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希望能有人能退票
1968年8月19日，厄克特和我邀请了12个"朋友"到我们在高尔街83号的住所来--达尔文婚后即住在这里。我们觉得达尔文协会很适合，因为我们确信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将长久地记住这个日子。我不想一一介绍，只想说明来的人里有4位教授--3位来自伦敦，1位来自剑桥--两名记者，都是正经的大报记者，还有几个专业人士，包括一名医生。
在厄克特把我介绍给大家后，我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了详尽的说明。10分钟后，那位剑桥的教授清了清嗓子，说了句"抱歉，"便匆忙地离开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把这当成是一场针对他的恶作剧了。其余的人都坚持听完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恶作剧。当他们认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时，他们明显地变得不太友好了。其中的一个记者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不停地用"我们是否得相信……"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其中的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了，但我后来听说，这并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地不相信这些事，而是因为她突然注意到屋里刚好有13个人，她觉得这个数不吉利。那个年轻记者带了两本厄克特的书，都是关于Mu的，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口吻引述着书里的内容。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与会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能把我们的"演讲"看作是一个警告。他们争论着，就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或者是一个不寻常的短篇小说。到最后，在为各种不同的剪报无谓地争执了一个小时后，一个事务律师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认为哈夫先生（那名记者）说出了我们大家的疑虑……"他反复提到的要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兰代尔芬的爆炸可能是硝化甘油造成的，甚至可能是一场流星雨带来的冲击。他们对待可怜的厄克特的书的那种态度让我吃惊，即便是在我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我们把会议的全过程都做了录音，把录音带上的内容都整理、打印出来了，还留了拷贝，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当做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愚昧和愚蠢。事情再没有进展了。那两家报纸甚至决定不刊登对我们争论的问题的审慎的评价。一些人得到了这次会议的风声，赶来看我们--几个带着占卜板的胖女人，一个认为尼斯湖怪是俄罗斯潜艇的瘦小男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就因为这个，我们决定转移到美国去。我们依然抱着可笑的想法，希望美国人能表现得比英国人开明一些。
没过多久我们就醒悟了--尽管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两个人愿意暂缓评判我们的心智是否正常。但大体上讲，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在科哈塞特那个几乎已经废弃的渔村--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度过了有趣的一天；那一天的时间足够使我们发现，那地方和兰代尔芬一样是劳埃格的一个活跃的活动中心，也许比兰代尔芬还活跃，而且如果我们再在那儿呆下去的话，就会很危险了。我们设法找到了约瑟夫·卡伦·马什，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个马什船长的孙子，现在居住在Popasquash。他告诉我们，他的祖父死于精神错乱，他认为祖父有一些"神秘的"书和手稿，但已经被他的祖母烧掉了。这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真正看到《死灵之书》的渠道。他还提到过马什船长把古老的大恶神说成是"时间之主"--这是对"珍妮"号、"布莱克杰克"号等事件的一个有趣的注解。
