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了个空，只有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碰到了一点她睡衣的褶边，然后又如低语声般慢慢滑掉了。
“多……洛……”她大声尖叫，接着我听见砰的一声结实的撞击。回忆起那个声音，我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那个声音很像乔撞到井底的声音。我看见她横翻了一个筋斗，然后听见了断裂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像你将一根点着的木棍，放在膝盖上折断一样清晰刺耳。我看见血从她脑袋一侧喷了出来，和我想到的一样。我快速转过身，快得两只脚都打结了，我跪了下来。我往后看，从走廊一直看向她的房间，我看见了恐怖至极的画面，不禁大声尖叫。是乔。安迪，我看见他的脸，就像我现在看见你的脸一样清楚。我看见他的脸上沾满泥土，他冷冷地笑着，从卡在门口的轮椅的下面探头窥视我，透过轮椅的辐条看着我。
几秒钟之后，那张脸就消失了。这时候我听见薇拉呜咽哭泣的声音。
我不敢相信她跌了这么一跤之后竟然还活着。到了今天，我还是不敢相信。当然啦，乔也没有当场死亡。但是他正值壮年，而她却是个已经经历过六次轻度中风，以及至少三次重度中风的不堪一击的老妇人。而且，她跌下楼梯后并没有像乔那么幸运，有泥巴当软垫来减缓冲击力。
我不想走下楼到她身边，不想看她哪里摔断了或是流血了，但是我当然没有选择。当时只有我在场，也就是说，我被选中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膝盖太软了，只好扶着栏杆上的螺旋形支柱站起来），我的一只脚踩到衬裙的褶边。另一条肩带啪地断了，我将裙子稍微往上拉了一点，好让我将衣服脱下来。连这一点也很像旧事重现。我还记得，当时我低下头，看了看我的腿是不是被黑莓丛刮伤流血了，当然没有。
我觉得全身发热。如果你们真的生过病，发过高烧，你们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既不觉得身处世界之外，也不觉得身处世界之内。好像一切都变成透明的玻璃，你再也抓不住、抓不牢任何东西了，所有东西都容易滑脱。我站在楼梯平台上，手紧紧握着栏杆上的支柱，看着她跌落在那个地方时，心里就有那种感觉。
她躺在楼梯上过半的地方，两条腿蜷曲在身子下面，几乎看不见了，而血从她那张可怜老脸的一侧开始往下流。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她躺着的地方，仍然紧紧抓着栏杆，这时候她的一只眼睛溜地往上一转，看见了我。那是动物掉入陷阱的眼神。
“多洛雷丝，”她轻声说，“那个狗娘养的浑蛋这些年来一直纠缠着我。”
“嘘，”我说，“别说话。”
“没错，他一直没放过我，”她说，仿佛我顶撞了她似的，“那个浑蛋，那个淫荡的浑蛋。”
“我要下楼了，”我说，“我得打电话请医生。”
“不，”她回答，举起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我不要看医生，也不要去医院。尘土怪……即使那儿也有尘土怪，到处都有。”
“薇拉，你会没事的，”我说，同时抽回我的手，“只要你躺着别动，你会没事的。”
“哎哟！多洛雷丝·克莱本说我会没事的！”她说。她在中风、脑子变成糨糊之前，说话的声音通常就像那样冷酷无情。“听到专家的意见，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啊！”
过了这么多年，再次听见那个声音就像被掴了一巴掌一样。我真的被吓慌了，然后我仔细看着她的脸，就像你们看着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而不是在开玩笑的人。
“我好得像个死人一样，”她说，“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我想我的脊椎断了。”
“薇拉，你别乱想了。”我说，但是我已经不急着要去打电话了。我想，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如果她要让我猜她会问的事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自从1962年秋季那个下雨天，我坐在她的床上，用围裙捂着脸号啕大哭之后，我就欠她一份人情，而克莱本家的人可不喜欢欠债。
她又开口对我说话时，神志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清楚。那时乔还活着，而孩子们也还待在家里。“我知道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值得我做抉择了，”她说，“那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是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死，还是让医院决定。要是让医院决定的话，我又得等上好长一段时间。多洛雷丝，要是让我决定的话，我希望现在就结束生命。我不想在自己虚弱无力、脑子不清楚的时候，再看到我丈夫的脸出现在墙角。我不想再看见他们在月光下用绞车将那辆雪佛兰克尔维特跑车从石坑里打捞起来，不想再看见水从副驾驶座那边开着的窗户流出来——”
“薇拉，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我说。
她像往常一样，不耐烦地举起手，对我挥了一两秒，然后手又扑通一声往后垂到楼梯上。“我已经受够了尿床，受够了记不得半个小时前谁来探望过我。我想结束这条老命，你肯不肯帮我？”
我跪在她身旁，拉起她刚才垂到楼梯上的那只手，将它放到我的胸前。我想到那块大石头砸到乔的脸时发出的声音，那个像瓷盘砸到壁炉的砖墙上摔成碎片的声音。我不知道要是再听到那个声音，我会不会发疯。我知道那会是一样的声音，因为她呼唤我的名字时，听起来就像他在喊我的名字，她跌下楼梯落地时的声音，听起来也和他跌到井里的声音一样，就像她老是担心女佣会把她收藏在厅里的那些精致的玻璃艺术品打碎时的声音。而我的衬裙就放在楼上的楼梯平台上，被我卷成白色尼龙小球，两条肩带都断了，连这一点也和上次一样。要是我杀了她的话，听起来就和我杀了他的过程一样，这一点我很清楚。唉！这一点我清楚得很，就像我清楚地知道，东大道的路尾通往东海角那几层摇摇晃晃的阶梯。
我握着她的手，同时想着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时候坏男人发生意外，而好女人却变成臭婆娘。我看着她辛苦又无助地将眼球往上转，好让她能够看到我的脸。我注意到血不断从她头上的伤口处顺着她脸上深深的皱纹流了下去，就像春雨从山坡上顺着犁沟冲刷下来一样。
我对她说：“薇拉，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我就成全你。”
这时候她开始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脑子清楚的时候掉眼泪。“是的，没错，我真的想这么做。多洛雷丝，愿主保佑你。”
“你别担心。”我说。我将她布满皱纹的手拉到我的唇边，吻了一下。
“多洛雷丝，快点，”她说，“如果你真的想帮我，请你快点动手。”
她的眼睛好像说着：“在我们两个人都失去勇气之前，快点动手吧！”
我又吻了一下她的手，将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之后，我站了起来。那一次我很轻松地就站了起来，我的双腿又有力气了。我走下楼梯，走进厨房。我到后院晾衣服之前，摆好了烘焙用品，我觉得那一天很适合做面包。她有一根擀面杖，是用有着黑色纹路的灰色大理石做成的，很有重量。擀面杖放在长桌上，就在黄色塑料面粉罐旁边。我拿起擀面杖，仍然觉得自己在做梦，或者是发着高烧，然后我走回客厅，朝前廊走去。当我走过摆满了她收藏的古董的客厅时，突然想到以前我用吸尘器耍了她，以及她后来反击的事。到最后，她总是棋高一着，将我一军。这不也是我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吗？
我走出客厅，来到走廊，然后爬上楼梯，走到她身边，手里握着擀面杖其中一边的木质把手。我走到她躺着的地方，看着她头朝下，两条腿还是被压在身体下面时，并不打算先暂停一下。我知道如果我迟疑了，我就永远都下不了手。我走到她身边时打算跪下一条腿，用那根大理石擀面杖迅速又用力地往她头上一击。或许那个伤口看起来像她跌下楼梯撞到的伤口，或许不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打算那么做。
当我跪在她身边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没有必要那么做了。她已经自己动手了，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几乎样样事情都喜欢自己来一样。当我下楼到厨房拿擀面杖，或者是当我走回客厅的时候，她就毅然决然地闭上双眼，往楼下跌落了。
我坐在她身边，将擀面杖放在楼梯上，然后拿起她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生命中有些时刻是不能用分秒来衡量的。我只知道我坐着看了她一会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话。我想应该有，我想当时我感谢她放过我，感谢她让我走开，感谢她没有逼我再经历一次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也可能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我记得我将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接着将她的手翻过来，亲吻她的手掌。我还记得，我一边看着她的手掌，一边想着，她的手掌是粉红色的，而且好干净。她手上的皱纹几乎已经完全消失，看起来就像是婴儿的手。我知道我应该站起来，打电话给什么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可是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坐在那儿，握着她的手，似乎简单多了。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假如门铃没有响的话，我想我会坐在那儿更久。不过，你们也知道门铃是怎么回事——不管想不想，你都觉得得去应门。我站起来，一次只下一阶楼梯，一路紧抓着栏杆，好像七十几岁的老妇人似的。事实上，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十岁。我还记得，当时我心里想着，整个世界好像还是玻璃做的，而我不得不放开栏杆，走到门口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才不会滑倒，被玻璃割伤。
