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国说了一大堆,无非就是想暗示一点——太上皇想复辟。

肃宗闻言,脸上露出惊讶之色,眼中泪光闪动,说:“这怎么可能?上皇慈悲仁爱,怎么会做这种事?”

李辅国说:“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可他身边那些贪图富贵的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您贵为天下之主,凡事应从社稷大计出发,把祸乱消灭于萌芽状态,岂能遵循匹夫之孝!再者说,兴庆宫与市井坊间杂处,墙垣浅露,不宜让上皇居住。依臣所见,不如奉迎上皇回太极宫,大内森严,怎么说都比兴庆宫更合适,而且还能杜绝小人的蛊惑。倘若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每天觐见三次)之乐,岂不是两全其美!”

肃宗没有回答。

当天的对话就此结束。但是李辅国知道,肃宗不说话就意味着不反对,不反对就等于是默许。为了进一步试探肃宗的态度,李辅国随后又做了一件投石问路的事情。

由于玄宗一贯喜爱骑马射猎,尽管晚年几乎足不出户,可还是在兴庆宫里面养了三百匹马。李辅国便以皇帝敕令的名义,一下子取走了二百九十匹,只给玄宗留下了十匹。

事后,玄宗望着空空荡荡的马厩,不胜感伤地对高力士说:“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李辅国抢走太上皇的马后,静静地等了几天。

他在观察肃宗的反应。

可是,肃宗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这当然是李辅国意料之中的、也是他最想要的结果。数日后,李辅国又率六军将士进入内殿,一起向肃宗“号哭叩头”,强烈要求迎请太上皇入住太极宫。肃宗的态度跟此前一样,涕泣呜咽,却一句话也不说。

李辅国笑了。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上元元年七月十九日,李辅国再次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太极宫称“西内”,兴庆宫称“南内”)游玩。玄宗没有多想,带着高力士和几个侍从离开了兴庆宫。

此时的玄宗当然不会料到,今生今世,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兴庆宫了。

玄宗一行走到睿武门时,在此埋伏多时的李辅国突然带着五百名骑兵冲了出来,一个个刀剑出鞘,将玄宗等人团团围住。

李辅国策马走到玄宗面前,神色倨傲地说了一句:“皇帝以兴庆宫潮湿逼仄,迎上皇迁居大内。”

自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很久没见过这种阵势了,现在又突然听到这句话,顿时一阵眩晕,差点从马上掉下来。高力士见状,立刻挺身挡在玄宗面前,厉声喝道:“李辅国何得无礼!”并勒令李辅国下马。

李辅国不得已,只好慢条斯理地翻身下马。高力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转向士卒们,大声喊道:“上皇命我问诸位将士安好!”

那五百名骑兵愣了短短的一瞬,又看了看李辅国,见他默不作声,只好刀剑入鞘,然后全部下马,向玄宗行叩拜礼,齐声高呼万岁。

最后,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跟他一起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也硬着头皮听从了。

尽管忠勇可嘉的高力士在关键时刻帮玄宗保住了最后的尊严,可他也无力改变玄宗的命运,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高力士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他和太上皇都已经变成李辅国砧板上的鱼肉了!

当天,李辅国把玄宗带到甘露殿,留下数十个老弱充当侍卫,严禁任何人出入,而且不准高力士、陈玄礼及所有宫中旧人留在玄宗左右。做完这一切,李辅国才得意洋洋地领兵离去。

稍后,李辅国又率领禁卫六军的所有高级将领,全部换上素服,前去向肃宗“请罪”。

话说是“请罪”,事实上一半是复命,一半是逼宫。李辅国此举等于是在告诉肃宗——皇上,我已经帮你把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你现在心里怎么想,反正你要当着所有禁军大将的面表个态,好让大伙安心。

此时此刻,肃宗的心情肯定是颇为复杂的。作为皇帝,他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庆幸;可作为儿子,他又有一种良心上的不安与自责。

原因很简单,自从李辅国第一次跟他提到太上皇经常与外人来往的情况时,肃宗就已经产生了莫大的疑惧。就像李辅国所暗示的那样,他觉得太上皇不是没有复辟的可能。据李辅国声称,和太上皇来往的官员中,既有京城的羽林将军,又有剑南道的官员,甚至连长安的普通百姓也经常受到太上皇的款待。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难道不意味着——太上皇正在积极组织力量,同时大力收买人心,为复辟做准备吗?