厄克特坚持认为手稿没有被销毁--他的理论基础很怪异，他说这类古代著作都有它们自己的一种特征，能避免损毁。他和马什船长的后代和他的家族事务律师进行了大量的通信联系，想从中找出《死灵之书》的蛛丝马迹。
在现阶段……
编者注
上文是我的伯父写的，在写完最后一段话后没几分钟，他就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R·平克尼参议员的电报，参议员是他的老学友，或许是伯父提到的那几个"愿意暂缓评判他的心智是否正常"的人当中的一个。电报上写着：尽快赶来华盛顿，带剪报，到我家找我，平克尼。平克尼参议员向我确认说，国防部长已经同意接见伯父，而且，如果被说动的话，他可能会设法安排他与总统见面。
伯父和厄克特上校没能搭上3点15分从夏洛茨维尔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他们去机场"候补"，希望能有人退票。在只有一张退票的情况下，经过一番争执，厄克特上校和伯父一致认为他们应该一起行动，而不是分乘不同的航班飞去华盛顿。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尼科尔斯机长同意用他占四分之一所有权的一架"赛斯纳311"带他们飞去华盛顿。
飞机于1969年2月19日3点43分从机场的一条副跑道起飞了；天很晴，气象报告说天气条件很好。10分钟后，机场接收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报告，说是"飞进了低空云层。"飞机当时应该是在戈登茨维尔地区的某个地方，而气象报告说当地的天很晴。后来一直尝试的与飞机的无线电联络也没能成功。5点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说，无线电联络已经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因为从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飞机失事的消息，所以我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到了午夜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收到飞机失事的报告只是迟早的事了。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报告。在那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没有伯父或那架飞机的消息。在我看来--我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很有飞行经验的人的支持--是飞机的设备出现了故障，而且不知何故飞到了大西洋上，在那儿坠毁了。
第66节：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伯父已经和夏洛茨维尔的"黑色小公鸡出版社"谈好了出版这本书的事，书的内容选自他的剪报本，而他的这些笔记似乎很适合用做书的前言。
在过去两个月里，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关于我伯父的消息，大家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或最起码是受到了错觉的困扰。但我本人不这么看。我在许多场合中见过厄克特上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人。我的母亲对我说，他是"一个极其善变的人物。"就连伯父自己的看法--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厄克特相信他在书里写的每一件事，但我发现这点很难接受。那些事都很耸人听闻，有一部分显然是纯粹虚构的。（例如，他从未说起过那个印度教寺庙的名字--或它所在的位置--而他正是在那儿发现了令人惊异的、关于Mu的资料；他也没提及教会了他阅读那些石牌上的文字的那个僧侣的名字。）
伯父是一个不谙世故的、随和的人，几乎就是漫画中所描绘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看看他是如何记述在高文街83号举行的那次会议的，又是如何描述他的那些听众的，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想过可能存在着像厄克特上校在他的文字里所暴露出来的人类的那种虚伪。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伯父没有说起过是他为厄克特上校支付了来美国的费用，而且高文街83号的房租也是他付的。厄克特的收入很少，而伯父，据我猜测，相比较而言就是富人了。
但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伯父的朋友福斯特·达蒙提出来的。因为伯父所具有的那种冷幽默，他的学生和同事都很喜欢他，还曾经多次把他比作马克·吐温。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他对人类所持的悲观态度也和吐温一样深刻。
