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齐和莫里动身前往红加白不久后,阿黛尔·帕克太太开车沿着西罗伊斯丘下来。坡急路险,这个地段过去几年出过多起车祸。她一直龟速徐行,所以才及时刹得住车——差点儿撞上高速公路中间一个步履蹒跚、跌跌撞撞的女人。那个女人用一条胳膊紧紧抱着胸前一个正在滴血的包袱。这是帕齐唯一能用的胳膊了,因为另一条已经从手肘处断落。血从她脸上往下流。她的一块头皮剥落下来挂在肩上,血染的发丝一绺一绺在徐徐秋风中飘扬。她的右眼珠子掉下来挂在脸颊上。她所有的美在一瞬间被粉碎。美就是这么脆弱。

“救救我的宝宝!”帕齐叫喊道,帕克太太停下她的史蒂倍克老爷车走了下来。在那个怀里抱着血包袱、血迹斑斑的女人背后,帕克太太看到了那辆贝尔维迪老爷车,车子翻了个底朝天,还在燃烧。顶着它的是“孤单老乔”的卡车,车头已经凹陷进去。乔治本人倒伏在方向盘上。卡车后面那台翻倒的土豆挖掘机把9号公路堵死了。

“救救我的宝宝!”帕齐把那包袱向前送,阿黛尔·帕克看到那根本不是婴儿,而是一个面部尽毁的小男孩,她捂住双眼开始尖叫。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帕齐已经跪了下来,仿佛在祈祷。

又一辆卡车经过西罗伊斯丘,差点儿就撞上帕克太太的史蒂倍克老爷车。来的是弗纳尔德·德威特,他那天答应来帮乔治一起挖。他从车上跳下来,朝帕克太太身边跑过去,看了一眼跪在路中间的女人,然后径直向碰撞现场跑去。

“你去哪儿?”帕克太太尖叫道,“救救她!救救这个女人!”

弗纳尔德曾在太平洋跟海军陆战队一道作战,见过战场上各种恐怖场面,他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扭过头来喊了一句:“她和那个娃已经走了。乔治可能还有救。”

他的话倒也没错。帕齐在从罗克堡开出的救护车抵达之前早就断气了,但“孤单老乔”一直活到八十高龄。他后来再没开过机动车。

你会说:“你怎么啥都知道,杰米·莫顿?你那时候才九岁。”

但我就是知道。

1976年,当时我母亲还比较年轻就已经诊断出患有卵巢癌。那时候我正在缅因大学读书,不过我大二下学期休学了,好回家陪她走完最后的路。虽然莫顿家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阿康远赴地平线那头的夏威夷,在冒纳凯阿天文台做脉冲星研究),但我们都回到家中,来陪伴妈妈,支持爸爸。爸爸伤心欲绝,什么都做不了,只知道在家中徘徊或长时间在树林里散步。

妈妈希望在家里度过最后的日子,她对此明确表示过。我们轮流给她喂饭、喂药,或者只是坐着陪她。那时候她形容枯槁,还得依赖吗啡来镇痛。吗啡是种有意思的东西,它能消除隔阂——也就是北方佬为人熟知的沉默寡言——这道壁垒其他方法是攻不破的。2月的一个下午,轮到我来照看她,当时距离她去世只有差不多一周了。这一天外头飘着雪,天气苦寒,北风摇撼着房子,风在屋檐下狂啸,不过家里是暖和的。其实是热。爸爸是做取暖燃油业务的,还记得吧,20世纪60年代有一年很吓人,那年他直面破产,熬过去之后,他不仅事业成功,还进入了中等富裕阶层。

“把我的毯子都拉下来,特伦斯(特里的全称),”妈妈说道,“怎么这么多毯子?我都快热死了。”

“妈,我是杰米。特里跟爸爸在车库里。”我把那条单人毛毯掀开,露出一条艳得吓人的粉色睡袍,袍子里面仿佛空空如也。她的头发(癌症发病的时候就全白了)已经稀疏得几乎不剩了;她的嘴唇向牙齿两边萎缩,使牙齿显得太大,就像马齿一样;只有她的眼睛没变。她的双眼依旧年轻,充满令人痛心的好奇: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杰米,杰米,我刚刚就是这么叫的。给我来片药行吗?我今天痛得不行了,从没这么难受过。”

“再忍15分钟就好,妈。”本该再等两个小时的,但我看不出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区别了。克莱尔建议一次全给她吃了,把安迪吓了一跳;他是我们之中唯一信守我们相对严格的宗教教养的。