站在门口的是萨米·马钱特，他故意将邮差帽反戴着，看起来蠢极了。他大概以为那样戴帽子，可以让他看起来像个摇滚明星。他一只手拿着平信，另一只手拿着一封厚厚的信，那是每个星期从纽约寄来的挂号信，信的内容当然和她的财务问题有关。管理她财务的是一个叫作格林布什的家伙，这个我刚刚有没有提过？
我提过了？那好，谢谢。事情真是太多了，我几乎记不得哪些事情我已经提过了，哪些没有提过。
有时候这些挂号信里有一些文件必须签名，通常情况下，如果我帮薇拉稳住手臂，她就可以签好名字。不过，她神志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帮她代签。我这么做没有别的用意，之后由我代签的名字，也都没出现过问题，反正在最后三四年，她的笔迹根本就潦草难辨。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抓我，也可以利用这一项罪名——伪造文书。
我门一开，萨米马上就拿出挂号信，要我签名，因为挂号信都是由我签名的。不过，当他仔细看我时，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弯腰往后退了一步。与其说是退了一步，倒不如说是猛地往后一弹，考虑到这个人是萨米·马钱特，我想这么说比较适合他。
“多洛雷丝！”他说，“你没事吧？你身上有血！”
“那不是我的血。”我说。我的语气很平静，仿佛他问我正在看什么电视节目一样，我回答了他。“那是薇拉的血，她从楼梯上跌了下去，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哟。”他说，然后就绕过我，跑到屋里面，邮袋在他屁股上颠来颠去。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阻止他进去。你们问问自己好了，要是我当时阻止他的话，会有什么好处。
我慢慢地跟在他后面。世界是玻璃做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不过，这时我的鞋底好像变成铅块了。我走到楼梯底下的时候，萨米已经爬了一半，正跪在薇拉旁边。他跪下来之前，已经先将邮袋取了下来。邮袋从楼梯上滚下来，掉出一堆杂七杂八的信件、班戈水电公司的账单，还有里昂·比恩户外用品的商品目录。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个台阶地爬上楼梯到他身边。我从来没有那么累的感觉，即使我杀了乔之后，也没有过昨天早上那种疲惫不堪的感觉。
“没错，她死了。”他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
“对，”我回答，“我早告诉过你，她已经死了。”
“她不是没办法走路吗？”他问我，“多洛雷丝，你明明告诉过我，她不能走路，不是吗？”
“这个嘛，”我说，“我想是我错了！”她躺在地上，我却说出那样的话，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不过，我还能说些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和约翰·麦考利夫说话，比和愚蠢的萨米·马钱特说话来得容易，因为麦考利夫怀疑我做的事，很多我都做了。而清白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你被事实困住了。
“这是什么？”他指着擀面杖问我。门铃响的时候，我把擀面杖放在楼梯上了。
“你认为那是什么？”我马上反问他，“鸟笼吗？”
“看起来像是擀面杖。”他说。
“说得对极了。”我说。就好像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仿佛那个声音在一个地方，而剩下的我在另一个地方似的。“萨米，你可能是上大学的料呢，那可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了。”
“是啊，不过这擀面杖为什么会放在楼梯上？”他问我，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萨米还不到25岁，可他老爸是当年找到乔的那支搜寻小队的一员。我突然完全明白了，杜克·马钱特很可能从萨米小的时候就给他那不怎么灵光的脑子灌输多洛雷丝·克莱本·圣乔治解决了她丈夫的观念。你们还记得我刚刚说过，清白的时候往往会被事实困住吗？没错，当我看见萨米看我的眼神时，我就立刻决定，此时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
“当她跌下楼梯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准备做面包。”我说。清白的人可能还会面临另一件麻烦事，那就是即使决定撒谎，那些谎言通常也是未经妥善计划就脱口而出的。清白的人不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编故事，就像我编的故事一样。我说，我爬上俄罗斯草原观赏日全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丈夫，后来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默西埃殡仪馆里了。做面包的谎言一说出口，我马上就知道，我简直是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安迪啊，如果你看见他那既怀疑又害怕的深沉眼神，你可能也会说谎呢！
他站起来，开始四处张望，然后停下来，往上看。他往哪里看，我就跟着往哪里看，这时候我看见被我卷成圆球状放在楼梯平台上的衬裙。
“我猜啊，她先脱下衬裙之后，才跌下楼梯的，”他一边说，一边又转过头来看我，“或是跳下楼梯，天知道她当初到底做了什么。多洛雷丝，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不，”我说，“那件衬裙是我的。”
“如果你在厨房做面包的话，”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就像个脑筋不太聪明的小孩，想解出黑板上的数学问题，“那么你的衣服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萨米走下一阶楼梯，然后又走下一阶楼梯，动作之慢就像他的说话速度一样。他手握着栏杆，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突然明白了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想离我远一点。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怕我会临时起意，像将她推下楼一样，将他也推下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不久之后我就得坐在这里，告诉你们我现在正在说的这些话。他的眼睛很可能也正大声喊着：“多洛雷丝·克莱本，你上次逃过了法律的制裁，根据我老爸对乔·圣乔治的看法，或许他死了活该。但这个女人可是让你三餐温饱，让你有房子住，而且还付你不错薪水的大恩人哪！”他的眼睛继续说着，一个犯了罪却逍遥法外的女人，很可能会犯第二次。也就是说，机会来临的时候，她绝对会故技重施。而如果将人推下楼，却没有达成目的，她很快就可以想到补救的方法，譬如说，使用大理石擀面杖。
“萨米·马钱特，这不关你的事，”我说，“你最好去忙你自己的事。我得打电话叫岛上的救护车过来。你离开之前，别忘了捡干净你的邮件，否则一堆信用卡公司可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多诺万夫人不需要救护车，”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往下走了两阶楼梯，眼睛仍然盯着我，“而且我这会儿还不准备离开。我想你应该先打电话给安迪·比塞特。”
安迪，你也知道我打电话给你了，萨米·马钱特就站在那儿看我打电话。我挂上电话之后，他捡起刚刚散落一地的邮件，还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着我，可能是要确定，我没有拿着擀面杖，偷偷跟在他后面。然后他就站在楼梯下面，就像将小偷逼到墙角的看门狗一样。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到，我可以走过餐厅和厨房，从后面的楼梯上楼拿走我的衬裙。不过，那又有什么帮助呢？他已经看到衬裙了，不是吗？而且擀面杖也还在楼梯上，不是吗？
安迪，不久之后你就来了，弗兰克也和你一起。之后我就到我们的新警察局做笔录，那是昨天早上的事，所以我想没有必要复述一次吧！安迪，你也知道，我没有提到那件衬裙。而当你问我擀面杖是怎么一回事时，我回答你，我不太清楚擀面杖为什么会在那里。当时我只想到这么回答，至少在我脑袋上“故障待修”的标志被拿下来之前，我只想得到这么多。
我在笔录上签完名之后，就坐进车子，开车回家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快，而且很平静——我指的是给你们做笔录这件事，这几乎让我说服自己相信，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毕竟，我根本没有杀她，她真的是自己跌下楼梯的。我不断这么告诉自己，等我将车子开进我家的车道时，我已经能让自己相信，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关上车门，走到我家后门的时候，那种安心的感觉就消失了。有人用图钉在后门上钉了一张字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一块油腻的污迹，看起来像是某个男人从放在裤子后袋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条上写着：你别妄想再逃过这一次。就这样而已。去他妈的，这样就够了，你们说是不是？