在伯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对他有了很多的了解，在最后几个月里还见过他好多次。他知道我不相信他的"劳埃格"的故事，也知道我认为厄克特是一个吹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狂热的人，当我拒绝相信他的时候，他应该会努力说服我，或者说不定会拒绝和我说话。但伯父还是用和以前一样的幽默态度对待我，我母亲和我都注意到，当他看着我时，他的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他是在为自己有一个务实得根本不为他精心设计的玩笑所动的侄子而感到高兴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诚的人，无数的朋友都在哀悼他。
--朱利安·F·兰，1969年
我的船
乔安娜·拉斯
米尔蒂，让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坐下来吧。吃点奶油干酪和百吉饼。我保证这个故事能拍成一部一流的电视剧；我已经开始写了。小角色，小制作--这是件真事。知道吗，咱们先说这个疯狂的少女，也许是17岁左右吧，但她是一个游离人，她隐遁了，知道吗？她受到了某种可怕的惊吓。她就住在这么个旧公寓里，在一个贫民区里，非常神秘，就像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金色的长发，也许会穿着她用旧被单缝制的扎染衣裙，光着脚到处走，还有这个业务经理，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因为她像一个森林女神，或是一个自然精灵--
好吧。那太糟了。我会付我的午餐费的。咱们假装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好吗？你也不必告诉我那已经过去了；我知道那已经过去了。事实是--
米尔蒂，我得找个人谈谈。不，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不是要写它，我过去也没写过，可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你会怎么过，要是就剩你一个人，别人都出城的话？
我得找个人谈谈。
对，我会把那些噱头去掉的。天哪，我没考虑呢；我只是有时在心烦的时候才会那样做，你知道的。你自己来吧。但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那不是一个为剧本写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我只是想讲给某个人听。我才不在乎有没有电视台会用它呢；你只需告诉我，我是或不是疯子，就这么简单。
好吧。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1952年。我是岛上一个高中的毕业班学生，那是一所公立高中，但很特别，有一个大型的戏剧课程。他们正开始要消除种族隔离，你知道，50年代初，很自由的地区；每个人都拍着别人的背，因为他们让5个黑孩子进了我们的学校。八百个当中有5个！你会以为他们是指望着上帝从天上下来，给每个人头上都套一个大大的金色光环呢。
不管怎样，我们的戏剧课也消除种族隔离了--一个小黑女孩，15岁，名叫希西·杰克逊，有点天分。我所记得的就是，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带着那么股劲的黑人女孩，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股劲究竟是什么；那使她显得很怪异，就像是刚从医院或什么地方出来似的。
顺便说一句，的确是这样。你知道吗，马尔科姆·X4岁的时候看着他父亲被白人杀死了，这促使他当了一辈子的军人？希西也是亲眼看着她父亲被射杀了，那时她还很小--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只是那并没有使她从军；那只是令她惧怕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她会隐遁到这个世界之外，那时候，他们就会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她会坐在学校的剧场里--噢，米尔蒂，岛上的高中都有钱，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并且试图隐身在最后面的一个座位上，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她只有4英尺11英寸高，浑身湿透了可能也只有85磅。所以，那也许就是她没去入伍的原因。天哪，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害怕每一个人。那也不是简单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事；有一次，我看见她在一个角落里和另外几个黑人学生当中的一人在一起：一个真正诚实的、值得尊敬的男孩，你知道，制服、白衬衫、领带，也提着一个新的公文包，他正在和她说着什么，像是一件关乎他一生的事。他真的哭了，恳求着她。而她所做的就是缩在角落里，好像想要钻到地缝里去似的，还摇着头说不不不。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除非是在台上演出，有时在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一个星期，她有四回忘了提示--只不过就是站在那儿，眼睛发直，准备倒在地上--还有两次，她误闯到布景里来了，就好像戏已经演完了似的，正好就在一幕戏的中段。
