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日子，武后便以编撰著作为名，亲自选拔了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韩楚宾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学士，特许他们进入禁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撰《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列女传》等，洋洋洒洒一千余卷，署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表面上，武后率领这帮学士著书立说，好像无关朝政，可实际上，武后却暗中把“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悄悄拿到了学士们的案头，“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资治通鉴》卷二○二）。
由于普通朝臣上朝都是从南门入宫，而武后这个私人内阁的成员都被特准从北门直接进入禁中，所以时人都称之为“北门学士”。这些北门学士就这样成了武后的心腹和智囊团，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然而，尽管他们都是武后一手栽培的，可对于武后的跋扈和专权，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账。比如刘祎之，十几年后官至宰相，可他却不甘心充当武后篡唐的鹰犬，曾要求武后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因而触怒武后，终遭杀身之祸。
其他的北门学士，由于参与武后的私密太多，结局也都颇为不堪。大约在武周革命前夕，他们都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落了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随着高宗身体的日渐衰弱，更随着武后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势，一个异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
那就是——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落入谁的手中？是天后武媚，还是太子李弘？
此时的李弘已经二十四岁，早已成年，而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高宗一旦宾天，当然应该由他入继大统。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可它之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武后早把李弘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一旦李弘登基为帝，武后就要从天后变成太后，虽说她仍然可以用太后身份对李弘施加影响，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她作为高宗的妻子，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帮患病的夫皇料理政务，但是高宗一旦退位为太上皇，武后唯一的职责就是悉心照料老病交侵的丈夫了。到时候如果过多地对新君指手画脚，肯定会遭到大臣们的非议和反对。而且，让武后一直深感忧虑的是，李弘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在政治上从来和她不是一条心。到时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李弘，武后根本没有把握。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高宗的特意安排下，如今的宰相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反武派，而且基本上都兼任东宫属官，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都是与太子保持高度一致的。如果李弘即位，他们势必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君周围，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到那时，只要他们认为武后的存在对他们和新君构成威胁，那就随时有可能把武后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驱逐出去。届时，不要说武后已经不可能控制李弘或继续干预朝政，就算武后仅仅想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兴许都不可得。即便生性仁孝的李弘会对她手下留情，可那几个一向反对妇人干政的宰相也不可能轻易放过她。
简言之，一旦李弘登基，武后的未来绝对不会美妙！
这对于一生都在为权力奋斗，并且已经非常接近最高权力的武后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她绝不可能心甘情愿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更不可能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
不仅不会放弃，她甚至早已不再满足。从九年前参与泰山封禅的那一天起，一种既模糊又清晰、既隐约又强烈的梦想就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并且逐渐支配着她的全部生命和所有行动。这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这个帝国名副其实的最高主宰者！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谁成为她的阻碍，她就把谁铲除！
而眼下最大的障碍，无疑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李弘。
武后会下手吗？
【太子李弘暴亡】
李弘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母亲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他更没有想到——给予她生命的母亲最后竟然会亲手将他的生命终结！
在李弘眼中，这个世界是美好而光明的。
至少，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光明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眼中就容不下一丝黑暗与邪恶。少年时代，东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春秋》，当他读到楚国王子弑君篡位的事情时，立刻把书盖上，又惊又疑地说：“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为何会记载这种事呢？”
郭瑜回答：“孔子作《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如此方能惩恶扬善、教化世人。”
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而且连听都不忍听，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
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礼记》。
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俭等人，一起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予以分门别类，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起名为《瑶山玉彩》，献给了高宗。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高宗大感欣慰，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以示赞赏和鼓励。
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并且寄予厚望，因而早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患上风疾之后，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
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而是在东都洛阳，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分别是八岁、十一岁、十二岁、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按《资治通鉴》记载，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子弘仁孝谦谨…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
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此后的几年间，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关于二公主的年龄，《资治通鉴》称“年逾三十不嫁”，《新唐书》更夸张，说是“四十不嫁”。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事实上，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就算当年生子，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而次女宣城公主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年，享年六十六岁，所以倒推回来，咸亨二年应该是二十四岁。）
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所以李弘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后为她们选择夫婿，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看见太子的奏疏后，高宗当即应允，可武后却勃然大怒。
你小子什么意思，这不是故意让老娘难堪吗？
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并且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
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除了在寂寞深宫中自生自灭之外，她们还能怎么办？要想让谁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李弘的奏疏一上，朝野顿时哗然。
往小了说，这只不过是李弘在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异母姐姐伸出援手；可往大了说，李弘此举不啻于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伸冤平反！
因为李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子，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还必然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李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是否与政治有关，朝野上下的人们都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各种富有政治意涵的解读。职是之故，太子此举就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母亲武后，也无异于狠狠扇了武后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武后看来，太子这么做，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
