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谢市长不是说，陪同人员中，有天灾人祸？那句话我没听懂。”
“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
“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
抓狂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为什么我的翻译你听不懂？难道我翻得不对？翻得很差？”
“不是不是…你今天穿着好看的旗袍，听你说话我有点走神。”
“不是‘天灾人祸’，是‘忝在其末’。这是谦辞，他说他自己虽不够格，但也在陪同之列。”我没好气地解释。
“好吧。回去你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
我叹了一口气。难怪沥川需要翻译。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看来，不要翻译，还真不行。
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
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放眼望去，整个大厅人头涌动，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
“小秋，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劳伦斯吗？”
“不全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英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
“我做的是西苏，西苏和乔伊斯。”
“乔伊斯我知道。西苏是谁？”
“Hélène Cixous.”
那是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是边缘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时期的小说。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吗？”
“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不对吧。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你的学问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 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三百四十二封，算很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口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除夕之夜——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行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名词。”
“什么专门名词？”
“情圣。”
一句话逼死了他。他终于没话说了。
于是，他笑了笑，转移战场：“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
说着，他转过身去，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放到她身边。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咪咪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眼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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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老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那位王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
“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是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是在变相地批评我。赶紧解释：
“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
沥川走过来，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老太太用纸掩了面，戴上假牙，向我们回首一笑，灿如白雪。
她伸出手来，和沥川握了握，说：“我姓花，叫花箫。我是画画的。”每一个字都以H开头，我很紧张地看着她，担心她的假牙会再次掉下来。结果，她说的话我没听清，以为她叫花椒，想笑又不敢笑。
沥川很有兴趣地问：“老太太，您是画国画还是油画？”
“我这么老派，当然是国画。”
“评委里有一位画家，叫龙溪先生，也是画国画的，您老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的学生。”
我的心一沉。评审团里的确有位大名鼎鼎的龙溪先生，浙派传人，毕业于浙江美院，在画界非常有声望。那么，这老太太一定大有来头。
然后，沥川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忙说：“对不起。”
在和老太太谈话时，他随手拿了一个点心，吃了一口。大约是吃坏了。接着，他又咳嗽了一声，这次来得太急，竟来不及转身避开。
“I am so sorry. It happened before I could stop it.”
绅士作风又来了。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明白，他是在为刚才的咳嗽再次道歉。
我在心里暗笑。那老太太和沥川真是一对儿。一个太粗心，假牙掉了也不在乎，照样说话；一个是太小心，咳嗽一声，道歉半天。
“老太太您慢坐，我陪王先生去一下休息室。”我拉着沥川，一阵风地走了。
我们一起走到餐厅外的偏厅。沥川用手绢捂着口，还在不停地咳嗽。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那碟子里的东西有芥末，你一向不吃的。这回怎么忘了？”
“我怎么知道那是芥末？”
“那你好些没有？”我有些担心了，“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酒会都没有开始。”
“说到底，竞标靠的是实力和设计。酒会上表现得再好也没用。”
“这话在国外说没错，在这里说我可没底。何况，是江浩天来找我帮忙的，我现在走，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太不给他面子了。”
沥川是被江浩天一个电话叫来力挽狂澜的。可是，那个田小刚和谢鹤阳一直站在一起，态度显得比一般人亲密，不得不让人感到气馁。沥川在近十天的功夫里又是考察现场，又是测量工地，还大搞文化研究，真可谓全力以赴，志在夺标。他的压力，其实最大。
“我说，回瑞士之后，你应当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外国设计师在中国的困惑。’”
他抬头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凝视着他的脸，感觉有些晕眩。这是六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笑容。此时如优昙乍放，令我几乎有了向佛之意。
他站起身来，我忽然发现他的手腕上，还缠着纱布。难道，那道伤很深吗？三天了，还没有好？
“沥川，你的手——”
他打断我的话，忽然说：“小秋，明天就是新年。你能不能新年有新的气象？”
“这是啥意思？”
“你能不能将女权主义进行到底？”
“不能。”断然拒绝，尽管我已猜到我的幸福正在急转而下。
“Just let it go, please.（让这一切都过去吧！）”他凝视着我的脸：“我求你。”
“No.”