尤其让李亨深感不安的是,安禄山父子虽已败亡,但数十万官军在邺城大败,令朝廷元气大伤,史思明紧接着又僭位称尊,并大举南下,再次从官军手中夺下东京,使得一度明朗的战局再度进入胶着状态。未来战局究竟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在此情况下,倘若太上皇凭借他的余威振臂一呼,谁敢保证不会应者云集呢?

所以,当李辅国提议将太上皇迁入西内时,李亨心里其实是非常赞同的,但他不能明说,只好采取默认的态度。

然而,太上皇毕竟已经七十六岁高龄,若说一个人在如此风烛残年的时候还一心想要夺回天子大权,似乎又有些牵强;而且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表面上虽说是请他迁居,实则与软禁无异,身为人子,李亨难免会有些良心不安。

因此,对于“逼迁上皇”这件事,肃宗内心其实是很矛盾的。而李辅国也正是因为看穿了肃宗的矛盾心态,才会以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方式,迫使他当众表态。

事已至此,肃宗也不能再骑墙了。他对着诸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南宫和西内,其实没什么分别。朕知道,诸位爱卿这么做,是担心上皇受小人蛊惑,正所谓防微杜渐,以安社稷!朕有你们这样的臣子,也就无所惧了。”

玄宗被软禁后,高力士等人就只能任凭李辅国宰割了。

七月二十八日,李辅国以肃宗名义下诏,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洪江市西北),王承恩流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并勒令陈玄礼致仕,将宫女如仙媛放逐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命玉真公主出宫回玉真观。

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看不惯李辅国的所作所为,遂联合百官,上表向太上皇问安。当然,此举马上被李辅国视为挑衅。他随即奏请肃宗,将颜真卿逐出了朝廷,贬为蓬州(今四川仪陇县南)长史。

初秋的长安,落叶开始片片飘零。

太上皇李隆基从甘露殿的窗口望出去,看见头上的这方天空始终是黑灰色的,像是被谁罩上了一块肮脏的抹布。

从离开兴庆宫的那一天起,李隆基似乎就再也没见过太阳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反正李隆基觉得自己忽然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似乎完全陌生的世界。每当夜半无眠的时候,李隆基就会轻轻呼唤高力士,想让他陪自己说会儿话,就像从前那样。可是,每次走到床前的人都不是高力士,而是两个面目陌生的年轻宫女。

那是李亨给他派来的,人还不少,足足有一百多个,只可惜李隆基不认识她们。

一个都不认识。

奇怪的是,高力士去哪了?

他到底去哪了?

李隆基想了好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他才慢慢想起来——高力士走了。

高力士走了,据说是去了巫州。李隆基不记得巫州在哪里,总之一听名字就知道挺远的。从长安到巫州一趟,少说也要两三个月吧?李隆基曾经跟身边的宫女打听这事儿,可她们都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好像这是天大的机密。

好吧,机密就机密吧,不说就不说吧,反正自己知道也没用。难不成要跟儿子李亨打报告,说想去一趟巫州?

呵呵,别做梦了。李隆基苦笑着对自己说,就连这甘露殿的门都出不去了,就连近在咫尺的兴庆宫也回不去了,还奢谈什么巫州!

一想起兴庆宫,李隆基就会感到身体里面的某个地方被撕裂了。刚开始他还会觉得疼痛,可后来就没感觉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碎了,沉了,空了。

有时候,李隆基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民间小孩儿常玩的那种纸鸢。世人经常说快乐和幸福,可到底什么是快乐和幸福,没几个人说得清楚。李隆基想,当小孩儿把纸鸢放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一刻应该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吧?

可纸鸢也有断掉的时候。

当纸鸢和小孩儿越离越远,最后谁也看不到谁的时候,小孩儿心里会不会也是碎了,沉了,空了?

