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注释】
东晋的户籍制度：西晋因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而亡国，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国号仍然为晋，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纷纷渡江南迁，称为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据《隋书·食货志》所载，本来户籍无黄、白之别，皆是黄籍，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故产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侨人越来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故出现了旨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的土断，努力恢复户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扩大征税、服役人群。
唐代的户籍制度：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唐高祖年间，凡天下户口，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编造一次。编造户籍时，地方官吏必须亲自检阅人丁的形貌，将结果记录在册。因各地常集合五党或三党为一团进行，故称为团貌。团貌要耗费相当可观的人力，所以，在户籍编制正常的情况下，貌阅的重点对象为与赋税制度密切相关的五个年龄段的男子，以及可以免除赋役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残疾人。
宋代的户籍制度：宋代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又称税户，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根据地域、田产的不同，分为五等，使之在负担差役、杂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上户承担重难差役，中下户承担较轻的差役。客户，也称佃客，指没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为人佣耕的佃农。官府出于征发劳役的需要，将客户也登记在册。坊郭户和乡村户大约始于宋朝初年，其实就是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两种人交的税不一样，城镇户口又有钱的，就要交更多税。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都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客户则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也越稳定。
因此我们会看到，历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统计天下，修造版籍。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规则设计完备，资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刘邦，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很快便能进入状态；司马炎运气更好，魏、蜀、吴三国皆袭用汉制，三分归晋之后，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帮它“大索貌阅”，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照单全收便是。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作“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花户、葡萄户；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图四·2 某站户同时向不同部门交税示意图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其实算得上放养。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注释】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多死伤祸乱之事，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赋税征收没有根据。据《明实录》所载，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啊，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注释】
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民之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不得擅自改变。万历年间，《大明会典》重申，所有军人、农民、驿站工作人员、盐场工人、医生、天文星象观察者、工匠、乐工，都不可以擅自转行。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想换轻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见于南齐，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抛开文风不说，它的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图四·3 “户帖制”执行流程示意图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户部规定：“户帖”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
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定的。
早在晋代，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而是卷轴装。纸与纸之间左右相连，形成一条长幅，因此宽度不限，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
到了明代，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页页相叠，因此需要把长、宽都规定出来。将长度定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种从古。
看完尺寸，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
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帖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帖，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帖，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要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帖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依照样本批量印制，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并规定了缴还时间。
第四步，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这个提调，是临时差遣头衔，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晓谕百姓，让他们早做准备，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
接下来，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亲自坐镇监督，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
第五步，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百姓大多不识字，需要口头申报，小吏当场填写资料，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作保。三方确认无误，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带回衙门，与其他籍联汇总；剩下的户联部分，交还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儿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见。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作“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配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图四·4 户帖实物图（出自崇祯《嘉兴县志》）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 月 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左半边：“加字壹佰玖拾号”。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以此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只要看田地多寡，还要看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巳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
图四·5 《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遂不克竟”，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注释】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语出名士杨维桢《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成教授，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此次与周铸同行，前往浙西核田。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觉得他们办事清明、果断，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与实际田亩相符。
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名为《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黄侯，乃黄万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定下南北两都，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丈量之地，田亩难有籍册，如今，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作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听起来不错，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但再仔细一想，不对啊，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