“你这是要送她下地狱吗?”他问道。

“只要是我们给她喂的药,她就不会下地狱。”克莱尔说道——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她又不会知道。”接着,她的话几乎把我的心都打碎,因为这是妈妈的口头禅,“她不知道这一趟是走着去还是骑马去。不会再知道了。”

“不准你做这种事。”安迪说道。

“我做不到。”克莱尔叹气说。她那时候年近三十,比以往更美丽动人。是因为她终于堕入爱河了?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辛辣的讽刺。“我没这种勇气。我只有勇气任凭她受折磨。”

“当她上了天堂之后,她的苦难就只是过眼云烟。”安迪说道,好像这样就一锤定音了一样。估计对他而言是这样吧。

风在呼啸,卧室那扇窗的旧玻璃咯咯作响,妈妈说:“我现在好瘦,好瘦。我当时可是个漂亮的新娘子,谁都这么说,不过现在劳拉·麦肯齐却瘦成这个样子。”她的嘴角拉长就像小丑做出悲伤疼痛的怪相。

我跟她在房里又待了三个小时,直到特里来接替我。她中途可能睡了一会儿,但她现在是醒着的,我不顾一切地分散她的注意,别让她的身体继续蚕食自己。我什么话题都能拿来说,只是刚巧提到查尔斯·雅各布斯。我问她知不知道他离开哈洛后下落何方。

“噢,那真是段可怕的岁月,”她说道,“他老婆孩子出的事儿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垂死的母亲十足轻蔑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可怕就可怕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当然不是乔治·巴顿的错,他只是癫痫发作。”

然后她就跟我讲了我先前告诉你们的事情。她是从阿黛尔·帕克的口中听来的,阿黛尔说那垂死女人的画面在她脑中挥之不去。“我永远忘不掉的,”妈妈说,“是他在皮博迪家尖叫的样子。我从不知道一个男人竟可以发出那样的声音。”

多琳·德威特,弗纳尔德的妻子,给我妈妈打电话交代了噩耗。她第一个给劳拉·莫顿打电话是有道理的。“必须得你来跟他说。”她说道。

母亲一想到那个画面就吓坏了。“噢,不!我做不到!”

“你必须做到,”多琳耐心地说,“这不是电话说说就了事的那种,而且除了玛拉·哈灵顿那老乌鸦之外,你是他最亲近的邻居了。”

母亲所有的沉默内敛都被吗啡一扫而空,她跟我说:“我鼓起全部勇气,但一出门勇气就都没了。我转身跑回茅房去拉屎。”

她从我们住的小山丘下来,穿过9号公路,来到牧师宅邸。虽然她没说,但我可以想象这是她这辈子走过最漫长的一段路。她敲了门,一开始他没应门,不过她能听到屋里收音机的声音。

“他怎么可能听得见?”她冲天花板问道,我就坐在她旁边,“第一次敲的时候,我手指关节几乎都没碰到木门。”

第二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他打开门,透过纱窗看见她。他手里正捧着本大书,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书名——《质子和中子:电所不为人知的世界》。

“你好,劳拉,”他说道,“你没事儿吧?脸色怎么这么苍白。请进,快请进。”

她进了屋子。他问出什么事儿了。

“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故。”她说道。

他脸上的忧虑更凝重了。“是迪克(理查德的昵称)还是你们家孩子?要我过去吗?劳拉,你先坐下,你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晕倒。”

“他们都没事儿,”她说,“出事儿的是……查尔斯,出事儿的是帕齐,还有莫里。”

他细心地把那本大部头在厅里的一张桌子上放好。估计她是这时候看到书名的,她能记住书名我并不惊讶;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什么都能注意到,而且什么都能记得住。我就亲身经历过。我宁可不要这种经历。

“他们伤得有多重?”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问,“他们是在圣斯蒂芬吗?肯定是那里,那是最近的医院。我们开你的旅行车好吗?”

圣斯蒂芬医院在罗克堡,不过他们被送去的当然不是那里。“查尔斯,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承受一个可怕的打击。”

他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并不使劲,她说道——但是当他低下头凝视她的脸时,他的双眼就像着了火一样。“有多糟糕?劳拉,他们伤得有多重?”