我走进屋里，将厨房的窗户砰地打开，好让里面的霉味散去。我很讨厌那个味道，最近屋子里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味道，不管我有没有开窗让空气流通都一样。不只是因为我最近大部分的时候都待在薇拉家——或者该说是以前常常待在她家，屋子里才会有霉味。当然，那是部分原因，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栋房子已经死了，就像乔和小皮特已经死了一样。
房子的确有生命，那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给予它们的，我真的相信这个。我们那只有一层的小房子，经历了乔的死亡，以及两个大一些的孩子离家求学，塞莱娜拿到瓦萨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我原本很为她担心的那笔大学基金后来成了她买衣服和课本的钱），小乔则就读于缅因大学奥罗诺分校。这栋房子甚至活到了小皮特在西贡的一场兵营爆炸中丧生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去西贡不久就发生了爆炸，不到两个月之后，战争就结束了。我在薇拉的客厅里看着电视上最后一架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撤走，一边看一边哭个不停。我敢放声大哭而不必担心她会说我，是因为她刚好到波士顿疯狂大采购了。
小皮特的葬礼举行完之后，那栋房子就没了生气。在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开之后，只剩下塞莱娜、小乔和我三个人。小乔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政治。他刚当上马柴厄斯市的行政官，对刚毕业的孩子来说，那算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他当时正在考虑要在一两年之后竞选州议员。
塞莱娜说了点她在奥尔巴尼专科学校教课的情况——这是她搬到纽约市，开始担任全职作家之前的事，然后就沉默不语了。当时她和我正在洗盘子，我突然感觉到事情不对劲。我快速转过身，看见她那深沉的眼睛正盯着我。我可以读出她的想法，你们应该知道，父母有时候可以猜得到孩子的想法。不过事实是，我不需要猜，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我知道她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那件事情。我在她眼神中看见了和十二年前同样的问题。那时候她走到种着豌豆和黄瓜的菜园里问我“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事？”，还有“这是不是我的错？”，以及“该付出代价的人是不是我？”。
安迪，我走到她身边抱了她。她也回抱着我，但是她的身体却很僵硬，僵硬得像拨火棍一样。那一刻我感觉到，那栋房子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就像一个垂死之人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一样。我想塞莱娜也感觉到了。不过，小乔没有那种感觉，他将房子的照片放在他竞选的宣传单上，给人一种平民化的印象。我注意到，选民很喜欢这种温馨的宣传。但是那栋房子的生命结束时，他并没有感觉到，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那栋房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对小乔来说，那栋房子只是他放学后的去处，只是他听见爸爸指责他、骂他是个书虫娘娘腔的地方罢了。他上大学之后住的那栋坎伯兰学生宿舍，对他来说反而比东大道上的那栋房子还像家。
可对我来说，那栋房子是我的家，对塞莱娜也一样。我想，我的乖女儿离开小高岛很久之后，仍然住在这里。在她的记忆中，在她的心中，在她的梦中，她仍住在小高岛。也在她的噩梦里。
那个发霉的味道啊——一旦屋子里开始出现那个味道，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了。
我坐在一扇开着的窗户旁，想呼吸一会儿海风吹来的新鲜空气，然后，我突然有了奇怪的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将门锁上。前门还算容易，但是后门的锁舌却卡住不动了，我滴了几滴三合一润滑油之后，它才转动了。当它动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对付，不过是生锈罢了。有时候我在薇拉家连续待上五六天，但我还是记不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将房子锁上的。
这么一想以后，我的勇气全都没有了。我走进卧室躺下来，将枕头盖在头上。我小时候不乖被送上床时，常常这么做。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有那么多眼泪。我为薇拉、塞莱娜和小皮特哭过，我想我甚至还为乔哭过，不过我通常是为自己哭的。我一直哭，直到鼻子塞住，肚子绞痛为止。最后我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电话正在响着。我起床摸黑到客厅接电话。我拿起话筒，喂了一声之后，某个人——某个女人马上说：“你不能杀她，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如果法律逮不到你，我们会逮到你。多洛雷丝·克莱本，你不像你以为的那样聪明，我们不会和凶手住在一起，只要小高岛上还有正直的基督徒在，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的脑子还不太清楚，刚开始我以为我只是在做梦，等我发现这不是梦的时候，她已经挂断电话了。我往厨房走去，想煮杯咖啡或是从冰箱里拿一瓶啤酒出来，这时候电话又响了。这一次也是个女人的声音，不过并不是同一个人。她满口脏话，骂个不停，我马上挂断了电话。我再次有想哭的冲动，但是我不许自己哭。我将电话线插头从墙上拔了下来，然后走进厨房拿了一瓶啤酒。我觉得啤酒不好喝，最后将大半瓶都倒到水槽里了。我想，当时我需要的是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可是从乔死了之后，家里一滴烈性酒也没有。
我倒了一杯水，却发现自己受不了水的味道，那个味道尝起来就像硬币被小孩子汗津津的拳头攥了一整天一样。这让我回忆起在黑莓丛的那天晚上，微风中也有同样的味道。这还让我想起那个涂着粉红色口红、穿着条纹裙的女孩。当时我突然觉得，那个女孩长大以后有了麻烦。我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想知道她人在哪里。不过，我从来都没有想知道她是否存在，要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知道当时她存在着，这一刻也一样，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
但那并不重要。我又有点走神了，我的嘴巴也跟着走远了，就像玛丽的小羊羔一样。我要说的是，从我厨房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和百威先生最好的啤酒一样糟糕，即使加上了几块冰，也除不去那个铜味。后来我一边看着电视上愚蠢的喜剧节目，一边喝着夏威夷宾治。那是我为小乔的双胞胎儿子准备的饮料，一直放在冰箱后面。我为自己煮了冷冻食品当晚餐，煮好了之后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最后我将食物倒进了泔水桶。然后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夏威夷宾治，将酒拿回客厅，坐在电视机前面。一集喜剧播完之后，又换上另一集，不过我看不出来这两集喜剧有什么差别。我想可能是我没有专心看电视的缘故吧！
我并不打算理出头绪，想明白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如果你们聪明，就会知道有时候晚上是理不出什么头绪的，因为晚上的思绪根本不清楚。日落以后，不管你理出什么头绪，十次有九次，你都得在第二天早上再重新来一次。所以我只是坐着，电视上的地方新闻播完之后，《今夜秀》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又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我和薇拉，不过薇拉的样子和我刚认识她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乔还活着，她的孩子们和我的孩子们都还在身边，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光着脚四处跑。我梦见我们正在洗盘子，她负责洗，我则负责擦。但我们并不是在厨房里，而是站在我家客厅的小火炉前。这就奇怪了，因为薇拉从来没有到过我家，一次也没有。
不过在我的梦中，她确实来了。她将盘子放在火炉上方的塑料盆里，那些盘子不是我的旧东西，而是她高档的斯波德瓷盘。她洗完一个盘子就递给我，但是每一个盘子都从我的手中滑落，在炉台上摔碎。薇拉说：“多洛雷丝，你必须更小心一点。如果发生意外，你却不小心的话，事情会乱成一团。”
