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吏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佥充，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陶成、陈佐、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二是通过罚充，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监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吏；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作告纳，说白了，就是所谓捐钱买职。
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当时的价格是，州县典吏二十两，卫所典吏十五两。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
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转任成都府，仍为司狱司候缺吏。到了嘉靖二十九年，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轮完值，请假返回彭县，打算问家里要点零花钱。
刘本敖一看是他，大喜过望。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正好能用得上。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吃喝一通，然后提出了要求。
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当然，亲兄弟，明算账，陶、陈、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给鄢乾作为酬劳。鄢乾却碍不过亲戚面子，自家又有钱拿，便欣然答应下来。
这事果然办得及时。
十一月初三，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再次上堂提告。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去彭县拘人。也恰好在同一日，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
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没法直接干预牌票。他走到四川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撞见一个老同僚。这同僚叫黄德，在成都府户房做吏，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鄢乾想到，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便问黄德，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
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事涉钱粮，多大干系，他怎么就敢在布政司门口随意谈论？黄德有心推辞，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估计还留在一堂，没有落房。
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有心劝了鄢乾一句：“本府老爷法度甚严，你年小不知利害，快莫坏事。”
黄德这句话，绝非虚言恫吓。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叫蒋宗鲁。
蒋宗鲁是贵州人，普安卫军籍出身，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此人能文能武，行事极端方。驻守成都时，蒋宗鲁每逢初一、十五日，总要焚香起誓，诵读祷词：“贪婪害民，天必谴之；忠君爱民，天必佑之；有利即兴，有弊即革，凡我僚属，相以勉之。”
这个不是政治作秀。蒋宗鲁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实事。后来他转任云南，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理石入京做屏风，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愤而上了一封《奏罢石屏疏》，冒死直谏。这事终于作罢，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被迫告老回家。
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你还想舞弊挑事，疯了吧？
说完这话，黄德便离开成都出差去了。鄢乾对蒋老爷心存忌惮，有心把三两七钱贿款退还刘本敖，可他有本职责工作，不敢擅自回彭县，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寻思着下次回家捎回。
这边黄德办完差回来，心里可犯了难。按道理，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应该立刻举报。可这样做，等于跟鄢乾结了仇。可不举报，万一鄢乾真是失心疯，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事发一审，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黄德心下犹豫，便去堂前查了一下，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
一查才知道，还好，鄢乾没办成这事，黄德也就放下心来。
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陶、陈、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事情怕是要坏。他们商量不出结果，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
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
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王仲杰那里见官。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把陈氏打了一顿，撵出公堂。杜山听说以后，心里更是恼怒，等着第二张牌票到彭县，有你们好看。
说话间，杜廷玉抵达了彭县。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赶往杜山家里。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然后将其当场锁拿，送进了县狱里头。
等会儿，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陈、刘、王四个人吗？抓杜山干吗？
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必须先把他控制住，然后才好幕后操作。王仲杰老于宦海，深知关键所在。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做做样子，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
怎么脱罪？
陶成、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分别叫高汝冲、赵伟和段自成。陶、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请三位吃饱喝足，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
首先陶、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既然是诬告，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
可是撤销之后，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还得如数交清。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接下来高、赵、段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替他免罪。
这笔粮食，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陶成、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五石，凑出三十八石五斗，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
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换杜山闭嘴。
这个方案代价不菲，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
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吃了不少苦头。他听到陶成、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虽然心中不爽，可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只好点头同意。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陶、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说杜山自承诬告，自愿销案。然后段自成出面，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表示愿意交粮赎罪。
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说案子是一场误会，县里已经解决，让他不必提人。一场危机就此弭平。
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安排妥当，那边又出事了。
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
他贪恋赵氏八儿，一直滞留彭县不归，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
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营业范围很宽泛，举凡生意买卖、说媒拉纤、荐工借贷、诉讼写状之类的都能做，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尤其在官府事务上，歇家很重要。比如老百姓告状时，得有歇家作保，官府才收你的呈状；比如官府收押犯人，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就由歇家作保领回去关着；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为其押送犯人作保。
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就是最后一种。张万益是解户歇家，是他推荐的刘景高担任防夫，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张万益则为刘作保。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官府自然要找张万益的麻烦。
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待了好几天，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张万益回来以后，看到母亲如此遭遇，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浑蛋。
经过这么一闹，成都府想起来了，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是因为刘景高失踪，情有可原；可本府明明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怎么还是寂静无声？