第67节：我从没见过这种人
因此，阿尔·科波里诺和我去找校长了。我一直觉得阿兰自己就是一个很怪的人--记住，米尔蒂，这是1952年--因为他经常看那些疯子写的东西，《克苏鲁邪教》，《大衮的号令》《恐惧的雷恩人》--对，我记得，H.P.洛夫克拉夫特给你带来了好处--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呢？那些日子你去参加聚会，你会因为跳了贴面舞而感到兴奋，女孩穿着短袜和衬裙来凸现她们的裙子，如果你穿着一件运动服上学，那也没关系，因为中央高中很自由，但最好不要模仿它。即便如此，我知道阿尔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我让他主讲；我只是在那儿不停地点头。我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人。
阿尔说，"先生，吉姆和我都完全赞成消除种族隔离，我们认为，这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嗯--"
校长用那种眼光看着我们。哈。
"但是？"他说，像冰一样冷淡。
"是这样，先生，"阿尔说，"是希西·杰克逊。我们觉得她--嗯--有病。我是说，也许最好是……我是说，每个人都说她是刚从医院出来的，这让我们大家都紧张，而且肯定也会让她更紧张，而且，也许这么短的时间会让她--"
"先生，"我说，"科波里诺想说的是，我们不介意黑人和我们同校，但这不是在消除种族隔离，先生；这是在消除正常人和疯子之间的隔离。我是说--"
他说，"先生们，也许你们会有兴趣了解，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智商测验的得分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得分都高。而且，戏剧科告诉我说，她的天分也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天分还要高。考虑到你们俩在秋季学期的考试成绩，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阿尔低声说道，"对，问题很多。"
校长又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和她一起工作，因为她是如此出色，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且，一旦我们停止传布愚蠢的谣言，杰克逊小姐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来适应中央高中，如果他听到任何消息说，我们又去打扰她了，或者又散布关于她的传言，我们俩就将受到处罚，说不定还会被开除呢。
随后，他的语气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他告诉我们说，在她5岁的时候，有个条子无缘无故地向她爸爸开枪，就当着她的面，她爸爸流了好多血，死在了小希西的怀里，他告诉我们，她的妈妈有多么的穷，还说了另外两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说这些事已经足以令任何一个人发疯了--他用的词是"产生问题，"你知道--不管怎样，听他说完以后，我感觉就像一只老鼠，科波里诺走出校长办公室，把他的脸贴在了瓷砖上--凡是你能够到的地方，都会铺着瓷砖，这样他们就能把涂鸦冲洗掉，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用"涂鸦"这个词--哭得像个小娃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个"帮助塞西莉亚·杰克逊"运动。
上帝啊，米尔蒂，那女孩能演戏吗！她不可靠，问题就在那；一个星期，她会很用心，像狗一样卖力，练声、做体操、练习击剑、在食堂里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中尽显才华，下一个星期：什么都没了。哦，她的人在那儿，对，她的85磅都在那儿，可是她会敷衍每一件事，好像她的心思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技巧上完美无缺，在情绪上一无是处。我后来听说，在那种时候，她在地理或是历史课上也会拒绝回答问题，就那么淡出了，不说话。当她精力集中的时候，她能走到台上，掌控一切，仿佛那就是她自己的舞台。我从没见过这种人。才15岁！而且还那么小。我是说，她的声音不是很好--当然，我估计，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会好起来的--而且，她的身材，老实说，米尔蒂，用过去的一句脏笑话说，就是熨衣板上放了两片阿司匹林。那么小，一点也不好看。但是，我的上帝，你知道，我也知道，那没什么。有一次，她在一个独幕剧里演示巴女王，那是我们在真的观众面前的演出--好吧，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其他孩子，还能有谁？--而且演得真好。还有一次，我看见她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在一堂哑剧课上，她还演过母狮子。她都演得很好。真实，完美，绝对专注。她也很聪明；那时，她和阿尔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听她给他讲，她是如何处理角色的，那是在她演示巴女王的那个下午，在绿厅，她正用冷霜卸妆的时候。她伸直胳膊，正对着我，就好像她的胳膊是一挺机枪似的，说道：