我向她保证我会小心的，而且我保证我一定会努力做到的。但是话一说完，下一个盘子又从我的手中滑落了，然后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这真是太糟糕了，”最后薇拉说，“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我低头看去，可炉台上并没有盘子的碎片，只有乔的假牙碎片以及破碎的石头。“薇拉，别再递盘子给我了，”我一边说，一边哭，“我想洗盘子这件事，我是做不来的。或许我已经太老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想再打破盘子了，这一点我还知道。”
不过她仍然继续递盘子给我，而我则继续打破。盘子落到砖上所发出的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低沉，最后盘子发出轰隆巨响，而不再是落到砖上破裂时所发出的清脆撞击声。我突然明白，我是在做梦，而那些轰隆巨响并不是梦中的声音。我猛地醒了过来，差点从椅子上摔到地上。这时又发出一声轰隆巨响，这一次我终于听了出来，那是枪响的声音。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两辆皮卡呼啸而过，车的后面有人，一辆后面载了一个人，另一辆后面好像有两个人。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手持猎枪，每隔几秒，其中一个人就对空放枪。枪响之后，枪口出现明亮的火花，然后又是一声巨响。从那些男人（我猜他们都是男人，不过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前后摇晃的样子，以及从货车迂回行进的样子来看，我想他们那一帮人都是喝醉酒的浑蛋。我也认出了其中一辆皮卡。
你说什么？
不，我不会告诉你的，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打算因为一些人晚上喝醉酒之后乱开枪，就将他们拖下水。我想，我可能根本就没有认出那辆皮卡吧！
不管怎么样，当我看见他们只对着低垂的云朵扫射时，我将窗户往上一推。我想他们会利用山脚那块空旷的土地转弯，果然没错。其中一辆车还差点卡住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他们将车子往回开，一边猛按喇叭，一边摇头呐喊。我将手掌放在嘴边做成杯状，对着他们大叫：“你们快给我滚！你们不睡觉，别人可要睡觉！”我用尽力气大喊。其中一辆车转弯稍微大了点，差一点就开进水沟里，所以我想我应该吓着他们了。这时单独站在其中一辆车（我想就是刚刚我认出来的那一辆）后面的那个家伙还跌了个狗吃屎。不是我夸口，我的肺活量真的不是盖的，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和他们较量一番，看谁叫得大声。
“你这个该死的臭婊子凶手，滚出小高岛！”其中一个人不甘示弱地向我大喊，然后又对着天空放了几枪。我想那只是他们向我展示自己有几分勇气罢了，因为他们没有再转回来。我听见他们一路叫嚣着往镇上开去，皮卡的消声器叫个不停，换低速挡的时候，排气管还像放炮一样，砰砰地响个不停。我敢打赌，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前年才开张的那家该死的酒吧！你们也知道，男人喝醉酒开皮卡是什么德行。
被他们这样一闹以后，我大为光火。我不再觉得害怕，而且他妈的一点也不想哭了。我觉得很坚强，也很生气，不过还没有气到不能思考，或者气到不到理解为什么那些人要这么做。当我要发泄怒气的时候，我要自己想想萨米·马钱特，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想到他跪在楼梯上，先看着那根擀面杖，然后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当时他的眼睛和暴风雨前的海面一样深沉，就像那天塞莱娜在菜园里看我的眼神一样。
安迪，当时我就知道，我必须再回来这里。不过，在那些男人离开之后，我才明白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以为我依然可以选择告诉你哪些事情，隐藏哪些事情。我明白我必须说出一切。我回到床上，安稳地睡到早上8点45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那么晚起床。我猜啊，我的身体是想充分休息，好让自己能够整晚说个不停。
我一起床之后，就打算快刀斩乱麻，立即进行这件事——苦药最好马上吃掉。不过，我出门之前被一件事情耽搁了，否则，我就可以早一点过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了。
我洗了澡，在换上衣服之前，将电话线插头插回了墙上。当时已经不是晚上，我也不是半梦半醒的状态。如果有人想打电话骂我，我想我也会回敬他们，就从“懦夫”和“偷偷摸摸的小人”开始。果不其然，我刚穿好长袜，电话就响了。我拿起话筒，准备好好对付话筒那一端的家伙，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请问多洛雷丝·克莱本女士在吗？”
当时我马上知道那是长途电话，不只是因为电话上有长途引起的轻微的回音。我知道那是长途电话，还因为岛上没有人会称呼女人为女士。可能是“小姐”，可能是“太太”，但是“女士”这个称呼还没传到岛上来，只有杂货店的杂志架上，才会每个月出现一次这个词。
“我就是。”我说。
“您好，我是艾伦·格林布什。”她说。
“怪了，”我说，请原谅我的唐突，“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个艾伦·格林布什。”
“这里是他的办公室，”她说，好像我是她遇到过的最笨的家伙似的，“请您等一下，艾伦·格林布什先生马上就过来听电话。”
她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让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这个艾伦·格林布什到底是谁。我知道我听过这个名字，但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听过的。
“到底是什么事？”我说。
她沉默了一下，好像她不应该透露那种消息似的。然后她说：“我想这件事和薇拉·多诺万夫人有关。克莱本女士，请您等一下，别挂断好吗？”
我突然想到了，格林布什就是那个常用厚厚信封寄挂号信给薇拉的人嘛！
“好的。”我说。
“对不起，您刚刚说什么？”她说。
“我不会挂断电话的。”我说。
“谢谢您。”她说。电话那头传来咔嗒一声，我就穿着内衣，站在那儿等着。我只等了一会儿，却觉得等了很久。就在他接起电话之前，我突然想到，他一定是要问我有关我代薇拉签名的事。他们抓到我了。这大有可能，你们难道没有注意过，要是一件事情出错了，接下来的事情也会跟着出错吗？
这时他拿起话筒。“克莱本女士？”他说。
“没错，我就是多洛雷丝·克莱本。”我告诉他。
“小高岛的执法人员昨天下午打电话通知我，薇拉·多诺万已经辞世了，”他说，“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决定等到今天早上再打电话给您。”
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个岛上有些人可不在乎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比较合适。不过，我当然没有这么说出口。
他清清喉咙，然后说：“我这儿有一封多诺万夫人五年前寄给我的信，她在信上特别指示我，要在她过世二十四小时之内，通知您与她财产有关的一些事情。”他又清了一次喉咙，继续说：“虽然之后我和她多次在电话里谈过，不过那是真正由她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他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很难取悦的样子，是那种他说话，你不得不听的声音。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伙计？”我问他，“别再吞吞吐吐的了，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很荣幸地通知您，除了给新英格兰流浪儿之家的一小笔捐赠，您是多诺万夫人遗嘱上的唯一受益人。”
我舌头打结，说不出话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能想到她又要玩那个吸尘器的把戏了。
“稍后您会收到确认电报，”他说，“但是我很高兴能在电报送达之前，先通过电话通知您。多诺万夫人特别强调，要我一定这么做。”
“那倒是，”我说，“她可能特别强调了！”
“我相信多诺万夫人过世了，您一定非常悲伤，我们也一样。可我希望您知道，您将会非常富有。未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地方，我一定竭诚为您服务，就像我为多诺万夫人一样尽心。当然我会通过遗嘱认证过程，让您随时掌握遗嘱的处理进度。不过，我真的不认为会有任何问题或是延误的可能。事实上——”
“老兄，等一下，”我说，声音有点低沉沙哑，听起来很像干涸池塘里的青蛙，“你说的遗产到底有多少钱？”
安迪，我当然知道她很有钱。虽然她过去几年只穿法兰绒睡衣，而且吃得不多，饮食固定，只吃金宝汤罐头和嘉宝婴儿食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她有钱的事实。我看见那栋房子，也看见那些车子。而且有时候，我除了签名栏，也多看了几眼那些厚厚信封袋里装的文件。有些文件是股票转让表格，我知道如果你能卖出2000股普强股票，再买入4000股密西西比河谷电力公司股票，那你不太可能会落魄到进救济院。
我这么问可不是为了申请信用卡，好让我能够订购西尔斯商品目录上的东西，你们可别误会了。我会这么问，是有道理的。我知道那些以为是我杀了她的人的数量，很可能会随着她留给我钱的多少而大幅上涨，我想知道我会受到多大的伤害。我以为那笔钱可能最多也就6万或是7万美元。不过，他已经说过，她捐了一些给孤儿院，我想那笔钱也会减少一些。
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恼人，就像6月的牛虻停在你脖子后面叮你那样恼人。这整件事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我不确定到底哪里不对劲，就像他的秘书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时，我不确定他到底是谁一样。