结果，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会同张万益一起，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兼提人犯。
这一次牌票，谁也躲不过去了。
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气哼哼地往成都拽。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可王仲杰出面解释，说案子已经销了，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父亲陈春，会同张万益、齐表、刘景高先去成都。陶、陈、刘、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
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陈春、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请刘景高、齐表、张万益喝。喝完以后，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寻了一处旅店投宿。到了二十七日，刘、齐、张三人来到承流坊下，等着陶成他们到来。
这时刘永敖，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跑过来，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我得等人凑齐了，才好回来缴牌。
刘永敖说我为了你这事，几次被上司责问，你得赔我点人情。刘景高本不想给，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坚持让他给，他只好从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给了刘永敖。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待了几天，你看着办。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算是给章氏压惊。
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陶、陈、刘、王都不见踪影。他起了急，只好再返回彭县，继续催提。那四位却一点不急，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粮食都补缴了，再拖几日，一俟粮食入了府库，账簿一平，这事便能抹个干净。
摆平了刘景高，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惊无险，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可陶、陈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
前面说了，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其中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了五石。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这次被迫割肉，简直心疼到不行，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讹了三钱五分银子、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价值三钱七分的八斗黄豆。
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好好在户房干着，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便被打入监牢，吃了几天牢饭，还被刘本敖、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出血甚多。
泥人也有土性。王廷美愤愤想到，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行，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他径直跑来成都府，把陶、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这次接状的，仍是直堂吏杨汉采。他一看，咦，这案子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蒋知府一看，好嘛，钱粮这么大的事，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简直视《大明律》如无物！
蒋知府异常震怒，亲自做了批示。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派人再去彭县提人。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而且要即提即走，不得耽搁。
这么大动静，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非常惊慌。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自己必然不保。他猛然想起，刘本敖给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赶紧跑回去拿。
拿到了银子之后，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他思前想后，居然想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计策。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要行栽赃嫁祸之事。
黄德原本出于好意，没去举报，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反而要被鄢乾陷害。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在附近，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心中生疑，紧追过去连问是谁。鄢乾不敢回答，只得闷头跑，跑到库楼下面时，一不小心，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
吏巾不是头巾，是吏员专用的软帽，平顶露额，正中一道折，背面一对乌纱帽翅。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
黄春童当即把这吏巾捡起来，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然后把黄德叫过来。黄德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
蒋知府闻言，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这个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心思却颇歹毒，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还要胡乱攀咬，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
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这一次再无侥幸，陶成、陈佐、刘本敖、王廷用以及陶田、陈春等人，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闲，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蒋知府没想到，区区一件解粮案，牵扯出这么多隐情。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此嚣张？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
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彭县知县、县丞一直空缺，主簿再落马，县里群龙无首了。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
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复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将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一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反应不是惶恐，而是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
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
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这个案子，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可陶成、陈佐这样的胥吏，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
所谓青之末，即指于此。
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
这个案子，是我在《四川地方司法档案》里翻出来的，编号九十一号。这套资料特别有趣，它以《明嘉靖年钱粮册》和《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为基础合编而成，里面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一共九十八件。按照规矩，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图六·1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书影（藏于国家图书馆）
档案里收录的，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细节充实，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本文里提及的细节，不是笔者脑补，而是皆来自这些记录。比如鄢乾在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有地点，有对话，有心理活动，看似小说，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
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案情也不曲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物价、风土人情，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不记得19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也有相同的功效。
感谢那些保留下《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并做了点校的学者，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就藏在这里。
第七卷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
《都公谭纂》里记载了一个司法故事，至今读之，仍叫人心惊。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按《大明律》，妻妾谋杀亲夫，要判斩决；如果杀人动机是与人通奸的话，则会被判处凌迟之刑，奸夫一并处斩。比如说湖南曾经有个案子，有一对兄弟袁应春、袁应节，弟弟袁应节和大嫂丘氏通奸，被袁应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应春灌醉杀死，烧屋掩盖罪行。后来东窗事发，丘氏被判凌迟，袁应节虽然没参与犯罪，但也以奸夫罪名被砍了脑袋……