母亲开始哭泣。“他们都死了,查尔斯。我很抱歉。”

他放开她,双臂颓然落下。“不会的。”他说。用的是男人陈述一个简单事实般的语气。

“我本该开车来的,”母亲说道,“我本该开着旅行车来的,对,我没动脑子,就这么走过来了。”

“他们没死。”他又说道。他转身背对她,额头顶着墙。“不会的。”他用头撞墙,用力之大,连墙上耶稣抱小羊的挂画都哐啷作响。“不会的。”他再次撞墙,挂画脱钩砸了下来。

她抓起他的胳膊。他的胳膊松软无力。“查理,别这样。”然后,她仿佛是对自己的子女说话而不是对一个成年人:“亲爱的,别这样。”

“不会的。”他再次用头撞墙。“不!”又是一下。“不!”

这次她用双手把他抓住,把他从墙上拉开。“住手!你给我立刻住手!”

他看着她,茫然不知所措。他的眉间有一道亮红的印痕。

“他的神情,”这么多年后,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地跟我说,“我不忍心看,但我不能不看。这种事一旦开始就必须进行到底。”

“跟我走回家去,”她跟他说,“我给你来一杯迪克的威士忌,你需要喝点儿酒,但我知道你这里没这种东西……”

他笑了,那笑声让人震惊。

“然后我开车载你去盖茨瀑布。他们在皮博迪家。”

“皮博迪家?”

她等他把话听进去。他和她一样清楚皮博迪家是做什么的。截至当时,雅各布斯牧师已经主持过数十场葬礼了。

“帕齐不可能死,”他用一种耐心的讲学般的语调说道,“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是意粉王子节,这是莫里说的。”

“查尔斯,跟我来。”她拉着他的手,先是把他拽到门口,然后把他拉进秋日的艳阳之下。那天早晨他还在妻子身旁醒来,跟儿子面对面吃了早餐。他们闲话家常,就像大家平时一样。谁都无从知晓,随便一天都可能是我们倒下的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等他们到了9号公路——洒满阳光、静默、一如既往没有车辆的9号公路——他侧过头,像狗一样,去听西罗伊斯丘方向传来的警笛声。地平线上残留一抹烟气。他看着我母亲。

“莫里也是?你肯定?”

“加油,查理。”(“这是我唯一一次这么叫他。”她跟我说。)“加油,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乘着我们家的福特旅行车去盖茨瀑布,走的是罗克堡那条路。那条路至少要多开20英里,但母亲最惊骇的时刻已经过去,她能够清晰思考了。她不想驶过撞车现场,哪怕要一路迂回曲折都在所不惜。

皮博迪家的殡仪馆在格兰街上。灰色的凯迪拉克灵车已经在车道上,路边还停放了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雷吉·凯尔顿的别克船尾轿车。另一辆车让她看到之后大松一口气,是那辆侧面印着“莫顿燃油”的封闭式小货车。

妈妈领着雅各布斯牧师往前走的时候,爸爸和凯尔顿先生从前门出来相迎,雅各布斯牧师那时候就像小朋友一样温顺听话。妈妈说,他抬头往上看,仿佛在判断再过多久树叶才会变成金黄。

爸爸拥抱了牧师,但牧师没有回抱他。牧师只是站在那里,双手垂在两侧,向上打量着树叶。

“查理,我对你失去亲人深感抱歉,”凯尔顿咕哝道,“我们都很难过。”

他们护送他走进甜得过分的花香。头顶的扬声器传出管风琴音乐,像低声私语,有种凄凉。玛拉·哈灵顿——西哈洛所有人共同的奶奶——已经到场,很可能是因为多琳打电话给我母亲的时候,她就用公共电话线在偷听。偷听是她的爱好。她使了把劲,肥大的身躯从门厅的一个沙发上站了起来,她把雅各布斯牧师拉进她丰满的胸脯。

“你那亲爱的老婆和你的宝贝儿子!”她高声号啕。妈妈看了一眼爸爸,两人都皱起了眉头。“好嘛,他们都上天堂啦!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被羔羊的血拯救了,直接飞进那永恒的怀抱啦!”扑簌簌的泪水沿着她的脸颊往下落,击穿了她脸上厚厚的一层脂粉。

雅各布斯牧师就任由她抱着,随其摆布。过了一两分钟(“就在我开始担心她再不松手,她的大胸脯就要把他闷死的时候。”妈妈跟我说),他推开了她,并不使劲,但很坚定。他转身面朝我父亲和凯尔顿先生,说:“我现在就要见他们。”

“等等,查理,还没好。”凯尔顿先生说,“你得再等一会儿。等到皮博迪先生把他们拾掇得可以见人……”