他说了一堆话，不过我听不清楚，听起来像是“叽里咕噜叽里咕噜3000万美元左右”。
“请问你说什么？”我问他。
“我说，扣掉遗嘱认证处的费用、法律费用以及其他小额支出，遗产总额应该是3000万美元左右。”
我拿着电话的那只手有点麻，就像我醒过来发现，我几乎整晚都睡在手臂上一样，中间部分发麻，周围则有刺痛的感觉。我的双脚也觉得刺痛，我突然又有整个世界是玻璃做成的那种感觉。
“很抱歉。”我说。我听见自己咬字清晰，发音完美，不过我对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感觉。听起来只是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像狂风大作时，百叶窗啪啦啪啦一样。“这里的信号不太好，我还以为你提到什么千万之类的字眼呢！”然后我笑了，表示我知道这有多蠢。可一部分的我一定觉得，这一点也不蠢，因为那是我听过的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最假的笑声，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哈——哈——哈——”那样。
“我的确提到了千万，”他说，“事实上，我刚刚说的是3000万。”要不是那笔钱是薇拉留给我的遗产，我想他一定会咯咯咯地笑。我想，他很兴奋。我想，在他那冷冰冰又难取悦的声音之下，他一定兴奋得要命。我猜啊，他觉得自己就像约翰·比尔斯福特·蒂普顿一样，蒂普顿那个有钱人以前常常在那个电视节目上送出百万美元。这个格林布什想做我的生意，这当然是他的重点之一。我觉得对他那种人来说，金钱就像电动火车一样，他不希望薇拉的这一大笔钱从他眼前溜过。不过，我认为对他而言，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听我胡言乱语，就像我那时候的反应一样。
“我不懂。”我说。这时候我的声音非常微弱，连我自己都快要听不见了。
“我想我能够了解您的感受，”他说，“这是很大一笔钱，您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慢慢适应。”
“到底有多少钱？”我问他。这一次他真的咯咯笑了。安迪，要是当时他就在我身边，我一定会狠狠地踢他屁股。
他又说了一次：“3000万美元。”我一直想着，要是我的手再麻点，我可能连话筒都拿不住了。我开始觉得慌张，就像有人在我脑子里吊着钢丝绳，晃过来又荡过去。我想着“3000万美元”，但那只是几个字而已。我努力去理解3000万美元到底是多少钱，但我的脑子里只出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小皮特四五岁的时候，小乔常常为他念的唐老鸭漫画书里的画面。我看见一个超大的金库，里面堆满了钱币和纸钞。不过，我看见的不是鸭嘴上方戴着小圆眼镜、用戴了鞋罩的脚蹼滑着往那堆钱前进的史高治·麦克老鸭，而是我自己穿着卧室的拖鞋滑向那堆钱。然后那个画面消失了。我想到萨米·马钱特从擀面杖看向我，又看向擀面杖时的眼神。那个眼神就像塞莱娜那天在菜园里看我的眼神一样，既深沉又充满怀疑。接着我想到那个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岛上还有正直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和凶手住在一起的女人。我真想知道，那个女人和她的朋友们发现薇拉死后，我竟然得到了3000万美元，他们会做何感想。想到这一点，我几乎陷入了恐慌。
“你不能这么做！”我发疯般地说，“你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你不能要我收下那笔钱！”
这时候轮到他说他听不太清楚，说信号不太好，线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当格林布什那种人听见别人说他们不想收下3000万美元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是通话设备出问题了。我又重复了一次，要他把钱拿回去，要他把所有钱都捐给新英格兰流浪儿之家。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整件事情哪里不对劲了。我不只是突然想到，还像被许多砖块砸到头一样。
“唐纳德和黑尔佳！”我说。我的语气一定像电视上益智游戏节目的参赛者，在奖金环节的最后一两秒说出正确答案那样。
“请问您刚刚说什么？”他问我，语气相当谨慎小心。
“她的孩子们！”我说，“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儿！那笔钱是他们的，不是我的！他们是血亲！我只不过是个自大的管家而已！”
他很久都没有说话，我还以为电话已经断线了。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快晕倒了。我正准备挂上话筒，他就用平淡又奇怪的语气说：“原来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我对他大吼，“我知道她有个儿子叫唐纳德，还有一个女儿叫黑尔佳！我知道他们他妈的太好了，好到不来这里探望她，不过，她总是会为他们留着房间。但是现在她过世了，我猜他们不会好到不想平分你现在说的这一大笔钱！”
“原来你不知道。”他又说了一次。好像他是在问自己问题，而不是要问我似的。他说：“你为她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这怎么可能？难道克诺彭斯基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没开口回答呢，他就开始自己回答了。“这当然有可能，除了第二天当地报纸内页刊登的小短文，她几乎隐瞒了整件事。30年前哪，只要有钱，这么做并不难。我甚至不确定，当时有没有刊登讣告呢！”他停了一下，然后像有些人刚刚发现自己认识了一辈子的人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那样继续说：“她谈到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还活在世上，对不对？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我对他大吼，仿佛有电梯在我肚子里往下降。突然间，所有的小事开始在我脑中拼凑出完整的画面。我不想看见那些小事被拼凑起来，但是它们却不听使唤。“当然她谈到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还活在世上！他们的确还活着！他在亚利桑那州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叫黄金西部联合公司！她则是在圣弗朗西斯科设计服装，那家公司叫盖洛德流行服装公司！”
只不过她常常读那些厚厚的平装本历史小说，封面上的女人穿着开高衩的裙子，亲着没有穿上衣的男人。那些书的出版公司就叫黄金西部，每本书上方都有一条锡箔纸印着那个名字。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她出生在密苏里州一个叫作盖洛德的小镇。我希望自己回想起的那个小镇叫盖伦，或者盖尔斯堡，但我知道，那都不是那个小镇的名字。不过，她女儿也有可能是以她妈妈的出生地来为自己的服装公司命名的啊！我这样告诉自己。
“克莱本女士，”格林布什以低沉又有点焦虑的语气说，“多诺万夫人的先生死于一场不幸的意外，当时唐纳德15岁，黑尔佳13岁——”
“这我知道！”我说，好像是要让他相信，如果我知道这一点，我一定也知道所有事情。
“之后多诺万夫人和孩子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这我也知道，我还记得1961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他们一家人照例来岛上度假。当时大家都议论纷纷，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安静，那么沉默。还有一些人提到，他们似乎再也没有看到过多诺万一家三口一起出现了。这倒是奇怪了，因为多诺万先生一年前才突然过世，发生那种意外，会让家人的感情更紧密才对。不过，那时我以为城市人对这种事的反应可能有点不一样。我还记得另一件事，那是吉米·德威特那年秋天告诉我的一件事。
“1961年7月4日过完不久，他们一家人在餐厅里大吵了一架，”我说，“第二天那两个孩子就离开了。我还记得那个欧洲人，我是说克诺彭斯基，驾着他们家那艘大汽艇，载他们回到了大陆那边。”
“没错，”格林布什说，“事情发生之后，我从特德·克诺彭斯基那儿得知了他们到底为什么事情起的争执。那年春天，唐纳德拿到了驾照，于是多诺万夫人买了一辆车送给他当生日礼物。那个女孩，也就是黑尔佳，说她也要一辆汽车。薇拉，我是说多诺万夫人，显然努力向那个女孩解释这是个愚蠢的想法。没有驾照，有了汽车也没有用。等她15岁了，才可以买汽车。黑尔佳说，在马里兰州或许没错，不过缅因州的规定不一样。在缅因州，只要14岁就可以拿到驾照，而她当时正好14岁。克莱本太太，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只是青少年的空想？”
“当时的规定的确是这样的，”我说，“不过，我想现在至少要15岁才可以拿到驾照。格林布什先生，她送给她儿子的生日礼物是克尔维特跑车吗？”
“是的，”他说，“的确是克尔维特跑车。克莱本太太，您怎么知道？”
“我一定是在照片上看过那辆车子吧。”我说，但是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听见的是薇拉的声音。“我不想再看见他们在月光下用绞车将那辆雪佛兰克尔维特跑车从石坑里打捞起来，”她躺在楼梯上快死的时候说，“不想再看见水从副驾驶座那边开着的窗户流出来。”
“她会保留那样的照片在身边，真是让我惊讶，”格林布什说，“唐纳德和黑尔佳就死在那辆车子里。事故发生在1961年10月，离他们父亲过世那天，几乎刚好是一年。当时开车的人，好像是那个女孩。”