"至于你，吉姆先生，让我告诉你：重要的是信仰！"
那真是件好笑的事，米尔蒂。她和阿尔成了越来越好的好朋友，当他们带我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呢。他借给她看他那些疯子写的书，我无意间零星听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事。她有一个极其保守的妈妈，非常敬畏上帝，非常可敬，难怪希西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她妈妈甚至连头发都不让她拉直--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你知道，那时还没有，只不过是因为--听听--希西还太小。我想，她妈妈过去肯定比她还要疯狂。当然，我是一个该死的蠢蛋（谁又不是呢？），而且我确实觉得所有的黑人都天生就散漫；他们打着响指走来走去，吊在枝形吊灯上，你知道，就是那些事，跳啊，唱啊。但就是有这么个异类，她的家人晚上都不让她出门；不许她去参加聚会，跳舞，玩牌；不能化妆，连首饰都不能戴。相信我，我认为，如果要为她的反复无常找出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她的脑袋被圣经敲打得太频繁了。我想，她的空想怎么也得找个口表现出来吧。顺便说一句，要是她妈妈发现她在上戏剧课，肯定会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中央高中拖走；我们都不得不发誓要时刻严守秘密。演戏可比跳舞要罪孽深重，也邪恶得多，我想。
你知道，我觉得那太让我感到震惊了。真的。阿尔的家庭是极不正统的天主教家庭，我的是不正统的犹太教家庭。我从没碰到谁有那么一个妈妈。我是说，要是希西哪天回家的时候，在她天天都穿的那件宽松的白衣服上别了一个金色的圆形别针的话，她妈妈就会打她；你还记得那种别针吧，女孩全都别的。当然，杰克逊小姐也不会穿马毛的衬裙；杰克逊小姐穿短得不能再短的百褶裙，以及退了色的、皱皱巴巴的直裙。有一阵，我还觉得，穿那种短裙，意味着她还敢表现出她的，你知道，性感，但不是那么回事；那都是她的一个比她小得多的表妹穿剩下的东西。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买不起。我想，是她妈妈和那些信仰方面的事使我最终改变了对希西的看法。表面看来，塞西莉亚·杰克逊很普通，我想，但我知道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有一天，在教学楼里，我正准备去上另一门课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和阿尔，我说，"希西，你总有一天会出名的。我认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演员，我只想说，认识你是我的荣幸。"然后我深深地给她鞠了个躬，像伊若·弗林那样。
第68节：我们准备划船出海
她看着阿尔，阿尔也看着她，有点诡秘的样子。然后她把头埋在她的书里，吃吃地笑了。她那么瘦小，有时你都会觉得奇怪，她是怎么做到的，能成天拖着那些书到处走；她的腰都被压弯了。
阿尔说，"噢，好啦。告诉他吧。"
就这样，他们把他们的大秘密告诉了我。希西有一个表妹，名叫格洛丽叶特，格洛丽叶特和希西共同拥有一个真正的船台，就在希尔弗汉普顿的外码头上。她们各付一半的船台费--当时大约是2块钱一个月，米尔蒂--你要知道，在当时，码头不过是指一条长长的木头船坞，你可以把你的小船拴在那儿。
"格洛丽叶特没在，"希西说，还是那么点小声。"她得去看姨妈，在卡罗莱纳州。下个星期天，妈妈也要去。"
"所以，我们准备划船出海！"阿尔替她把话说完了。"你想去吗？"
"星期天？"
"对呀，妈妈去完教堂之后，就去汽车站，"希西说。"大约是1点钟。伊夫林姨妈9点过来照看我们。所以，咱们有8个小时。"
"去那儿要用2个小时，"阿尔说。"先坐地铁，再坐公共汽车--"
"除非是坐你的车去，吉姆！"希西说着，大笑起来，把书都掉地上了。
"哦，非常感谢！"我说。她把书捡起来，冲我笑笑。"不，吉姆，"她说。"无论如何，我们想让你去。阿尔还从来没见过那条船呢。格洛丽叶特和我，我们叫它'我的船'。"才15岁，她就懂得如何对你笑，笑得让你心花怒放。也许我只是觉得：这真是一个大秘密！一个大罪孽，我想，在她妈妈看来。
我说，"行，我开车去。我能问问那是条什么船吗，杰克逊小姐？"
"别那么冒傻气，"她鲁莽地说。"我是希西，塞西莉亚。傻吉姆。
"至于'我的船'嘛，"她又接着说，"它是一条大游艇。巨大。"