雅各布斯穿过告别厅,厅里某个老女人正躺在一口红木棺材里等着最终示人。他继续沿着厅堂往后面走。他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没几个人比他清楚。

爸爸和凯尔顿先生连忙追过去。母亲坐下来,玛拉奶奶跟她相对而坐,蓬松的白发之下,眼睛在发着光。她那时年事已高,已经80多岁,有二十来个孙子孙女和曾孙曾孙女,他们不来看她的时候,就只有悲剧和丑闻可以让她焕发新生。

“他接受得了吗?”玛拉奶奶压低声音问道,“你有没有跟他跪下祷告?”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玛拉,”妈妈说道,“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只想闭上眼睛歇一分钟。”

但她休息不了,因为就在那时,殡仪馆后面的遗容准备室里传出了一声尖叫。

“听上去就像今天屋外的风,杰米,”她说,“不过比这要恐怖一百倍。”她的目光终于离开了天花板。我多么希望她的眼睛不要离开,因为我可以从她眼光的后面,看到死亡的黑暗正在逼近。“一开始只是女鬼般的哀号,没有言语。我多么希望只是这样,但却并非如此。‘他的脸呢?’他叫道,‘我儿子的脸呢?’”

谁负责在葬礼上讲道?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扰(就好比谁来给理发师理发一样)。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我没有亲眼看见;妈妈下的命令,只准她、爸爸、克莱尔和康拉德去参加葬礼。葬礼可能会对家中其余几个孩子造成不安(她肯定在皮博迪家遗容准备室里听到过寒彻脊背的尖叫),于是安迪留下负责照顾特里和我。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因为安迪是个坏小子,尤其是爸妈不在家的时候。身为一个公开的基督徒,他却热衷于扭人胳膊和用拳头揉人的脑袋,而且下手很重,让人眼冒金星那种。

帕齐和莫里双人葬礼那个周六,他没有扭人胳膊也没有揉人脑袋。安迪说,如果他们到晚饭时分还不回来,他就去做罐头意粉。其间我们只是看电视,不说话。他走上楼去,然后就没有下来。虽然他脾气暴躁人又专横,但他对“小跟班”莫里的喜爱不亚于我们其他人,而且他自然也很迷恋帕齐(人人都爱她……除了阿康,他对女生不感兴趣,长大之后也没有改变)。他可能是上楼祷告去了——“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圣马太这样教导大家——不过可能他只是想坐下来想想,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他的信仰没有因为这两人的死而崩塌——他至死都是个顽固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不过他的信仰必然遭到了极大动摇。我的信仰也没有因他们的死而崩塌,使它崩塌的是那次骇人的布道。

盖茨瀑布公理会的戴维·托马斯牧师为帕齐和莫里致了悼词,没有引起任何惊讶或不满,因为正如爸爸所说:“公理会和卫理公会之间没有半毛钱区别。”

引人注目的是雅各布斯选了斯蒂芬·吉文斯来主持柳林公墓的丧葬事务。吉文斯是示罗教会的牧师(不挂神职头衔)。示罗教会的信众当时还笃信弗兰克·韦斯顿·桑福德那个末日论贩子的教条——鼓励家长鞭笞子女,哪怕是再小的错都要上鞭子(“你必须做基督的训蒙师。”他如此教导大家),还主张36小时禁食,包括婴儿。

自从桑福德死后,示罗变化甚多(如今和其他新教教会团体略有不同),但在1965年,那些古旧的流言依然兴盛不衰——由他们的奇装异服和对末日将至的激进信仰推波助澜。可是原来我们的查尔斯·雅各布斯和他们的斯蒂芬·吉文斯常年在罗克堡聊天喝咖啡,而且还是好友。那次骇人的布道后,镇上就有人说雅各布斯牧师是“染上了示罗教的病”。也许如此,但根据爸妈所说(以及阿康和克莱尔,我其实更相信他们俩的证词),吉文斯在那次简短的入葬仪式上显得很平静,给人慰藉,而且举止得当。

“他一次都没有提起世界末日。”克莱尔说。我还记得那晚穿着深蓝色礼服(她最接近黑色的衣服)和成人长筒袜的她有多美丽动人。我也记得她几乎没吃完饭,只是把盘子上的食物搅来搅去,直到弄成像狗粪似的一坨。

“吉文斯有没有念诵经文?”安迪问。

“《哥林多前书》,”妈妈说,“是讲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那段?”