兴庆宫就是我的纸鸢吗?

那片醇酒飘香、笙歌悠扬的乐园,就是我的纸鸢吗?

一个丢失了小小纸鸢的孩子,跟一个丢失了小小乐园的太上皇,区别有多大?

李隆基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百个甘露殿也不及一个兴庆宫,他只知道一百个宫女也不及一个高力士。

对了,李亨不止给他派了一百多个宫女,他把万安公主和咸宜公主(李隆基的女儿)也派来了,让她们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可是,公主和公主是不一样的,女儿和女儿也是不一样的。当初在兴庆宫的时候,玉真就算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陪自己坐着,李隆基也会有一种闲逸和心安的感觉。可如今,万安和咸宜好像生怕沉默会带来尴尬,所以一天到晚不停地对着他说话,搞到最后大家都很累。

万安和咸宜并不知道,有些东西是靠静默传达的,而有些东西就是被很多话一点一滴冲淡掉的。

要知道甜的感觉,尝一滴蜜就够了,不需要一缸蜜;可要是把一滴蜜掺进一缸水里,你还会觉得甜吗?

可惜万安和咸宜不懂。

不懂的人也包括她们的兄长李亨。

他把四方贡献、山珍海味一堆一堆地搬进了甘露殿,说是要孝敬父皇,可李隆基什么也吃不下。他常常看着那些人间珍馐独自发笑。当了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隆基头一回领悟到,有时候美味佳肴并不是让人吃的食物,而是让人看的装饰品。

是的,它们就是装饰品。它们被李亨一堆一堆地搬进来,然后堆成了一个大大的“孝”字。这个字难道不是让人看的吗?

李亨送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李隆基的食量却一天比一天小。后来,李隆基断了荤腥,专门茹素。

再后来,李隆基就什么东西也不吃了。

不要误会,这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并不是闹什么绝食抗议。通常一个人闹绝食,肯定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目的。可对于风烛残年、心如死灰的李隆基来讲,余生中还能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目的呢?

没有了。

李隆基告诉身边的人,也告诉李亨,由于自己素来崇信道教,所以现在决定修炼“辟谷”,以求长生不老。

李亨当然知道辟谷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式,可他分明发现——父亲是在以辟谷的名义绝食!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太上皇宣布辟谷的那天开始,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了,各种疾病纷至沓来,迅速吞噬着他衰老的身体。

父亲为什么要绝食?

答案很简单——他不是在求长生,而是在求速死!

父亲为什么要速死?

李亨很自然地想起了一句老话:哀莫大于心死。

父亲的心死了吗?

李亨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只能在“逼迁上皇”事件发生后,想方设法去满足父亲的一切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一切”事实上只能是外在的物质需求,无法包括心灵需求。是的,李隆基最渴望得到的快乐、幸福、尊严、自由,李亨通通无法给予。

因为,这些东西恰恰是李亨夺走的。

所以,与其说李亨是在向父亲尽孝,还不如说他是在补偿。而尽孝和补偿是大不相同的。尽孝是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补偿只是我想给你什么才给你什么,二者绝不可划上等号。换句话说,尽孝的目的是为了让老人开心,可补偿的目的却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这能一样吗?

太上皇刚刚迁入甘露殿的时候,李亨当然也时常去问安,因为所谓的“晨昏定省”就是古人规定的孝道的主要内容之一。老人家因绝食而患病后,李亨就去得更勤了。不过没过多久,李亨自己也病倒了,并且病情还很不让人乐观。他只好派遣宦官代他去向上皇问安。

从此,李亨缠绵病榻的时间要比上朝理政的时间多得多。

在卧病的日子里,李亨想了很多事情。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强迫太上皇离开兴庆宫这件事。李亨越想愧疚越深,同时也生出了些许悔悟。

他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该死的宦官李辅国!

要不是这阉宦一再撺掇并且最后把生米做成了熟饭,自己也不一定下得了这个决心。

像李辅国这种人实在该杀,留着终究是个祸害!

