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地上不但有男人，也有红星村出去的女人帮忙烧饭、做小工，于是几个老师就看见原本还在窗外扒着的孩子们里有好几个胡乱喊着爸爸妈妈冲了进来。
相比起手机这头孩子们的激动，这些大人就要木讷的多。
他们很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除了过年回家，就没和孩子接触过，对自己的孩子更不了解。
如果说孩子对父母的渴望是源自幼小的生物对庇护者的向往，那很多从没有担过一天父母职责的家长，更多的把孩子看成一种“成年阶段”完成的任务，以及…累赘。
至少在手机画面里，那些被叫进来的学生家长并没有多少喜色，更多的是茫然。
刘叔还算个热心人，拿着自己的手机跟他们说着什么，又推着一开始喊他“刘叔”的那个孩子的爸爸上前，然而那个局促的中年人对着手机酝酿了好半天，也只对着儿子问出一句“你好好读书没有？”
小孩子完全没感受到父亲的不知所措，又急又快地冒出一大堆话来。
这里的方言属于北方语系，和普通话的语调相似，但是吐字发音却是大相径庭，听起来经常跌宕起伏，仿佛鼻子和喉咙都要花好几倍的力气才能爆破出一个音，而且也没有什么鼻音，一旦他们将方言说快了或是太激动了，几个老师都听不懂，也不知道那孩子对着父亲说了什么。
孩子的父亲听完那一段话，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磕磕巴巴地说：“你来不了，我，我这里没地方住，你上不了学…”
“那我就不上学了，我和你们一起打工！”
孩子急急地说。
“我有力气，我也可以搬砖！”
“瞎说什么咧！”
刘叔在那边一拍桌子，“我们在这里搬砖就是为了让你们读书，让你们出人头地！等你们考上大学，到了城里，就是城里人了！”
几个孩子爸妈也跟着点头，“你刘叔说的对，我们这么累死累活的就是不想让你们跟我们一样，娃儿，你也别看什么视频了，越看越胡思乱想，好好在家，听话啊！”
后面还没跟父母说上话的几个孩子惨叫着“不要不要”，挤过去想要和父母多说几句，然而屏幕已经不知道被哪个的父母点掉了。
谁也没想到，好不容易连上线的结果是这样，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俱是沮丧和不敢置信。
大概是憋屈的劲头要个地方发泄，几个孩子对着一开始喊着“不上学”的孩子发起了火。
“你不想上学我们还要上，你吓我们爸妈做么事！”
在杜若他们猝不及防间，一个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对他踹了过去，那孩子一个踉跄直接跪趴到了地上。
眼见着要打起来，杜若和苏丽连忙去拦，但这个年纪的孩子和大人也差不了多少了，农村的孩子打架也粗野，苏丽好心去拉地上的孩子，还差点被扑倒。
最后是张校长拿着大棒子冷着脸进了屋，才中止了这场骚动。
原本应该温馨的画面，最终以一场闹剧结束，因为张校长拿大锁链锁了多媒体教室，这一天孩子连上课都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完全静不下心来。
放了学，张校长把大门一锁，冷着脸将老师们喊到办公室。
“你们搞的这个什么不要钱的网络电话，我个人还是支持的，可是这几天试着搞这个搞的人心浮动，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最好都冷静几天。”
他皱着眉头说，“已经有家长和我反应，这几天孩子在家里哭着喊着不读书，要去外面找爸妈！”
老师们没想到只是视频而已，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面面相觑。
“像今天这个事，有不愿意和孩子们见面的家长，就不该勉强的！我们这里情况复杂，总有见不到父母面的，像马珍珍的妈妈，谁能联系的到？其他孩子都和爸妈打什么网络电话，就她没有，她回家要不要闹？”
有钱又有上进心的如“刘叔”这样的，早早就换了手机，学会了如何在大城市生存，早有了把孩子接出去的心思，当然会关心自己的孩子，其他几十个一开始就通过了微信申请请求的家长也多半是出去打工的人里“混”的好点的。
那些混的差的，根本不愿意和家里孩子联系，因为知道联系了也给不了孩子什么，只会让对方更失望。
张校长越想头越痛，开始后悔任由几个老师折腾，“说句不好听的话，孩子长这么大了，读几年级都不知道，能有几句话讲？翻过来覆过去就那么几句，‘吃饭了吗？’‘有没有好好读书’，我都会背了！”
其实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见不到一面，若论感情，能有多少？“父母”更多的像是一个可触却不可及的符号而已。