“选得应景。”哥哥睿智地说。

“他怎么样?”我问妈妈,“雅各布斯牧师怎么样了?”

“他……很安静,”她说道,看上去很焦虑,“我看……大概是在沉思吧。”

“不,才不是,”克莱尔说着把盘子推开,“他都震惊坏了!就坐在坟头一把折叠椅上,吉文斯先生问他要不要来撒第一抔土,跟他一起祈福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坐在那儿,双手夹在膝盖之间,耷拉着脑袋。”她哭了起来。“这就像是个梦,一个噩梦。”

“不过他还是起身撒了土,”爸爸边说边搂着她的肩膀,“是过了好一会儿,但他还是撒了。每口棺材上撒了一把土。不是吗,克莱尔宝贝儿?”

“是啊,”她说道,哭得更厉害了,“不过是那个示罗教会的家伙抓着他的手,硬生生把他给拽起来的啊。”

阿康没说话,我才意识到他人已经不在餐桌旁。我看到他在后院,站在那棵挂着轮胎秋千的榆树旁。他的头顶着树皮,双手握着树干,肩膀簌簌颤抖。

不过跟克莱尔不同,他把晚饭吃了。我记得的。他把盘子上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还要了第二盘,声音坚定而清晰。

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日都有执事安排过来的客座传教士,但吉文斯牧师并不在其中。尽管他那次在柳林公墓显得很平静、宽慰众人,而且举止得当,我猜就是没人请他来讲。北方佬除了与生俱来和教育使然的沉默内敛,他们还往往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抱有偏见。三年后的一天,我听到盖茨瀑布高中的一个老师用愤怒不解的语气问另一个老师:“为什么会有人想枪杀马丁·路德·金?天哪,这个黑鬼是个好黑鬼啊!”

那次事件后,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取消了。我猜所有人都很高兴——包括人称“查经之王”的安迪。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雅各布斯牧师,他同样也无法面对我们。玩具角——克莱尔和其他女孩儿逗莫里玩儿(以及相互嬉戏)的地方会多么让人目不忍视。歌咏时分又有谁来弹钢琴呢?我想镇上总有人可以,但查尔斯·雅各布斯是没心情去打听了,而且没有了帕齐,一切也不再相同——唱起激扬的赞美诗,比如“向前直往锡安”时,她金色的秀发左右摇动。她的金发已然入土,在黑暗中,头发在缎子枕头上发干变脆。

11月一个灰蒙蒙的下午,特里和我正在窗子上喷涂火鸡和丰收羊角,电话一声长一声短地刺耳地响起:是我们家的电话铃。妈妈接了电话,简短说了几句就放下电话,然后朝特里和我微笑。

“是雅各布斯牧师的电话。他这个星期天要上讲道台做感恩讲道。你说是不是棒极了?”

多年以后,我上了高中,克莱尔读缅因大学放假回来,我问她为什么当时没人拦住他。我们在外头,荡着旧轮胎秋千。她不用问就知道我指的是谁,那次礼拜日讲道给我们所有人的心头留下了一道疤。

“我猜是因为他听上去通情达理,听着很正常。等到人们意识到他的真实用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也许吧,但我记得雷吉·凯尔顿和罗伊·伊斯特布鲁克在结尾时打断了他,其实他还没开始讲我就知道不对劲儿,因为他没有用往常的结束语来结束当天的读经:愿上帝保佑他的圣言。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句话,连他给我展示电动小耶稣横渡太平湖那天都没有忘记。

骇人的布道当天,他选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跟吉文斯牧师在柳林公墓一大一小两座墓旁读的是同一章:“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他在讲道台上合上了那本厚厚的《圣经》——没太用力,但我们都听到“啪”的一声。那个礼拜天,哈洛卫理公会全是人,每张长凳都坐满了,不过却一片死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我记得自己暗暗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完成,不会中途落泪。

玛拉·哈灵顿老奶奶坐在前排长凳上,虽然她背对着我,我也能想象她的双眼藏在那半开半合的臃肿发黄的眼皮里,闪烁着渴望的光。我们家坐在第三排,我们常坐的那排。妈妈的脸色平静,但我可以看到她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紧攥着那部大开本平装《圣经》,把书都折弯了。克莱尔咬着牙,把口红都一点点吃掉了。从读经结束到哈洛人称“骇人的布道”开始,之间不会超过五秒,至多十秒,但在我看来却仿佛亘古一般遥远。他低头向着讲道台上那本亮金色饰边的《圣经》。当他终于抬起头,露出他冷静沉着的脸,大家仿佛都轻轻舒了口气。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艰难而困扰的时期,”他说,“这自然不用说了,这是个紧密相连的社区,大家都互相认识。居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向我伸出援手,我会永远心存感激。我要特别感谢劳拉·莫顿,感谢她如此温柔委婉地向我转达了噩耗。”

