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一的户帖,写的只是一个地址和户籍分类,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这个王叙,在地址和户籍分类后面,还多加了一条“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这个王叙大概比较富庶,在十户里长轮值名单之内,万历四十九年(1621年),恰好轮到他当第五图的里长。所以在每一次的黄册攒造中,都得把每一户的里甲值年写清楚。

只是多写一句话,意义却变得完全不同。

户帖的意义,仅仅在于登记人口数量,最多能为人头税提供参考。而黄册写明了里长、甲首的轮值年份,也就锁死了他们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记录一里状况的黄册之内,会附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叫作“编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图”。这是一张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标户名,一格一格写明所有人家的应役次序,一目了然,相当于一张排班表。

不过百眼图体现出的这个赋役,指的是正役,还有其他杂泛徭役和临时性的征派,都是当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内。

换言之,黄册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户籍登记,更在于强化徭役管理。从此以后,官府可以拿着百眼图做参考,调动百姓去服各种徭役,谁也跑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黄册在大明朝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赋役黄册。

另外要说一句,黄册所记录的,是除现役军人之外的所有民众的户口状况,主要指民黄册。还有记录其他类别户籍的军黄册、匠籍册、灶籍册等等,分属不同部门掌管。

【注释】

黄册与户帖的区别:据栾成显先生的研究,黄册与户帖的区别首先在于,黄册里的事产部分更为详细,不仅载有田地、山塘、房屋、车船、牲畜等,而且列出田土买卖的细目,以及应纳税额等。其次,黄册是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所谓四柱式为基本登记形式,能够体现出十年之间人口与事产的增减变化。再次,黄册编造之时,已经将每户所属户籍、户等、列于第几甲、何年承受何种差役预先编定、记录在册了。由此可见,黄册比户帖更进一步,登载完备,组织严密。

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这份原件是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但它不是从档案库里翻出来的,而是藏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飞有个孙子叫岳珂,写过一部书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出版商决定重印这本书。印坊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购买新造纸张,而是从官府弄来一批淘汰下来的办公旧纸,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处。

图四·8 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

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实在是粗制滥造,可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个大惊喜。因为这批旧纸,正是黄册的“清册供单”——这个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帖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的关系、事产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帖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减一口,田地减三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这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帖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帖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太大,所以推行户帖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难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图四·9 鱼鳞图册示意图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工作。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区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图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得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的民众,就这样被朝廷严密控制起来。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生政权已经渡过了初期难关,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

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经常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

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

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

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作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作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户部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地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却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册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加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就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长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囚禁李煜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青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都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适合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舟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后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除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还搞了一次拆迁。其时在后湖内外,还住着许多居民,多以打鱼、采菱、湿地种植为生。现在这里要划为禁区,居民们自然也得迁走。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张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作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也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