他继续说着，但是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安迪，我正忙着为自己填补脑中的空白，而且速度很快，快到我马上猜到，我一定早就知道他们死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定早就知道了。格林布什说，当时他们喝醉了，还将车速飙到每小时100英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孩来不及转弯，将车子开到了石坑里。他说，在那辆昂贵的双人座汽车沉入水底之前，他们两个人很可能已经死了。
他还说，那是一场意外。不过啊，我对意外可能比他懂的还多呢！
或许薇拉也一样。或许她一直都知道，他们那年夏天的那场争执和黑尔佳要不要拿缅因州的驾照，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方便他们起争执的导火索罢了。当麦考利夫问我，乔掐我脖子之前，我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起争执时，我告诉他，表面上是为了钱，其实是为了酒。我也注意到，人们起争执的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有很大差异，多诺万一家三口起争执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迈克尔·多诺万前一年发生的意外。
安迪，她和那个欧洲人联手杀了那个人——她做了这一切，曾经也暗示过我，不过从来没有明说。她也没有被逮到，但是有时候家人可以察觉到法律看不见的蛛丝马迹，譬如塞莱娜那种人。多诺万和黑尔佳可能也是那种人。我真不知道那年夏天他们在港湾饭店大吵一架，然后永远离开小高岛之前，那两个孩子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她的。我很努力很努力，想要记起他们看她的眼神，想知道他们的眼神是不是像塞莱娜看我的眼神一样，但我就是记不起来。或许总有一天我会想起来，不过如果你们了解我的意思的话，你们就知道，我并不希望记起他们的眼神。
我知道对唐纳德·多诺万那种小淘气来说，16岁就拿到驾照实在是太早了——太他妈的早了，再加上那辆拉风的车子，谁都知道发生意外是迟早的事。薇拉很聪明，她一定知道这一点，她一定也担心得要命。或许她恨孩子的父亲，但她爱她的儿子，就像爱自己一样。我知道她真的爱他，不过她还是送了他那辆车子。她虽然强硬，却还是将那辆跑车交给了那两个孩子，结果证明这等于在他们口袋里放了一枚火箭。那时他才刚上高中一年级。可能才刚开始刮胡子呢！安迪，我想那是罪恶。很可能是我希望这么想，因为我不想让整件事混杂着恐惧，我不想认为，像他们那种有钱人家的孩子，可能会利用父亲死亡这件事，来敲诈自己的母亲，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我并不真的这么认为，不过你们也知道，这不无可能。既然这个世界上会有父亲处心积虑好几个月，想要拉自己的女儿上床，那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们已经死了，”我对格林布什说，“你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
“没错。”他说。
“他们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我说。
“没错。”他又说了一次。
“她对我说的和他们有关的事情，”我说，“都是假的。”
他又清了清喉咙——那个男人可真是全世界最会清喉咙的人了，要是他总是像今天这样说话。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真是他妈的太自然了。“克莱本女士，她对你说过哪些和他们有关的事？”
安迪，我仔细一想，才意识到她从1962年夏天起就告诉了我很多事情。那年她来到岛上时，比前一年至少瘦了20磅，看起来也老了10岁。我记得她告诉我，唐纳德和黑尔佳8月可能会来岛上住。她要我检查一下，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桂格燕麦片，因为他们早餐就只吃燕麦片。我还记得，她10月又回到了岛上，那年秋天正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决定是否要打仗的时候。当时她告诉我，未来我会常常看到她。“我也希望你能常常看到孩子们。”她曾经这么说。不过安迪啊，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还有她的眼神……
当我站在那儿，手上拿着话筒时，我想到的主要是她的眼神。这么多年来，她用嘴巴告诉我各种事情，告诉我他们上哪所学校，他们在忙些什么，交了什么男女朋友（根据薇拉的说法，唐纳德结了婚，而且还生了两个小孩，黑尔佳则是结婚又离婚了）。但是我明白，从1962年夏天开始，她的眼神只告诉我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那就是他们已经死了。没错……不过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只要缅因州沿海小岛上那个又瘦又丑的管家相信他们还活着，他们就还没有完全死去。
我的思绪从这里跳到了1963年夏天，就是我杀了乔的那年夏天，也就是出现日全食的那年夏天。她对日全食很着迷，不过并不只是因为那是一生只能遇上一次的事，才不是呢！她爱上了日全食，因为她以为日全食可以让唐纳德和黑尔佳回到松林小筑。她一再对我说着这件事。而那个眼神，那个她知道他们已经死了的眼神，在那年春天以及夏初，暂时消失了。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在1963年的3月或4月到7月中旬的那段时间，薇拉·多诺万真的疯了。我想在这几个月，她真的认为他们还活着。她从记忆中拭去那辆车子被打捞起来的景象，她凭借顽强的意志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死而复生。相信他们死而复生？不对，这么说不太正确，应该说，她利用日全食让他们死而复生。
她疯了，而且我相信，她当时希望自己就那样疯下去。她可能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回来，也可能是为了惩罚她自己，或者两者皆有。不过，最后她的神志实在是太过清楚，所以无法继续发疯。在日全食之前的一个星期或是十天，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我记得那一次，我们一群为她工作的人忙着为日全食以及之后的宴会做准备，我记得很清楚，仿佛那是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整个6月和7月初，她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过，差不多就在我送孩子们离开之后，一切就开始急转直下，变得糟透了。从那时候开始，薇拉的举止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桃皇后，如果有谁敢斜眼看她，她一定对他们大吼，还动不动就解雇帮佣。我想啊，那是她最后一次希望他们回来的愿望落空了吧。当时她就明白，他们已经死了，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不过，她仍继续进行她计划已久的宴会。你们可以想象，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吗？那需要无所畏惧的非凡勇气。
我还记得她说的一件事——这是发生在她辞退乔兰德家那个女孩，而我挺身顶撞她之后的事。后来薇拉来找我的时候，我以为她一定会炒我鱿鱼。可是她却没有那么做，她送我一袋观赏日全食的设备，并且还向我道了歉。对薇拉·多诺万来说，那就是一种道歉的方式。她说，有时候女人不得不成为傲慢的臭婆娘。“有时候，”她告诉我，“当个臭婆娘是支持女人继续活着的力量。”
说得倒是，我心里想。当我们一无所有时，我们还可以当个臭婆娘！臭婆娘总不会消失的。
“克莱本女士？”我耳旁响起了一个声音。这时候我才想到，他还在线上，我已经完全忘记他了。“克莱本太太，您还在吗？”
“我还在。”我说。他刚刚问我，她到底告诉过我哪些与他们有关的事。他这么一问之后，我开始回想起悲伤的过去，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那些事情。他这个纽约客一点也不了解我们是怎么在小高岛上过日子的，也不了解她是怎么在小高岛上过日子的。换句话说，他对普强和密西西比河谷电力公司了若指掌，但是对墙角的电线，可就一无所知了。或者是尘土怪。
他继续说：“我刚才问你，她对你说过什么——”
“她告诉我，要为他们铺好床，还要在食品储藏室里准备足够的桂格燕麦片，”我说，“她说她希望一切就绪，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决定回来。”安迪，我这么说离事实也不远。反正啊，对格林布什而言，这么说就够了。
“天哪，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他说，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某个异想天开的医生说：“天哪，这是脑瘤！”
之后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不过我记不得我们到底又谈了些什么。
我想我又说了一遍，我不想收下那笔钱，一分钱也不想要。而且安迪啊，从他说话的那种温和愉快，又有点哄我开心的方式，我就知道，你和他谈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萨米·马钱特告诉你的那些，以及岛上其他人听来的片面之词。我猜你可能认为这不关他的事，至少现在还不关。
我记得我当时告诉他，将所有钱都捐给流浪儿之家。他说，他不能这么做，但是只要遗嘱通过了遗嘱认证处的裁定，我就可以这么做，不过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就算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会说，他认为一旦我搞清楚整个状况之后，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最后我答应他，等我“脑子比较清楚了”（这是他的说法），再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挂上电话了。我在那儿站了好久，一定不止十五分钟，我觉得……毛骨悚然。我觉得那笔钱好像压着我，粘到我身上，就像小时候，一些小虫子常常粘到我爸爸每年夏天挂在屋外厕所里的捕蝇纸上一样。我很害怕我一动，那笔钱就会粘得愈来愈紧，我真害怕那笔钱会将我完全包住，直到我再也没有机会脱身。