然而,李亨对李辅国的杀机却只能停留在意淫阶段,始终无法付诸行动。

不是他不想动,而是他不敢动。

原因很简单,禁军都掌握在李辅国手里,李亨怎么动?虽说李辅国的兵权也是李亨给的,但是想收回来却没那么容易。因为经过这些年的经营,禁军几乎已经成了李辅国的私人武装。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禁军将士早就被李辅国通过各种手段收拾得服服帖帖。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他们敬畏宦官李辅国已经远甚于敬畏天子李亨!

一想起逼迁上皇那天,李辅国悍然带着六军将领一身素服前来逼宫的情景,李亨无论何时都会觉得四肢发冷、全身打颤。

什么叫太阿倒持?

就在那一刻,李亨深刻体验了这句成语所包含的意味。

李亨一直以为李辅国只是自己手里的一把刀,可事到如今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握着的竟然是刀刃,而刀柄却赫然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是的,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李辅国的欲望】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答:太平洋底的马里亚纳海沟。

错!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欲壑”,就是内在于人心的那个欲望之洞。

因为欲壑难填。马里亚纳海沟再深,太平洋的水都能把它填满;可人心深处的欲壑,却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比如李辅国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这样的黑洞。

成功把太上皇赶出兴庆宫后,李辅国恍然有了一种天下无敌之感。他觉得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得不到的。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忽然觉得自己手中的兵权太小了。和整个帝国的军队比起来,京城的禁军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实在不够劲,要管就要管整个帝国的军队,那才叫爽。

于是,李辅国就跟肃宗说他想当兵部尚书。

肃宗李亨眉头微皱,用一种相当严肃的表情思考了半天,最后就只说了一个字:好。

李辅国去兵部上任那天,肃宗专门替他操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就职典礼:让太常寺演奏雅乐,让御膳房摆设宴席,还让宰相率领文武百官一起向李辅国道贺,随后又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到了兵部大堂。

肃宗原以为这样就能填满李辅国的欲壑,可他错了。李辅国八月初七刚刚到兵部上班,结果还没过十五就向肃宗提出了新的要求。肃宗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

李辅国说他要当宰相。

肃宗真想对他说:人不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当然,这话只能在心里说说而已。事实上肃宗对李辅国说的是:“以爱卿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呢!朕只是担心你在朝中的威望不够啊!”

情急之下,李亨只能把皮球踢给大臣们。

李辅国闻言,就向左仆射裴冕等人放出风声,让他们推荐自己。李亨私底下赶紧向宰相萧华求援:“李辅国要当宰相,假如公卿们推荐他,朕就不得不让他当了。”萧华就去质问裴冕。好在裴冕是根硬骨头,一听就说:“根本没这回事!要让我卸一条胳膊给他可以,要推举他当宰相——门都没有!”

萧华回禀后,李亨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随后,李亨就在李辅国面前作出一副既无奈又遗憾之状:你瞧,李爱卿,不是朕不用你,而是大臣们不推荐你,朕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

当不上宰相,李辅国自然是怒火中烧,不过他并没有让怒火烧坏脑子。他知道,自己终究是个出身卑贱的宦官,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去统领文武百官,就等于是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制度挑战,其难度当然不是一般的大。

李辅国想来想去,决定知难而退。

不,准确地说,李辅国是想以退为进。他固然决定放弃宰相的虚名,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再渴望宰相的权力。

事实上,此时李辅国想要得到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宰相。

是的,李辅国真正想要攫取的,其实是天子大权。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月,朝廷的京兆尹一职出缺,李辅国马上推荐自己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兼任。肃宗和宰相们对此当然不敢有二话。可是,就在任命书即将下达之前,元载却突然找到李辅国,坚持要辞去这项任命。

李辅国盯着元载的脸看了很久,最后总算看明白了——这小子不是不喜欢乌纱,而是嫌这顶乌纱太小。

京兆尹太小,那他想要什么?