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冷酷。和六年前我们分手的那天一模一样。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算CGP拿到了这个标，就算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沥川。对他来说，这也是个不值一提的数目。他犯不着为了这笔钱，放弃手头的工作，放弃在医院的疗养，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
他来这里，只因为二十天前，我在一次大醉之中，又给他的老地址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了五个字，后面跟着一串惊叹号：
“沥川，你回来！！！”
那是在我们中断联系三年之后，我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发完了我就后悔了。实际上，那封信在三秒钟之后就弹了回来。系统显示说，对方地址拒绝接受这个邮件，系统将继续尝试投递云云。
所以，他回来了。因为我居然还没有忘情，因为他有义务，要在这个除夕之夜，向我做个了断。
我的笑容消失了，脸在瞬时间变得惨白。
“我已经定好了回苏黎世的机票。Presentation之后，马上就走。”
我冷笑，向他伸手：“机票在哪里？给我看看。”
他真地从荷包里掏出一张纸票给我。
我三下五除二，将票撕了个粉碎：“机票没了。”
我承认，我疯狂了，我绝望了，我暴力了。这一次，我不能再让沥川离开我！
“是电子票。”他说。
“那么，这次，又是永别？”我垂下眼，颤声说。
“You need a closure.(你需要一个了断。)”
“告诉我上次你离开的原因。”
“…”坚固的沉默。
“沥川，你是不是，得了很重的病？”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你知道，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都不会在乎。我不在乎你只有一条腿，也不会在乎你有什么病。”
“我没得什么病，不必为我担心。”
“那么，我要你看着我眼睛，”我凝视着他的脸，“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王沥川，不爱我。”
他低头沉默，片刻间，又抬起头，看着我的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是的，小秋。我不再爱你了。我希望你我之间的一切，在新年到来之前，完全结束。我希望你彻底地忘记我，对我不寄任何希望，再也不要给我发邮件。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缩小，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硬核。
我说：“我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结束一切。不过，你得留在北京，留在CGP。”
他看着我，研究我的表情。然后说：“留多久？”
“留到我说你可以走为止。”
“在此期间，你能否保证，我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我保证。”
“那好，我答应你。”他说，“But you must move on.”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冷冷地站起来，说：“对不起，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
我快步走进洗手间，关上门，坐在马桶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搞什么女权主义啊，我对自己说，对于沥川，我除了哭，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在马桶上抽噎，神魂俱断、万念如灰、以为一个小时可以止住。等我终于哭完，颤巍巍地从马桶上站起来，已经过了五个小时。我用光了马桶旁边所有的草纸，等我来到洗手池根前，看见镜子里面的我满脸是水、披头散发、双眼肿成了两个巨大的核桃。而我的眼泪，还没有止住，还在不停地往外流。我抱了一大卷草纸，不知怎地，悲从中来，呜呜咽咽又在门边哭了二十分钟，终于不再哭了。便用围巾包住脸，低头走出宾馆的大门。
有人走过来，帮我穿上了大衣。
我们默默地走到汽车旁边，他拉开车门，我迅速地坐了进去。
我的心在深夜冰凉的空气中渐渐镇定。
那人轻叹一声，俯身下来，替我系好安全带。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说：“沥川，我要摸摸你的后脑勺。”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像考古学家那样，用手按住他的头，将他的头盖骨细细地摸了一遍。
他关上车门，坐到我的身边。
“为什么要摸我的后脑勺？”
“我想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
30
关于我双眼肿成大核桃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了一个礼拜。不管人家相不相信，我的官方解释是我的眼睛被某种有毒的虫子蜇了。我从来不去餐厅吃饭，免得成为好事之徒的笑柄。如果不得不出门，我就戴上墨镜、用围巾包头，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如果不得不讲话，我尽量显得cheerful：“嗨！小丁，我刚出去吃了碗敲鱼汤，隔壁那家馆子的。想不想下次一起去？”——他当然不会去。有家有口有老人，放着高级宾馆里的免费三餐不吃，自己掏钱下小灶？No way. 在走廊上碰到苏群，我叫他，故做亲热：“苏先生，想不想去逛商场？买点土特产回去给太太？我路熟，我陪你！”他看一眼自己的结婚戒子，摆手：“谢谢关心，太忙不去了。”
若在走廊遇到沥川，我拧头就走。不见他少生气，我多活几年。
在这一星期，CGP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截止期前递交了所有的文件。René的模型也全部完工了。本来，他还指望我能带他去雁荡山，看见沥川那张阴森森的脸，再看见我的大核桃，吓得不敢提了。还是霁川带他去玩了两天，回来时给我带了几包冬米糖。当天晚上，René敲我的房门，送给我一个放在玻璃罩子里的小模型。我一看，是沥川的“鹅卵石”。他用玻璃和钢丝做的。里面镶着个小灯泡，光线透出来，朦朦胧胧，非常逼真、非常漂亮。
“安妮，这个送给你，你喜欢吗？”
“挺喜欢的，谢谢。”
“安妮，听我说，Alex不是故意要得罪你的。”
——原来，是替沥川圆场子的。
“René，看来你是知情的，对不对？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得罪我？”
“你问他自己罗。快些问，明天presentation一完他就走了。”
“他不走。他会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