等我移动的时候，安迪，我已经完全忘记要来警察局找你。说老实话，我差点忘了穿上衣服呢！虽然我本来打算穿的裙子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床上（这时候裙子还是在那儿，除非有人闯入，找不到那件裙子的主人发泄怨气，只好拿它出气），最后我还是穿上一条旧牛仔裤，套上一件旧毛衣，再穿上那双旧高筒橡胶鞋。我觉得这副装扮还不错。
我绕过车库和黑莓丛之间的那块白色大石头，停了一会儿，看了一下那些藤蔓，听着风在那些多刺的树枝之间沙沙作响。我刚好能看见那个白色的混凝土井盖，这让我直打哆嗦，就像患了重感冒或流感的人一样。我抄近道走过俄罗斯草原，然后走到东大道的路尾，来到东海角。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让海风将我的头发往后吹，把我吹醒。海风总是能让我脑子清醒，接着我步下阶梯。
哎呀，弗兰克，别一脸担心的样子啦！围在阶梯上的绳子和警告标志都还在，只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并不太担心那一排摇摇晃晃的阶梯了。
我一路走到底，踉踉跄跄地，一直走到海边那堆石头那里。老镇码头（过去一些老人就是这么称呼西蒙斯码头的）就在那儿，不过现在码头没有了，只剩下几根柱子和两个被固定在花岗岩上的大铁环，大铁环都已经生锈了，一片片地剥落着。它们看起来很像我想象中的飞龙头骨上的眼窝（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飞龙的话）。安迪，我小时候常去那个码头钓鱼，我以为那个码头会一直在那儿，永远都不会消失。最后，一切都敌不过大海的侵蚀。
我坐在最下面的一层阶梯，晃着我的高筒橡胶鞋，在那儿待了七个小时。我一直坐在那儿，看着潮落，又看着潮起，直到看累了。
刚开始我想考虑那笔钱，可我无法专心想着那笔钱。或许一生富有的人做得到，但是我不行。每一次我试着专心想那笔钱，我就看见萨米·马钱特先看着擀面杖，然后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表情。安迪，当时那笔钱对我的意义就是如此，现在也一样，那就是萨米·马钱特用深沉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她不是没办法走路吗？多洛雷丝，你明明告诉过我，她不能走路，不是吗？”
接着我想到唐纳德和黑尔佳。“愚我一次，其错在人。”我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我的双脚在水面上晃着，离水面那么近，有时候浪花溅起的飞沫还打在脚上。“愚我两次，其错在我。”只不过她从来没有真正骗过我……她的眼神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从1961年7月那天我看着那个欧洲人载他们回大陆那边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一次也没有。这让我觉得很困惑，所以我打破以往的惯例，在薇拉提到他们之前，就开口问她孩子们的事。“薇拉，那两个孩子最近好吗？”我问她。我还来不及反应，那些话就这样从我嘴巴里跳了出来，上帝为证，那些话真的就这样跳出来了。“他们究竟好不好？”
我还记得，当时她在客厅，坐在弓形窗旁的椅子上做编织。当我问她那个问题的时候，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来看着我。那一天太阳很大，照在她的脸上，形成明亮又冷硬的线条，她的表情很可怕，我差点就尖叫了。过了一两秒，那股冲动过去了，我这才发现问题在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深陷，在那道阳光照耀所形成的明亮线条之下，看起来就像是两个黑色圆圈。那双眼睛就像是“他”从井底往上看着我的那双眼睛……就像是两块黑色小石头或是煤块被塞进了白色面团里。在那一两秒，我真觉得自己见了鬼。然后她的头动了动，我才回过神来，发现原来那是薇拉。她坐在那儿，看起来就像前一晚喝多了一样。要是她真的喝多了，那也不是头一遭。
“多洛雷丝，我真的不清楚，”她说，“我们已经很疏远了。”她只说了这些话。不过，她也不需要多说。她告诉过我的与他们有关的所有故事（我现在知道了，那都是她虚构的故事），还不如她说的这句“我们已经很疏远了”来得真实。我今天在西蒙斯码头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词——疏远。光是她说那个词的声音，都让我忍不住颤抖了。
我坐在那儿，最后一次回想那些旧事，然后就抛开它们，从我坐了大半天的地方站起来。我已经决定，我不会在乎你们或是其他人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一切都结束了。不管是对乔，对薇拉，对迈克尔·多诺万，对唐纳德和黑尔佳，还是对多洛雷丝·克莱本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不管以什么方式，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桥梁都已经被烧掉了。时间是海峡，就像连接各个小岛和大陆的那道海峡一样，但是唯一能通过这道海峡的渡轮只有记忆，而记忆就像一艘幽灵船。如果你希望幽灵船消失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消失。
不过，撇开这些不谈，事情竟然有这样的演变，其实也蛮有趣的，你们说是不是？我还记得，当我站起来，返回到那些摇摇晃晃的阶梯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乔从井里慢慢伸出他的手，差点将我拉下去陪他的时候，我的脑中也出现过同样的念头——我为敌人掘了坑，却掉入自己所挖的陷阱里。当我握着老旧斑驳的栏杆，往阶梯上爬时（当然要假设，这些阶梯会让我安全地再走回去），我觉得这终于发生了，也觉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这件事。只是比起乔掉进他的陷阱，我掉进我的陷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罢了。
薇拉也有陷阱等着她掉进去。如果我有什么是值得庆幸的，那应该是我不需要像她一样，想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会起死回生吧！不过呢，有的时候，当我和塞莱娜在电话上聊天，听着她说话含糊不清时，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逃离生命中的痛苦与悲伤。安迪，我愚不了她，是我的错。
但是我会把握眼前的一切，然后紧咬着牙，看起来就像咧着嘴笑一样。我常常这么做。我努力要自己记住，至少我的三个孩子当中还有两个活着。我努力要自己记住，比起小高岛上的人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认为他们会有的成就，他们还要更成功，如果他们的窝囊父亲没有在1963年7月20日下午发生意外，他们的成就不可能这么卓越。所以啊，生命并不是单选题。我的女儿和其中一个儿子还活着，而薇拉的儿子和女儿都死了。如果我还不知道感恩的话，那么我死后到了全能的上帝面前，就得向他坦承我犯了不知感恩这条罪行了。我不想那么做。我良心的负担已经够多了，很可能我的灵魂也一样。不过你们三个人听我说，要是你们刚才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至少听我说这句话：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一切都是为了爱……那是母亲对子女天生的爱。那是世界上最强烈的爱，也是最致命的爱。世界上没有比为孩子担惊受怕的母亲更坏的臭婆娘了。
当我到达最上面的阶梯，站在围绳内的阶梯平台上看着大海时，我又想起那个梦境，就是薇拉一直递盘子给我，而我不断摔碎盘子的那场梦。我想到那块大石头砸到他脸上时所发出的声响，我想到那两种声音其实是同一种声音。
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和薇拉——两个住在缅因州沿岸一块小小岩石上的臭婆娘，过去这些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我想到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臭婆娘害怕的时候，两个臭婆娘怎样睡在同一张床上，还有她们怎样在那栋大宅子里度过了那些岁月，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算计彼此上。我想到她是如何愚弄了我，我如何反击，也愚弄了她，以及我们每个人赢了一回合时，心里头有多么开心。我想到尘土怪群起攻击她时她的样子，她尖叫颤抖，像一只被体形比较大的动物逼退到墙角，差点被撕成碎片的小动物一样恐惧。我还记得我爬上她的床，用双臂抱着她，感觉到她的颤抖，像有人用刀柄敲着精致易碎的玻璃杯一样。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我会梳着她稀疏干燥的头发说：“嘘……小宝贝，别哭了哟！那些讨厌的尘土怪已经走了。你已经安全了，和我在一起绝对安全。”
不过，安迪啊，我发现那些尘土怪从来都没有真正消失过。就在你以为你已经摆脱掉它们，以为你已经将它们全部处理掉，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尘土怪时，它们又回来了。它们每一只看起来都像一张脸，总是像脸，而那些脸都是你再也不想看见的脸，不管醒着还是在梦里，都不想看见的脸。