可见在大明，“伙同奸夫谋杀亲夫”是至为严重的大案。锦衣卫校尉诬告这个罪名，可谓阴毒到了极点，直接要人绝户。
此案事涉人命，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将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这几人都要判死刑，不过大明对死刑案一向很重视。顺天府虽然受理此案，但无权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枢，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覆审。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再请皇帝来勾决。有了刑科奉旨签发的驾帖，才能执行死刑。
杨安这个案子，先被移交给都察院，御史覆审之后，认定死刑得当，又交给刑部，也是同样意见。可到了大理寺这儿，却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运气好，这一年大理寺的主官叫薛瑄。薛瑄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学，号称“开明初道学之基”，所开创的河东学派，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阳明学并称“有明两文脉”。
除了学问，薛瑄做官也颇有手段，以光明俊伟著称。他曾只身前往湖广银场，硬是把当地弊案荡涤一空。总之，这是个正直、靠谱而且颇有手段的官员。
在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杨安案的覆审。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顺天府的审问卷宗，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词细节对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这显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覆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么，都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么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么道理？不去！”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一直和王振走得很近，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独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有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么“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下去了：“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朕可不下结论，你们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于是都察院派了一个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杨安案。潘洪应该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位“明朝柯南”仔细比对犯人供词，又左邻右舍打听了一圈，还把经手医师找来细细询问，最后得出结论：杨安半年前得了泻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在家里作法驱逐邪魔。半年之后，杨安病死。锦衣卫校尉所说通奸、谋害之事，纯属捏造。
潘洪把报告递交朝廷。正统帝一看，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可疑之处，就下旨说既然是冤枉的，就都放了吧。
为这么一件小事，还得劳动皇上下两道旨意，下面都这么办事，皇上还有时间干别的吗？正统帝不大高兴，说这案子最初是谁审的？刑部是吧？经手官员罚俸三个月。
刑部很委屈，说都察院在覆审时是下属的四川道负责审犯人——这个“四川道”只是机构名，不是只负责四川的案子。我们没查明真相，他们也没有啊，要罚大家一起罚。都察院一听，好，这案子首告是谁来着？锦衣卫的校尉，都是他惹出来的事，锦衣卫也得罚。
三四个部门互相攀咬，咬出长长一串责任人来。正统帝觉得这事打击面有点广，把话吞回去了，全数宽宥。
本来到这里，杨安案就算是完满大结局了，可突然平地里又起了一阵大波澜。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觉得自己真是躺着中枪，明明什么坏事没做，却被牵连进这个案子，还差点被皇上罚了俸禄。
尤其这事还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马顺就更气不过了。
就在前不久，锦衣卫爆出过一件丑闻。有个指挥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个干儿子叫王山，在锦衣卫供职。王山想把这个指挥的小妾娶回去，可按礼法，得指挥的正妻贺氏同意才行。贺氏说老公去世不满三年，你孝未服满就想改嫁？不许。这个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诬告贺氏用巫术咒死了自己老公——和杨安案如出一辙。
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儿覆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下来了，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
这该死的薛瑄，如今还想再玩一次？
马顺越想越气，派人把那个校尉抓过来，一顿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诬告，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说他奏事不实。
马顺一听，意识到这是个打击薛瑄的好机会。他是王振的党羽，稍一运作，就可以把潘洪打成欺君罔上之罪，远远发配到了大同威远卫。然后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门之外，狠狠拷打。一边打一边审，硬是让他们四人第二次被迫认罪。
得了四人供词，马顺算是拿到了实锤，大理寺这是集体枉法啊。王振一党趁机动手。不到一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拿下，整个大理寺的高级官员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被关在都察院台狱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负责审问。王文得意扬扬地下令鞭笞这些对头，好好报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讯之下，饶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扛不住。最后被王文审出一个特别荒谬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周观、张柷这几个官员也都是苏州人，为了包庇同乡，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大怒，让锦衣卫把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受审。可怜这批大理寺官员才离狼穴，又入虎口。马顺对付他们，比王文更有办法，一边打一边让他们招出更多的人，株连甚广。
最无辜的一个，是大理寺的司丞仰瞻。他当时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视察当地蝗灾。同僚周观被马顺打得实在挨不过了，把仰瞻也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可怜仰司丞本来正忙着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直接下狱，严刑拷打。他熬不过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锦衣卫拿到这些供词，交给刑部议罪。刑部战战兢兢，哪里敢不从，很快拿出了判决：岳氏、邱永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仰瞻充军去大同，和潘洪一样，顾惟敬等官员连降三级。
至于薛瑄，同样问了死罪，秋后开斩。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师，气定神闲，在监狱里慢慢读着《易经》，被赶去探监的同僚称为“铁汉”。等到了午门会审时，他还有余力把主审官王文骂得无言以对。
整个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动了。
马、王二人的作为，实在已过了官场的底线。原本观望的官员们，纷纷设法营救。在临近行刑之时，王振家的老仆人，做着饭忽然哭了。王振问他为啥，老仆人说：“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
王振有点发怵，自家仆人都这样，外头舆论的态度不问可知。他是第一代权宦，经验不足，不敢犯众怒，便约束手下，没有继续追杀。这边态度消极，那边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频频上书鸣不平，薛瑄自己也上书自辩。
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覆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
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土木堡之后，景泰即位。愤怒的朝臣们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门将马顺活活打死，让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唯一被殴打至死的指挥使。王振的干儿子王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起用，先任南京大理丞，然后转北京少卿。
但讽刺的是，他却不如当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紧抱景泰大腿，坚决反对把英宗接回来，很快以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创了二品大臣入阁的记录。
薛瑄、王文两个人，在景泰年还交过一次手。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发生饥民抢粮事件。王文受命弹压，一口气抄了五百多户，抓了两百多人，统统以谋反罪名押解京城问斩。薛瑄又一次站出来，为这些人鸣冤。
王文无奈地表示“此老倔强犹昔”，只好惩处了为首的三四人，其他人都放了。
夺门之变发生之后，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复位，着手清洗旧臣。王文被诬谋反，和于谦一并处斩。
于谦之冤，天下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意思是老百姓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一点都不同情。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更讽刺的是，诛杀王文的圣旨，正是薛瑄亲自送过去的。其实薛瑄这时候并未挟私报复，反而极力营救，为此事也恶了皇帝，很快就告老还乡了。
不知道他们两个面对面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谈起许多年前，那四个无辜的冤魂。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