”他的声音从听筒传过来，渐小又渐大，似乎是从床上坐了起来，将手机拿离嘴边，换了个耳朵。
简简单单地三个字，居然让我在这寒风潇潇的夜里感受到了亲人一般的温暖。
“老师——”我对着电话，差点喜极而泣。
“怎么了？”他又问。
老师，你是好人，而且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我感动地说：“老师，我们犯错误了，你来接我们吧。”
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慕承和便风尘仆仆地开着车来了，还带着他的身份证，工作证，甚至是教师资格证。
其中一个警察看到他的证件顿时换了个脸色说：“哦，你就是慕承和啊，我在报纸上见过你。”一副荣幸的样子。
于是，他很顺利地把一切搞定，抱起白霖放在车的后排，像领着两只流浪狗一样将我们领了出来。
我自觉地坐到副驾驶上系安全带，未等他先开口便凝眉敛目，主动负荆请罪：“老师，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经过这次，我一定痛改前非，遵守校规班纪。我发誓，真的！”我抢在他教育我之前就诚恳悔过，希望能勾起他的一念之仁，不要告发我和白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