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住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会表示我家出两个壮丁，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六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丹——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大族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人越来越少。到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嘉靖七年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1495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1506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方面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注释】
度牒：亦称“祠部牒”。唐朝设立试经度僧制度，经过考试合格的僧尼、道士，由国家管理机构祠部发给其度牒，作为合法出家者的证书，可凭此免承徭役。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数量，规定每三年发放一次度牒。并且，男子不到四十岁、女子不到五十岁，不得出家。《大明律》中对没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严厉的处罚。
图三·1 明代的道士度牒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出家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能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他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使他成为杨干院中的一个小沙弥。
“椿”本意是大椿，乃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
现在法椿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
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起，只要僧、道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他，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下发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注释】
都纲：为梵语“大经堂”之音译，自唐代始有此称谓。明初，在礼部之下设立僧录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外府，则设僧纲司，掌管该府佛教事务，包括颁发度牒、决断僧尼词讼等。僧纲司主官为都纲，从九品，由政府选择精通佛教经典、严格遵行戒律的有德之僧人出任。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纳一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德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
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遵循这个规律。一个寂寂无闻的穷和尚，就算佛法造诣再高，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1523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诅咒。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里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然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那是早有积怨。
从前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为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时大为不同，罗秋隐的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杨干院俨然成了一座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如今居然用垃圾来羞辱罗家祖坟。
罗显带着无比的愤怒，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后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好风水，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熟知大明律。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因此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枚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篇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蒙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名下的所有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那这一条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做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是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见是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担任歙县知县。当地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泪认?。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着一着接一着，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再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呗！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720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650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将以见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4000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8000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吗？
还真需要。
《近事丛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到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罄尽。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层环节都得使钱，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4000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远远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明代有一个官职叫作“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其理解为一个空降的司法兼纪委官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
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巡按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申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隶属于南直隶地区，归中央直辖，没有省一级的按察使司，但属于应天巡按御史的巡查区。
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应天巡按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办公地点，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应天巡按御史的办公室——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1370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巡视遍历各地，各地都会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郭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作“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级别更高。在大明国初，行省一级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军政一肩挑，比现在的省长权力还大。
比如在隆庆年间，海瑞就曾巡抚应天十府，威名震慑，吓得整个南直隶官场为之簌簌。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南直隶巡抚一共有两个，一个叫“凤阳巡抚”，负责凤阳、庐州、淮安和扬州四府，兼漕运总督；还有一个叫“应天巡抚”，负责应天、苏州、松江、徽州、安庆等十府政务。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叫巡抚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办公。
弘治十四年，应天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称之“两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的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许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