可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人生是缺失的，小孩子并不能理解什么是赚钱，什么是学区房，什么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他们只觉得爸妈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要他们。
既然如此，那就不读书，不花钱，出去打工，一家子就能团聚。
但对于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能负担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了，再来个孩子根本没人能带，他们自己就住在流动工棚和临时宿舍里，孩子是住不了的，而孩子年纪太小即使打工也没人要，多个人还多张嘴，不如留在老家，还有地种，学校也包饭。
与其说他们是怕孩子看到父母越看越想，更不如说是在逃避一种责任，慌慌张张地拒绝了孩子沟通的要求。
孩子们不会懂这些，如果家长和老师不能正确的疏导，他们只会更加怨恨父母、怨恨家庭、怨恨学校，以致于怨恨整个社会。
被张校长这么一“剖析”，几个老师脸色也沉重起来。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有几个孩子最近上课根本没心思听，一直魂不守舍的。”秦朗难过地话都说不出来，“我问了其他人，他们都是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
和每一任的支教老师一样，秦朗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让这些孩子能适应现代生活，能接受到外界的讯息，不至于和这个时代脱轨，但每每事情到了最后，总是会一波三折。
方老师和李老师得到捐赠的衣服和善款，反而被村民们误会；
秦朗努力接通了对外的网络，希望教会孩子们用网络和外界沟通，却引发了更多的不平…
就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反抗着这种变化，每当他们想要改变点什么，那股力量就凶猛地对他们叫嚣着：
——别费力了，就让他们这样子吧，对谁都好！
“是小孩子需要父母，但不是每个父母都需要小孩子。”
杜若的声音冷淡到几近冷漠，“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只要有这种父母存在，事情只会适得其反。从儿童心理学上说，不善于表达的孩子，常常会使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这不仅是情绪的宣泄，也是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
百分之七十的留守儿童，其实都是易怒性格，就和今天一样，一点就炸。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
苏丽紧握着拳头，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因为事情不能十全十美，就不做了吗？还有二十几个孩子的父母是盼望着和孩子见面的啊！”
“没说不做，但张校长说的对，不过不能解决大部分孩子的情感寄托问题，这二十几个孩子幸福了，其他的孩子只会活在更大的不幸里。”
江昭辉叹了口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也看到了，今天已经打起来了，明天会不会形成对立情绪？”
“有爸妈看”的孩子和“没爸妈看”的孩子，会变成泾渭分明的两条线。
这也是张校长为什么强硬的锁上了多媒体教室的原因。
找不到解决方法，所有人都泱泱的，连张校长也不例外。
他刚刚学会了怎么开机，怎么上网，怎么使用微信，怎么用电脑看新闻，但就因为是他锁的多媒体教室，所以他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不能再碰电脑。
“这都叫什么事，婷婷花了那么多钱买的设备，就要白丢在这里了…”
江昭辉扒拉着碗里的煮面片，有点食不下咽。
当初捐献的那三万多善款，买完了校服和多媒体教室的设备后就剩下几百块，他们批发了一些饼干糖果作为孩子们上课的奖励，没有剩下一分。
这些钱的明细都公示给了网上的网友们，所有的花销都进行了直播，但网上还有有些人认为给山村小学的孩子们买校服、拉什么网线开直播是“沽名钓誉”，纯粹糟蹋钱。
为了堵上他们的嘴，所有人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番成绩，秦朗这么一个胖子冒着危险爬上爬下又布线又四处请教，也都是为了维护黛文婷的声誉。
“都是好孩子，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愿意和他们视频呢？”
