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做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薛延陀通过这些年的征战，尤其是在对付突厥骑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战术：作战时以五人为一组，其中一人负责管理五匹马，其余四人徒步作战，而马匹主要是在战斗获胜后追击敌人用的。
换句话说，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已经在固有的骑兵优势基础上，着重强化了步兵的战斗力，所以当两个兵种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时，仍旧固守单一骑兵战术的突厥人就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乙失大度正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注视着兵少将寡的唐军，想看看当世名将李世勣如何败在他的手中。
果不其然，当李世勣麾下的三千突厥骑兵率先对薛延陀军队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招架不住，迅速败下阵来。乙失大度战旗一挥，薛延陀大军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唐军，同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仆倒。
李世勣果断下令士兵下马，用长矛与薛延陀士兵贴身肉搏。
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白刃战。
乙失大度自以为他的步兵已经很强悍了，可是在唐军面前，他这套所谓的新战术无异于班门弄斧。唐军步兵的战斗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尽管薛延陀人多势众，可还是抵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溃乱，乙失大度的指挥系统顿时有些失灵，人多的优势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劣势。
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勣使出了杀手锏。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突然杀出，直冲敌军后方，专砍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军没料到唐军会来这一手，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四散逃奔。
前方的步兵回头一看，集体傻眼。
那些战马不但是战胜时追击敌人用的，也是战败时逃命用的。更何况，现在时值严冬，他们又是在远离薛延陀千里之遥的地方作战，无论此战胜负，他们都不可能留在漠南地区过冬，可眼下战马都跑光了，他们如何回去？总不能用两条腿走回郁督军山吧？
所以战马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他们死定了。
在这种心态下，薛延陀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二十万人瞬间变成了二十万只无头苍蝇。乙失大度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掉头而逃。主帅一跑，薛延陀军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屋漏偏逢连夜雨，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
等到乙失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诺真水一战，大唐名将李世勣以六千破二十万，而且生擒五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在他那辉煌的名将征途上又书写了传奇的一页。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的捷报传回长安。与薛延陀使者入唐要求和解，时隔仅仅五天。
李世民笑了。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就在薛延陀使者灰溜溜地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漠北的时候，李世民又特意召见了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要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动动脑子！
不知道薛延陀使者把这句话转告真珠可汗的时候，他老人家会做何感想？
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反正这次老本是赔光了——将近二十万铁勒将士啊，外加与之数量相等的战马，就这样埋骨黄沙，有去无回了。
乙失夷男仰望苍天，无语凝噎。
这就叫血的教训。
可是，薛延陀会汲取诺真水惨败的教训吗？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诺真水惨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锐气尽失。
他决定夹起尾巴做人，向唐朝臣服。
起码在薛延陀恢复元气之前，乙失夷男绝不敢再与唐帝国为敌。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
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
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
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
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
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
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毖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毖何力关了起来。
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毖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气相投，契毖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
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毖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毖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
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
他就是契毖何力。
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
契毖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
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
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毖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
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
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
眼看契毖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所以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
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
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
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
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可惜的是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
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可在李世民看来，这些看法通通是书生之见、迂阔之谈。为此，他很不客气地给群臣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