武后感到了无比愤怒和伤心…
然而，武后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面对太子的上疏，武后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义阳、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权毅和王勖。
这两个侍卫虽然本人官职不高，但是家世出身都还不错（权毅的祖父是秦王府嫡系，封卢国公，父亲也官至桂州都督；王勖的祖父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父亲是歙州司马），论其门第，也还算配得上这两位落难的公主。
至此，这令人尴尬的一幕总算是翻过去了。
整个事件以武后再一次妥协退让、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
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事实上，经过这个“请嫁二公主”事件之后，武后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史称，太子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资治通鉴》卷二○二）。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悄然跃入了武后的脑海。
就像多年以前，当武后凝视着襁褓中的安定公主，也曾有一个黑色的念头蓦然跃入她的脑海一样。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二月，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
由于此前的那个准太子妃杨氏被贺兰敏之辣手摧花，玷污了名节，所以婚事告吹。这一次，高宗和武后又替太子挑选了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这个女子温柔娴淑，“甚有妇礼”，而裴氏本身又是河东大姓，所以高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曾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其欢喜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这句话，在一般人听来，很可能只是对儿媳的嘉许和赞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在武后听来，这句话却充满了让她紧张的弦外之音。
因为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东宫内政”就是未来的“宫廷内政”，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高宗已经有了传位于太子之意，才会如此在乎裴氏有没有母仪天下的妇德？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武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就在太子大婚的两年后，亦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后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
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
天子无戏言。高宗的禅位之意既已出口，那就不可能收回成命。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个一向忤逆她的儿子登上皇位，然后名正言顺地拿走她奋斗了大半生才获得的这一切吗？
不。武后绝不会就此承认失败，更不可能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她知道，要阻止李弘登基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此刻，武后已经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决意要问鼎天下的女人。
此时此刻，李弘也不再是一个儿子，而是武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政敌！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
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传》）〗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
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琰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而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而“沉瘵”的“瘵”（zhài）指的是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
到李弘长大成人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咸亨元年，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回信解释，说：“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由于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尤其是当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部转为新太子的属官时，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压力，希望他主动逊位。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要是高宗答应，那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谁也不用再提着脑袋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不答应，武后权当投石问路，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那高宗又会作何反应呢？
第一反应，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逊位给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权力交给武后，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高宗刚开始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可他为什么最后又同意了呢？
依笔者看来，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做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贤的属官了，可他们毕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虽说李弘不在了，可宰相们能够把他们当初对李弘的忠心，全都贡献给新太子李贤吗？
对此，高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宰相们。
如果我们的上述推测成立，那么高宗的“逊位”动议显然是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这颗皮球踢给宰相，要是宰相们投反对票，那武后自然就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试探宰相们对太子贤，包括对高宗本人的忠诚度。
高宗的逊位动议被宰相否决，最失落的人莫过于武后了。
不管这个动议是她的主意还是高宗本人的，总之这个结果是她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显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无形中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武后该怎么办？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对于高宗，武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顾虑。今后她只要继续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于宰相，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她也并不十分担心——当初长孙一党何其强大，最后不也是在她的严厉手段之下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吗？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换成自己的人。
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武后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她决定拿出驯服狮子骢的惯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话，再用铁锤和匕首！
随后的日子，武后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调教。她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后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后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而且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
关键时刻，李贤早年勤奋好学打下的根柢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学着母后的样子，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人，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
哪一部？
《后汉书》。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对不起，你想教育我怎么当一个好太子和乖儿子，那就请你先用这部书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个好皇后和好母亲的！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郑重其事地把书献给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当初看到李弘献给他的《瑶山玉彩》一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当即赐给李贤三万匹绸缎。
李贤注此书，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虽然带有这么多政治目的，可李贤这部注疏的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清末学者王先谦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意思是说，李贤（谥号章怀太子）所注的范晔《后汉书》，水平不低于颜师古（曾任秘书少监）所注的班固《汉书》。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