黛文婷和大部分人一样，是在家庭和美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格外不能理解这种“残忍”。
“因为害怕吧。”
昏暗的灯光里，杜若垂着眼眸，“如果这些孩子是开开心心，带着笑脸和父母视频的，可能他们压力也没那么大。但大部分孩子一见到父母的脸就哭出来了，还有些唯恐下次见不到父母了，什么话都一咕噜说出来了，他们心里也紧张…”
孩子们长期缺乏倾诉的对象，于是就造成了这种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急迫感，而这种情感需求是向本身拥有就少的人去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只会让他们落荒而逃。
“哎，别想了，睡吧。”
江昭辉看一眼时间，都十点半了，几个同伴还愁眉苦脸的，只能赶他们去睡觉。
“明早还要上课呢。”
各自散去，可回到宿舍，他们依然辗转难眠，苏丽和黛文婷被窝里手机的灯光依然幽幽地亮着。
相对于性格更加内敛的杜若和秦朗，苏丽和黛文婷都不是能憋得住话的人。
黛文婷是在群里和自己的粉丝们倾诉眼下遇见的困难，她刚刚当支教老师，以前也没有支教经验，但因为上次直播的事，她的群里加了不少有支教经验的新粉丝，还有一些现在正在当老师的，正好向他们取取经。
苏丽吐槽的群则是他们城市好多个学校联合起来的支教群，整个群里人加起来有好几百人，每天都特别热闹，大部分是去各个地方支教的老师在群里传授经验或者吐槽乡下风气的。
支教的地点很多都十分偏僻，城市里的孩子大都是夜猫子，到了这点还有一堆人没睡，再加上农村娱乐活动少，更是除了刷刷手机不知道干什么的，于是苏丽的诉苦一发出来，就引起了一群老师的关注，七嘴八舌的给她出主意。
“一个个打电话，教他们用微信啊！”
“当着面说不出来话，你们可以用手机录音放给孩子听，鼓励这些孩子继续读书嘛！”
“不是要搞直播吗？微信天天更新孩子们的朋友圈，熟悉了自然就会想孩子了！”
“不就是没有人视频吗？咱们群这么多人，多的是想和孩子们视频的。他们爸妈不跟他们唠嗑，咱们唠！”
当看到最后一条时，苏丽一怔，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
“苏丽，你干嘛？”
黛文婷被带起的冷风扇到，裹了裹被子。
“夜里这么冷，你小心感冒！”
“你们小学交过笔友没有！”
苏丽的眼睛在手机微弱的灯光下仿佛像是闪着光一般。
“什么笔友…”
大半夜的，提什么笔友，黛文婷懵了。
“我四五年级那时候，特别流行交笔友，就是那种在报纸和月刊后留下联系方式，互相写信的。我最多的时候，同时交了四五个笔友，有一个就是偏远山区的，三个月才能来一封信那种，但是我们一直联系到现在。”
苏丽情绪激动，又急又快地说，“我想要当支教老师就是受他的影响，他会交笔友，就因为当年山村小学的孩子没有多少对外沟通的渠道，去支教的老师帮他们在报纸和刊物上刊登他们的信息，给他们找笔友。我那个笔友后来考去了县里读书，现在大学都毕业了，他那一届交了笔友的孩子，基本都考出了山区…”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信了啊。”
黛文婷大概听懂了，在被子瑟缩了下，嘟囔着，“可是写一封信寄出去一来一回要好久哟，还要买邮票…”
“但是我们现在有网了啊！”
苏丽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手机。
“我们可以让没有寄托的孩子们和愿意与他们聊天的人视频啊！我们还可以教他们怎么发邮件！”
第50章 这头VS那头
苏丽性子直率，做事毛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但这个性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行动力高。
她不过是粗粗有了个想法，大晚上都不睡觉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个“和大山里孩子面对面”的策划稿，第二天一早发到他们的小群里，请几个同伴帮着参详。
这个活动并不复杂，就是仿照当年风靡一时的“笔友”，请人来和孩子们视频，聊一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一聊孩子的烦心事，和孩子通一通邮件。
苏丽初步的设想，是在自己大学的校论坛上和支教群里发布这个活动，实名制征集愿意和大山孩子做朋友的校友，和孩子们进行“交友”；
一开始肯定没条件一对一，毕竟多媒体教室里就只有一台笔记本和一部投影仪，他们可以让一个班的同学和大学学生利用视频沟通交流；
等孩子们适应了这种“视频电话”的方式，就可以和群里的支教老师一起，让双方带着的山区学生利用视频电话“交朋友”。