“诸卿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所以采用和亲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一千，可击破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向我们匍匐叩首，不敢骄慢，只不过是想借中国之势威服周边部落罢了。倘若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几个部落联手进攻，薛延陀必定破灭。这些部落之所以不敢发动，是因为真珠可汗是中国册封的。如今再把公主嫁过去，乙失夷男自恃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然反咬一口，成为大唐的祸害。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知道他被大唐抛弃，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把他的汗国瓜分一空。诸卿走着瞧！”
这次和亲失败让乙失夷男顿感颜面扫地。
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居然贴到了唐朝的冷屁股上，乙失夷男又羞又恼，一腔愤怒无从发泄，只好找东突厥出气。当然，他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兴师动众了，而是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骚扰。
阿史那思摩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可汗，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骚扰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上疏太宗，要求南渡黄河，迁往河套地区。
李世民知道阿史那思摩镇不住他的手下，只好同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光杆司令阿史那思摩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职务，以示安慰。
至此，由唐帝国一意扶持、大力重建的东突厥汗国再度宣告解体。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不顾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御驾亲征高丽，乙失夷男马上遣使入唐，表面上说是来朝贡，实则是来刺探虚实。李世民很清楚夷男在想什么，对他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要是他觉得有能力乘虚而入的话，叫他赶快来！”
乙失夷男一听天可汗这话味道不对，赶紧再次遣使到长安谢罪，还说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叫你们可汗自重就行。
唐军开始攻打高丽后，高丽执政官泉盖苏文派人游说薛延陀，让他们南下进攻长安，并以厚礼相诱。乙失夷男鉴于诺真水的惨败，又想起李世民的警告，最后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
这一年九月，乙失夷男病卒。他一死，薛延陀的灾难就来了。
因为一切就像契毖何力当初预测的那样，他的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多弥可汗显然就是这么一只牛犊。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唐朝。乙失夷男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这么被他儿子一朝打破了。
而薛延陀的末日也随之降临。
多弥可汗自以为唐帝国正对高丽用兵，所以有机可乘。可他错了，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就已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驻扎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的北面，专门防备薛延陀。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又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部驰援。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底，多弥可汗亲率大军入侵河套地区。执失思力故意以老弱残兵诱敌深入，然后在夏州境内与田仁会部左右夹击，大败薛延陀军，并且一直向北追击了六百余里，直到将其打回漠北，才班师凯旋。
第一次出兵就狼狈而回，年轻气盛的多弥可汗大为不甘，没几天就再度集结大军卷土重来。此时李世民已从高丽退兵，闻讯立即派遣李道宗镇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镇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宋君明镇灵州，执失思力镇夏州。
多弥可汗没想到唐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见对手已经严阵以待，不敢贸然进攻，可又不甘心退兵，于是就在夏州北面与唐军对峙。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唐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之后，开始对薛延陀军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将其击破，俘虏了两千余人。
经过这么多次打击，多弥可汗总算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丢下他的大军，轻骑逃遁。
看见这个年轻的可汗如此不堪一击，并且如此贪生怕死，薛延陀国内顿时人心思变，辖下的各个部族开始蠢蠢欲动。
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于是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么做无异于加速自己的灭亡。薛延陀朝野更是人心惶惶，回纥酋长随即联合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顿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一切就跟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亡国的征兆已经彻底显露。
贞观二十年六月，天可汗果断地出手了。
李世民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又征调薛延陀东边的乌罗护、靺鞨两部落，命他们出其不意，从东面攻入薛延陀。
在如此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面前，多弥可汗又岂是唐军的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之后便纷纷溃散，薛延陀举国震恐。
多弥可汗迅速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随即带着数千骑兵准备投奔其他部落，却在半道上被回纥骑兵截住。多弥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了下来，其领地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宗族也被屠杀殆尽。
多弥一死，薛延陀各部落一边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争先恐后地遣使归唐。多弥可汗的旧部尚有七万余人，共推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首领，随后自动削除可汗之号，并遣使奉表向唐朝称臣，请求回到其旧地郁督军山之北。
此次北伐，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咄摩支这支残余的薛延陀势力。
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廷议的结果，群臣普遍认为：假如保留咄摩支这个势力，恐怕日后又会坐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咄摩支又要回郁督军山，无不担心其死灰复燃，也是极力反对。
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没有理由再留着这条尾巴了。他随即派遣李世勣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李世勣临行前，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八字方针——“降则抚之，叛则讨之”。
李世勣抵达郁督军山后，咄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投降。可咄摩支却率众逃进了郁督军山南麓的荒谷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勣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降，咄摩支意识到薛延陀已经没有复国之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还是向萧嗣业投降。
但是，他的部众仍有三万多人不肯放下武器。李世勣随即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这一战当然没有任何悬念。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依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被唐军砍下五千颗首级之后，余下的三万人再也没有斗志了，全部缴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