我正准备笑话她，但我随后发现，她是成心这么说的。对，她只是在开玩笑。她又诡秘地冲我笑笑。她说我们得在她家附近的汽车站那儿集合，然后她就沿着铺了瓷砖的走廊走了，穿着发旧的、宽松的绿裙子和一成不变的白上衣，身边跟着瘦得皮包骨头的小阿尔·科波里诺。没有漂亮的短袜；杰克逊小姐只穿着一双快要开线的、矮腰旧皮鞋。但是，她显得有点不一样：她抬着头，步履轻盈，而且，她说话的声音也不像以前那么小了。
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开怀大笑--在台下。要知道，她动不动就会哭，比如，上课的时候，她从老师的话里听出安东·契诃夫--你知道，那个伟大的俄国剧作家--死了，就会哭。后来，我听她对阿兰说，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还有好多诸如此类的小事，都挺神经的。
就这样，我开着那辆在当时看来也许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老的车--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米尔蒂--接上了她；那就是一堆破烂--老实说，我能把它发动了，就算是够幸运的了，当我到达布鲁克林区希西家附近的汽车站时，我看见她站在那儿，穿着一条退色的、半新的百褶裙，还有那件白上衣。我猜想，名叫塞西莉亚·杰克逊的小精灵每天晚上都会从小木屋里出来，洗那件上衣，再把它熨平。好玩，她和阿尔真是一对儿--你知道，他就像中央高中的伍迪·艾伦，而且，我觉得他对他那些疯子写的书很感兴趣--真的，米尔蒂，非常狂热，在1952年--因为，否则的话，像他这么一个5英尺3英寸高又这么有才气的意大利小阿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半的时间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和他做朋友；我想，那让我感觉到了我的重要性，你知道，慷慨，友善，就像和希西做朋友一样。他俩的体格差不多是一样的，站在汽车站旁边等着，我觉得他俩的脑袋都在同一个地方。我现在明白了。我想，他比他的年代超前了20年，就像他的书一样。假如民权运动早发生几年的话，也许--
不管怎样，我们开车去希尔弗汉普顿了，而且那是一段不错的旅程，好多的乡村，都是平地--在那时候，岛上还有菜圃呢，我们看到，那个船坞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旧码头，但还算不错了；我把车停好，阿尔拿出了希西带的一个购物袋。"午餐，"他说。
"我的船"就在那儿，对，一半在船坞里。不知为何，我甚至都没指望它真的存在。它是一条旧的、有漏缝的小木船，只有一只桨，船底有3英寸。在船头，有人用橙色的漆，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船名"我的船"。一根像绳滞子一样坚固的绳子把"我的船"拴在了停泊处。当然，它看上去还不至于马上就沉下去；毕竟，它在那儿也拴了好几个月了，经历过雨、雪，但依然还在那儿漂着。所以，我上了船，心想着我真应该把鞋脱下来，开始用我从车上带来的锡罐舀水。阿兰和希西在船的中间，正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我想他们是正在摆午餐。很显然，"我的船"大部分时间都是泊在船坞里的，而希西和格洛丽叶特就坐在船上吃午餐，也许还假设她们是在"玛丽女王"号上呢，因为阿兰和希西好像都没注意到船少了一只桨。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时好时坏的那种天；你知道，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有太阳，但都是那种蓬松的小片云，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我舀了好多粘乎乎的水出去，然后就走到了船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字不是橙色的。那是黄色的。
我又靠近了一些去看：那字不是用漆写上去的，而是用什么东西嵌在"我的船"侧面的，就像是办公室门上挂的那些名牌一样；我想，我第一次肯定看得不够真切。那字写得很好，很顺畅，真的很专业。我猜是黄铜的。不是铸造的，米尔蒂，是那种--他们管那叫什么，拼花？凹雕？每个字都是分开的。肯定出自阿兰之手；他有那种天分，过去常给他的那些疯子写的书画怪异的插图。我回头一看，发现阿兰和希西正从袋子里取出一大块粗棉布，要铺在那些插在船舷上的大杆子上。他们正在支一个遮阳篷。我说：
第69节：她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
"嗨，我敢打赌，那布是你们从剧院拿的！"
她只是笑笑。
阿尔说，"你能给我们拿些淡水吗，吉姆？"
"当然，"我说。"在哪儿，船坞上？"
"不，从桶里。在船尾。希西说上面有标记。"
哦，当然，我想，当然。在太平洋上，我们摆好我们的水桶，求雨。那儿是有一个桶，没错，而且有人不辞辛劳地在污迹斑斑的桶上用绿漆写上了"淡水"两个字，但是，那个桶从来就没有再装过任何东西。桶都干透了，空的，而且锈得很厉害，你把它拿起来，对着光，你能看到桶底有两个洞。我说，"希西，桶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