现在也不是所有山区都像红星小学这么偏僻落后，很多支教的小学、中学都已经有了计算机课，有些学校甚至做到了一人一机，完全能够支持和孩子们的交流，只要张校长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设备，这项“活动”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而且，我们可以教高年级孩子学会怎么打字、怎么发邮件，虽然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笔记本来，可以在上课时借给他们学打字。”
苏丽一晚没睡好，身体很疲倦，可精神依旧亢奋，“我觉得，很多孩子与其说是想爸爸妈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寄托，认为自己被遗忘了，只要他们有了可以倾诉的地方，对父母的思念就未必会这么强烈。”
这样的“沟通”，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理疏导”。
红星村里曾经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兄弟姐妹三人，父母出去打工，两个弟弟妹妹都交给哥哥教养，他们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收拾，自己种地，也不会有人催促他们吃饭睡觉、功课做得怎么样，封闭的久了，连村里的人也懒得问他们，就这么被遗忘了。
后来是张校长发现他们大半天没来上学了跑去他们家里找，才发现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只是发现的及时，被催吐以后送去镇上医院救了回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村子里也不敢留这三个孩子了，打电话让孩子的父母把侥幸抢救回来的孩子带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过的如何。
在留守儿童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苏丽的年代，孩子们还能通过笔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在这个纸笔信件已经被淘汰的时代，如果一个偏远山区没有支教老师的到访，恐怕这些孩子们连外面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苏丽的策划案写的很是稚嫩，但已经具备一个方案形成的雏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几个老师和张校长凑在一起，听完了她的想法，都觉得可以实施起来看看。
说干就干，苏丽在自己的支教群里发了经过大家修改后的策划案，杜若也在自己的学校论坛里发了这个帖子，征集愿意和孩子们进行疏导、聊天的校友。
相比较之下，杜若读的是师范大学，她的同校学的大多是师范类专业，还有许多是儿童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学生，既具备一定的知识，也需要和孩子们接触的经验，比苏丽那边单纯找支教老师帮忙要靠谱的多。
征集帖一出，立刻就引起了杜若所在的大学和学生团体的关注，杜若几个老师还帮着她在学校里奔走宣传，很快就有几十个学生在团支部实名登记，和杜若、红星小学互相加上了微信，约定了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时间。
另一边，苏丽加的支教群里也有不少正在支教的老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深有同感，同意和她一起组织起校际之间的“联谊”，让双方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
为了这个，张校长还调整了每个班的课程表，沟通了视频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定下了一个星期三堂的“多媒体课”，重新张贴在每个教室的黑板前面。
刚贴上去的时候，很多学生不知道这个“多媒体课”是什么，等到六年级生懵懵懂懂的开始上第一堂“多媒体课”时，才知道这堂课就是找人来和他们“交朋友”。
那堂课，秦朗和江昭辉提前调试好了设备，孩子们一进入多媒体室，被幕布投放出来的某位大学校友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江雪，是一名来自XX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幕布上，外表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其实是这所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儿童心理学。