我也想到她躺在楼梯上，说她累了，想要结束这一切。我穿着湿漉漉的橡胶鞋，站在摇摇晃晃的阶梯平台上时，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站在那些腐蚀不堪的阶梯上，连捣蛋鬼放学后或是逃学时都不会到那儿去玩，因为我也累了。我靠着自己的力量，尽我所能地过完了这一生。我工作时绝不偷懒，对该做的事，也不会撒手不干，即使那些事情很糟糕，我也会尽力完成。薇拉说得没错，有时候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当个臭婆娘，但是当臭婆娘很辛苦。我可以告诉全世界，这是真的，我真的好累。那时候我也想结束这一切，我还想到，再走回那些阶梯也不迟。而且这一次我不必走到最后一层阶梯就停下脚步……如果我不想停下脚步，就不必停下来。
然后我又听见薇拉的声音。我听见她的声音，就像那个晚上我在井边听见她的声音一样，不只是我的脑海里响起她的声音，连我的耳朵也听到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次更恐怖，因为1963年的时候，她至少还活着。
“多洛雷丝，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她用那傲慢的声音问我，“我比你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可我还是扛着自己做出的交易，活了下来。我做的不只有这些。当我的生命中只剩下尘土怪和一堆噩梦时，我将那些梦变成我自己的梦。那些尘土怪呢？它们最后或许逮到我了，但是我在它们达成目的之前，和它们周旋了许多年。现在你也有自己的一堆尘土怪要对付。以前你敢告诉我，辞退乔兰德家的女孩是一件可恶的事，现在如果你失去了这份勇气，那就请便。多洛雷丝·克莱本，你跳吧！因为没有了勇气，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愚蠢的老女人罢了。”
我往后退，环顾四周。但是我只看见了东海角，狂风大作使空气中夹带着水花，既阴暗又湿冷。我看不见半个人影。我又在那儿多站了一会儿，看着云朵被狂风吹过天际的景象。我喜欢看云朵，它们很安静，高挂在天空，自由自在的，在天空中飘的时候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我转过身，开始往家的方向走。我在路上休息了两三次，因为刚才在湿冷的空气中坐在阶梯上太久，我背痛的毛病又犯了。不过，我还是走回来了。我回到屋子以后，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坐进我的车子，直接开来这里。
就是这么一回事。
南希，我看你已经堆了近12卷小录音带了，你那台小录音机一定也累坏了。我也是，不过我这一趟过来，就是打算将所有事情说清楚。现在我说完了，每个他妈的该说的字都说完了，而且我说的话句句属实。安迪，你看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我已经尽了我自己的责任，现在我心安了，可以对自己交代了。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吧。这一点，还有知道自己是谁这一点。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多洛雷丝·克莱本，再过两个月，我就66岁了，我是个民主党人，一生都住在小高岛上。
南希，在你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前，我想我还要说两件事情——到头来，活得最久的还是臭婆娘……至于尘土怪呢，去它们的！
* * *
[1]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
[2]1965—1969年任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
[3]1码约合0.91米。
[4]1磅约合0.45千克。
[5]艾森豪威尔。
[6]1英寸合2.54厘米。
[7]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人物。
[8]美国喜剧问答节目，于1947年10月27日在ABC广播中首次亮相。下文的格劳乔·马克斯是美国的喜剧演员。
[9]《圣经·创世记》中的故事。上帝在毁灭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前，告诉罗得一家人在逃离之时不要回头看，而罗得的妻子出于好奇，违背了上帝之言，最后变成了一根盐柱。
[10]出自《圣经·诗篇》第7章，但与原文有出入。
第二章 剪贴簿
资料来源：1992年11月6日埃尔斯沃思《美国人》第1版
小高岛妇女洗清罪嫌
昨日在马柴厄斯举办的一场命案特别审讯宣布，在薇拉·多诺万夫人死亡案里，小高岛居民多洛雷丝·克莱本，也是死者薇拉·多诺万夫人的长期陪护，并无任何嫌疑。这场审讯的目的是要确认，多诺万夫人是否非自然死亡，也就是因他者的疏忽职守或是犯罪行为造成的死亡。据称，多诺万夫人死之前，神志并不清楚。而她将巨额财产遗留给她的陪护兼管家这个事实，让克莱本小姐与其雇主死亡一案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有来源估计这笔遗产的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
资料来源：1992年11月20日《波士顿环球报》第1版
萨莫维尔快乐的感恩节 匿名善心人士捐赠3000万美元给孤儿院
今天傍晚，新英格兰流浪儿之家临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家慈善机构的几位惊讶不已的董事宣布，对这家有150年历史的孤儿院来说，今年的圣诞节提前来临了，因为它收到了某位匿名善心人士捐赠的3000万美元。
“我们从纽约知名律师兼注册会计师艾伦·格林布什那儿收到了这笔巨额捐款，”新英格兰流浪儿之家董事会主席布兰登·耶格万分激动地说，“这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不过这笔捐赠幕后的人，或者应该说是守护天使，却坚持不肯透露身份。当然啦，我们流浪儿之家的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如果这笔千万捐款证实无误的话，那么流浪儿之家的这笔意外之财，将是1938年以来马萨诸塞州孤儿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
资料来源：1992年12月14日《潮汐周报》第16版
小高岛札记 包打听报道
洛蒂·麦坎德利斯太太上星期在琼斯波特举行的星期五夜宴上获得圣诞节大奖，奖金总额有240美元，够她买一拖拉机的圣诞节礼物啦！包打听实在是太太太羡慕了！废话不多说，洛蒂，恭喜你！
约翰·卡伦的弟弟菲洛从德里而来，帮助约翰修补他停在干船坞的“深海之星号”。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没有什么比手足之爱更感人了。读者们，包打听说得没错吧？
和孙女帕特里夏住在一起的乔琳娜·奥比舒于上个星期四完成了一幅2000块的圣海伦斯火山拼图。乔琳娜说她打算拼一幅5000块的西斯廷教堂拼图，来庆祝她明年的90岁寿辰。棒哪，乔琳娜！包打听和《潮汐周报》的所有同事都喜欢你的风格。
多洛雷丝·克莱本这个星期将会多采购一个人的量！她早就知道他的宝贝儿子乔，也就是“民主党先生”，将会从奥古斯塔繁忙的公务中抽身，携家带眷地回到小岛上过圣诞节。不过，她告诉包打听，她的宝贝女儿，也就是知名的专栏作家塞莱娜·圣乔治，在近20年后将首次回家。多洛雷丝表示，她觉得“非常开心”。当包打听问到，他们一家人会不会讨论塞莱娜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那篇时事短评时，多洛雷丝并没有正面回答，她微笑着说：“我敢肯定，我们一定有很多事要聊。”
包打听从早期复健科听到消息，去年10月因踢足球摔断手臂的文森特·布拉格……
写于1989年10月至1992年2月
译后记
终于完成了《日蚀》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呼！想起在斯德哥尔摩赶稿的那段时间，没有接到主编的催稿通知，正暗自庆幸，但是……
这本《日蚀》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热泪伤痕》（Dolores Claiborne），由凯茜·贝茨主演。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脑海中总会回忆起贝茨在影片中的精湛演出。我一边敲着键盘努力翻译，一边想着电影情节放松心情。起来舒活筋骨的时候，顺便打开电视，转转频道，想不到，主编不催稿，斯蒂芬·金倒是出马了。没错，电视上正在播放这部电影！往后连续一个星期，同一台电视不死心地播了七八次这部电影，我简直想打电话向瑞典电视台抗议了。出门租录像带，又看到这部片打折出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似乎听见斯蒂芬·金“嘿嘿嘿”的笑声了。好好好，我不偷懒，回家继续翻译就是了。
有关《日蚀》一书，整篇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斯蒂芬·金以倒叙手法，让书中的主人公多洛雷丝·克莱本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往事。多洛雷丝受到丈夫的冷嘲热讽与百般欺压，却依旧咬着牙忍耐。最后得知丈夫竟然将她为孩子们储存的教育基金全数占为己有，而且准备对女儿伸出魔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终于决定……
真的不想在斯蒂芬·金的名字前面加上已经被大家用烂的称号——“恐怖大师”，因为斯蒂芬·金的书——至少这本书——重点不（只）在于惊悚吓人，而是在令人毛发直竖的描述之中，同时精彩地勾勒出人性，令人动容。
斯蒂芬·金在《日蚀》里道出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奈，也写出她们的坚强。最重要的是，他同时还让读者了解到，世界上最恐怖的其实不是黑暗地狱，而是奸诈人心。
谨将此译本献给我心目中最坚强的女性，我的母亲廖菊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