不用说,当然是想当宰相了。

李辅国在心里嘿嘿一笑。也行,你们不是不让老子当宰相吗,没关系,老子就派手下人去当好了。

随后,李辅国向肃宗提出:萧华专权揽政,不适合当宰相,应该罢免,改任元载。

肃宗起初当然不肯同意,可李辅国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可肃宗能怎么办呢?除非跟李辅国彻底翻脸,把他手中的所有权力、尤其是禁军兵权全部收回,否则就只能向他妥协。

可是,要收回禁军兵权谈何容易!

首先,军队和文职部门是全然不同的。文职部门只要皇帝下一道任命状,很快就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和更迭,可军队却没这么简单。如果继任者不能采用强势手段收服人心,就很容易激起兵变。在和平年代,这种可能性也许还比较小,可在如今这个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在这种遍地都是骄兵悍将的乱世之中,稍有不慎,就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祸乱。

其次,现在的肃宗跟灵武时代的肃宗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肃宗朝乾夕惕、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颇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如今的肃宗疾病缠身、精力日衰,只想坐稳皇位、维持现状…二者相去不啻霄壤。这种时候,要是禁军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动一场兵变,肃宗绝对没有办法应付。

鉴于上述原因,李亨只能向李辅国妥协。

数日后,萧华被免去宰相之职,贬为礼部尚书;元载以户部侍郎衔入相,原先兼领的度支使、转运使等重要职务仍然保留。

元载笑了,笑容非常灿烂。

李辅国也笑了,笑容更加灿烂。

对于许许多多的大唐臣民来讲,唐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无疑是一个黑色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死了两个人。

死人本来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同寻常。

他们就是太上皇李隆基和皇帝李亨。

是的,这父子俩死于同一个月,前后仅相差十三天。李隆基死于四月初五,终年七十八岁;李亨死于四月十八,终年五十二岁。

毫无疑问,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无比抑郁和惨淡的心境中离开人世的。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本书,那么李隆基无疑拥有非常华丽的封面和辉煌灿烂的正文,只可惜尾声极其潦草,令人不忍卒读,封底更是布满了灰尘和污垢。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亦足以令后人欷歔扼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事相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结尾)。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其实,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身上。但是,毋庸讳言,历史的惯性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要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们预料得曲折,其过程似乎也要比人们想象的漫长得多。

也许,历史(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意义。

也许,所谓的“以史为鉴”、“鉴往察来”这些话,就在这里具有了意义。

太上皇李隆基驾崩的时候,唐肃宗李亨也已经病魔缠身,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了。得知老父宾天的消息,李亨更是哀伤不已,于是病情愈重。两天后,亦即四月初七,李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监国,数日后改元宝应。

此时的大明宫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

因为有两个人正蠢蠢欲动,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控制太子李豫,进而掌控帝国的未来。

他们就是李辅国和张皇后。

【代宗登基】

李辅国和张皇后曾经是一对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

早在灵武时期,李辅国为了掌握宫禁大权,张良娣为了当上后宫之主,双方就互为表里、沆瀣一气,联手翦除了建宁王李倓和其他一些政敌,彼此交换过不少利益。回到长安后,李辅国不仅独掌了宫禁之权,并且逐步架空肃宗,窃据了朝柄,而张良娣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古人说:“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当双方各自爬上权力的顶峰时,曾经有过的利益联结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日趋尖锐的利益冲突。

而今,肃宗陷入弥留,帝国前途未卜,李辅国和张皇后当然都想趁机夺取帝国的最高权柄。一场巅峰对决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张皇后决定率先动手。

她假借肃宗之命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四方诏令皆出其口,擅自矫诏逼迁上皇,罪不可赦!他尚存顾忌的只有你和我,现在皇上已陷入弥留,李辅国和他的心腹程元振(时任“内射生使”,掌管禁军神箭营)已暗中准备作乱,若不诛杀,祸在顷刻!”

张皇后没想到,她话音刚落,太子李豫竟然当着她的面哗哗地哭了起来,说:“陛下生命垂危,此二人皆是陛下的功臣故旧,不奏而突然杀之,必使陛下震惊,恐病体不堪!依我看,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

张皇后在心里一声长叹。在她看来,这个大男人脸上的泪水根本不代表孝顺,只能代表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