第一堂“多媒体课”由江雪来作为主导也是经过所有人讨论后确定的。
这位女孩在学校就读期间品学兼优，也有过短期支教经验，而且学习的是儿童心理学相关专业，最擅长心理分析和心理疏导方面的知识，由她来进行“开场”，最容易打通双方沟通的桥梁。
事实证明，这位“江雪”同学也确实果然不负众望，在长达四十分钟的交流里，她手持着自己的手机，如同一名导游一般，利用手机摄像头传回的画面，带着孩子们参观起了杜若和她的母校。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她重点让孩子们看了男女生的寝室、学校的食堂，并且在过程中不断回答孩子们的问题，用语言和动作诱导他们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雪姐姐，为什么食堂有这么多个？”
有个孩子看着江雪走进了一食堂，后面还有二食堂、三食堂，忍不住问。
“因为再好吃的菜，每天吃也会厌啊。有好多个食堂的话，就可以不用天天吃一样的菜了，你看，这个三食堂最擅长做的就是红烧肉！”
江雪指着食堂里的菜谱，笑了起来，“而且，大学很大，一个食堂是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吃上饭的哟。”
“哇，有红烧肉！”
“我看到茄子了！”
“我看到了鱼！”
“那不是鱼吧？哪有长了腿的鱼！”
小学的孩子们无法理解太多层次的东西，但作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和“住”依然是大多数孩子最感兴趣的话题。
国家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西北的教育，对孩子们进行“两免一补”，但每天每人的餐补只有四块钱，即使有爱心企业的捐赠，张校长一家又绞尽脑汁将午餐做的丰富些，可鉴于农村物资的贫乏和大娘手艺的限制，每天能吃的也就是那么几样，这种纯的红烧肉在学校食堂更是没见过，更别说炒鱿鱼这样的菜了。
江雪当然也知道这边的情况，所以刻意从饮食和住宿着手，让孩子们产生“继续读书读到大学就能吃饱饭”的印象。
等她拿着手机进入女生寝室时，更是有不少同学好奇地过来打招呼。
“哟，江雪，你干嘛呢？也开始做直播了？”
当她们一伸头，看见手机那头是好多个穿着校服的孩子时，大多都愣住了。
“我在向红星小学的学生介绍我们学校呢。”
江雪笑着向孩子们介绍，“看，这就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在这里读书，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人…”
大部分学生都会大大方方地和手机那头的孩子打招呼，也有些是在害羞的，掩着脸跑了，引起孩子们一片大笑。
不得不说，江雪是个很擅长聊天和谈话的人，也知道小孩子都对什么感兴趣，到了后来，负责高年级的秦朗和杜若差点压制不住课堂秩序。
不少孩子看着看着就站起来了，还有的从后面跑到前面来看幕布上投映的画面，好奇地在投影机上戳来戳去，以为就是这个能让他们和远方的江姐姐“聊天”。
这些孩子哪里知道，天涯两侧，用来沟通的，不过只是两部手机而已？
江雪带孩子们参观完了母校，又开始跟他们讲解他们学校的一些政策，比如“公费师范生”和“助学贷款”，告诉他们，如果家里贫困，中国有很多师范学校是不用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而且毕业后还包分配保证入编入岗，不用担心没有工作。
很多辍学的小孩子，家长给他们的理由都是“家里穷，供不起你们上学”，有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出来也没工作，和我们一样打工，不如直接去打工”，小孩子们都没有什么见识和是非观，大人们这么说，他们也就这么从了。
现在，江雪的话，让他们懵懂间种下了“上师范不用担心没工作也不要钱”的印象，也许现在他们未必能理解江雪为什么特意要对他们说这个，但真到了那个关键时间，只要他们能想起今天这堂课，就能用这个反驳父母让他们辍学的理由。
最后十分钟，江雪停在了学校一处风景秀丽的亭子里，给孩子们十分钟自由提问的时间。
几乎每个孩子都举起了手。
“小雪姐姐，什么是研究生？”
“小雪姐姐，这个学校离我们红星村远吗？”
“小雪姐姐，县里的中学能上这个大学吗？”
“小雪姐姐，是不是只有普通话说的好才能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