他向她点头示意。她点了点头,微笑一下,然后举起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擦掉了一滴泪。

“从我痛失所爱的那天起,到今天上午,我一直在反思和学习中度过。我本想说‘以及在祷告中度过’,但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跪下,却没能感受到上帝在我身边,所以我只能反思和学习。”

众人沉默,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他。

“我去了盖茨瀑布图书馆找《纽约时报》,但他们只存了《商业周刊》,他们让我转道罗克堡,那里有时报的微缩胶片。‘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圣马太真是言之有理。”

台下报以几声轻笑,但很快就归于沉默。

“我一天一天地去,翻阅微缩胶片直到我脑袋发疼,我想跟诸位分享一下我的发现。”

他从黑色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掏出几张档案卡。

“去年6月,三股小型龙卷风席卷俄克拉何马州的梅伊城。虽然有财产损失,但无人死亡。居民蜂拥到浸信会教堂去唱诵赞歌和做感恩祷告。正当他们在教堂里的时候,第四股龙卷风——一个F5级大怪兽——扫过梅伊城,将教堂摧毁。41人死亡,30人重伤,其中包括缺胳膊断腿的孩子们。”

他把那张卡换到后面,接着看下一张。

“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件事。去年8月,一名男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温尼珀索基湖划船,家里的狗跟他们一起。狗掉到了水里,两个男孩儿跳下水去救。父亲看到两个儿子有溺水的危险,自己也跳下去救,结果不小心把船打翻,三个人都淹死了。那条狗游回了岸边。”他抬起头来,还微笑了一下——就像太阳穿过寒冷1月天的雨幕出来露了个脸,“我试图查明那条狗的下落——那丧夫丧子的女人是留着它还是杀了它,但没能找到。”

我偷眼看了看哥哥姐姐。特里和阿康一脸迷惑,但安迪一脸煞白,像是惊恐,像是愤怒,又像兼而有之。他双拳紧握放在膝上。克莱尔在无声地啜泣。

下一张档案卡。

“去年10月。飓风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附近席卷陆地,杀死17人。其中6人是教堂日托中心的孩子,第7个人被报失踪。一周后,他的尸体在树上被人发现。”

下一张。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以前叫比属刚果,现在叫扎伊尔的国家[1],一个为穷人提供食品、医药并且传教的传教士家庭,一家五口全被谋杀。虽然文章没有明说——《纽约时报》只拣了适合报道的来说——不过文章暗示凶手有吃人的嗜好。”

传来一声不满的咕哝,从雷吉·凯尔顿那边传来的。雅各布斯听到了,举起手来做了一个善意的手势。

“虽然我还有很多例证,但我不必细说了——火灾、洪水、地震、暴动和暗杀。世界为之战栗。阅读这些故事给了我几分慰藉,因为它们证明了遭受折磨的不止我一个;可是慰藉却很微小,因为这些死亡——比如我妻儿的死——显得如此残酷和反复无常。人们说基督肉身升天了,但我们这些地上的可怜凡人却只留下丑陋的残躯烂肉,和一个永无止境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我一生都在读经,在母亲的膝上,在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然后是神学院——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的朋友们,《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最接近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这段,圣保罗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没什么好问的,我的弟兄,反正你们也不会懂。’约伯亲自问上帝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更不客气:‘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翻译成我们年轻教民的话来说,就是‘滚蛋吧,老东西’。”

这次没人笑了。

他端详着我们,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在他脸上投射出蓝色和红色的菱形。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宗教应该是我们的安慰。《诗篇》宣称上帝是我们的杖和我们的竿;当我们不得不穿过死荫的幽谷时,他会与我们同在,帮我们渡过难关。另一则诗篇向我们保证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力量,在俄克拉何马教堂丧命的那些人肯定对此有异议……不过他们已经开不了口了。还有那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溺水只是为了救家中的宠物——他们有没有问上帝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当水呛进他们的肺部,死亡使他们的头脑发昏变暗时,上帝是不是回答说‘再过几分钟就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