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York。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York，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
“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门卫，“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情还没落实。而且，空房子多得很，谁会要住死过人的地方。”
“价钱便宜些总会有人考虑的，”Ward道，“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风景。换作是我也愿意住在那里。”
“你要是真有兴趣，我可以帮你去打听…”管理员说。
Ward连忙笑着说不用了，免得老婆当他金屋藏娇。只有李孜还端着望远镜在看——的确，从那间客厅的落地窗看出去，便是哈德森河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到艾利斯岛，甚至更远的地方。到了夜里一定是一片灯海，像是漂浮在星空里。换作是她也愿意住在那里。
离开银厦，李孜和Ward如约去找Han的妻子。他们来到切尔西，按照地址找到哈德森河公园旁一栋战前建筑的顶层loft，改做一间画廊，不很大的，却布置的精致高雅。
Han的妻子跟李孜差不多年纪，也是纤小的华裔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Esther Poon，头衔是画廊经理。她请Ward和李孜去两楼她的办公室里坐，那是一间半开放式的房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的风景。这样的天气鲜有船只出航，泊在码头的小型轻钢游艇清一色盖着靛蓝油布，上面再覆着一层糖霜似的薄雪。窗边的白色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老式照相机，既有看起来就很值钱的古董，也有波普时代流行的宝丽来和Lomo。一旁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只镜框，李孜注意到其中一张Esther和Han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像一对初绽的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犀利。
而眼前的Esther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彻底乱了方向。她穿着简单，却不随便，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有极少一些词还是可以听出来她并非是出生在美国的。
Ward简单叙述了一下上午在拘留所里事情，说Han提到一个新的证人。
李孜在Esther脸上看到一种复杂的表情，介乎于两种毫不相干的情绪之间，是宽慰，也是紧张。她很想知道那表情背后的东西，便接过话头问Esther：“他提到一个人，一个叫G的女人。事情发生的那天，她可能也在场。你认识她吗？”
Esther摇摇头，这一次，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他还提到你们结婚前夜的派对G也来了。”李孜继续说。
Esther回答：“那天晚上有差不多一百五十个人，你说的那个人可能是他那方面的朋友，我完全没印象。”合情合理的解释。
“他说他们在巴黎又遇到了，有家杂志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你知道这事情吗？”
Esther想了想，说稍等，起身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铜板纸杂志。她坐下来，翻开其中的一页，交到李孜手上，说：“法国版，去年的九月号。”
差不多十个版面的跨页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标明了模特和舞蹈演员的名字。Han在第四页，穿着白色衬衣，灰花呢西装，黑色西裤，黑色皮鞋，站在象征runay的白色台阶上，脚边坐着一个身穿白色芭蕾舞衣的女人，金发，一个俄国名字，不是G。李孜又翻了一下那个专题其他的照片，没有亚洲面孔的女模特，也没有相似的名字。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失望，她曾经觉得G不是真的，现在却是完全不同的感想。
李孜抬起头，刚好碰到Esther的目光，她不甘心线索就这样断掉，试探着说：“Han说他和G是六年前在康涅狄格一间医院里认识的。”
Esther低头做出一个苦笑，过了很久才回答：“如果他那样讲，那个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李孜不明白她的意思，等她解释。
Esther欲言又止，倒是Ward先开口了：“那不是普通的医院，对吗？”他挪了一下身体，屁股下面那张转椅的关节发出难听的声响。
Esther轻轻咳嗽了一声，回答：“对，那是间精神科康复医院，他在那里大约住了八个月。”
Ward做了一个oh my goodness的手势：“你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的。”
“我以为根本不相干，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他已经完全好了…”Esther慌乱的解释。
“两次司法精神鉴定你都是知道的，精神病史很可能左右鉴定结果。”Ward继续说，“我需要他所有的就医记录，然后再申请一次精神鉴定，不管怎么说…”
Esther站起来，不让他说下去：“我和Han，我们十四岁就认识了，我了解这个男人，他不可能杀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失去自由，哪怕不是在监狱里！”
而Ward仍旧四平八稳的坐在那里，看着Esther的眼睛，回答：“这是最坏的打算，但你必须承认它有可能发生。”
“不如直说吧，你根本就不相信他是无辜的，或者说你根本就无所谓，只想要他认罪，然后进精神病院了事…”Esther看着Ward大声喊叫，几乎要哭了。
李孜打断他们，努力把这场对话回复到客观平静的状态，她问Esther：“你自己也不相信他，不是吗？否则你不会这么肯定G不是真实存在的。”
Esther静下来，垂手站在那里看着李孜。
李孜也迎着她的目光，说道：“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想帮他。”
If only life as this good...
4. Prom Queen 舞会皇后
十五年以前，曼哈顿
许多年过去，人们渐渐忘记了她原本的名字，甚至连她自己都记不起那三个汉字背后的意思了，它们只静静地存在于某一页移民文件的最后，笔画匀称，语音悠扬，身边却没有几个人会读。有人故意忽略，有人嫌发音太难，在他们眼睛里，她只是Esther。甚至连姓氏也按照广东拼音写成Poon，毕竟没人希望自己姓Pan（平底锅）。
只有他记得，她是潘筱颖。但是，在开始喜欢他之前，她花了太长时间来无视他。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林肯中心那个芭蕾舞学校的排练厅里，那时Esther十四岁，来考暑期班，他比她小一岁，却已经是正式的学生了。
他看见她，用中文问了一句：“你好，你从哪里来的？”
她看看他，用英文冷淡的回答：“我就住在曼哈顿。”
暑期班开始，Esther又在走廊里遇到这个男孩子，这一次，他仍旧用中文对她说“你好”。
不知为什么，这让她很生气，索性恶作剧似的用法语道了声“日安”。
他不明白，她便冷着脸，用英语揶揄道：“你跳芭蕾，却不会说法语？”
他倒没生气，反而一本正经的回答：“Panché，Arabesqué，Pirouette…，我会说的法语词恐怕就只有这些了。没错，我是不会说法语。”
而后，有几秒钟时间，他就那样静静的看着她，Esther还记得那时他脸上的表情，友善的，同时又带着那么点嘲笑，她搞不懂那究竟代表了什么，气鼓鼓的走了。
不久之后，她偶然间看到一堂男生中级班的课，他站在十几个男孩子中间，每个人都是白衫黑裤，全都优雅的扬起头，但只有他浑身带着种特别的光晕，不很亮，也不透明，却是纯粹白色的。她听别人说起他的名字，Han Yuan，说他是为跳舞而生的。那个时候，她只是撇撇嘴，不愿意相信。
暑期班结束之前，她爸爸来学校参加家长日的活动，碰到一个熟人——四十几岁的男人，开一部小型货车，车身上写着个俗气的中餐馆的名字“采莲斋”，衣服上带着一股油烟和甜酸酱的味道。Esther怎么也想不到此人会是她爸爸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时的同学，也是Han Yuan的父亲。
Esther记得爸爸问他：“你太太好吗？还在老地方教书？”
“死了，”男人回答，“两年前，车祸。”
和面熟陌生的人聊天，最怕就是触碰到此类话题，若是对方突然痛哭流涕起来，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不过，他们面前的这父子两人却都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情绪，就好像这只是段寻常的往事，倒是Esther的爸爸说了许多悼念的客气话。
Esther心里想，这家人可真够怪的。那次之后，她再看到Han，总觉得他身上平添了一分神秘。
她装作不经意，向爸爸打听Han家里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只是一个倒霉的鳏夫，事业上也不甚得志，原本拿了基础物理博士学位，在大学研究所里做助理，妻子死后，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的事情，在实验室疏于职守差一点惹上了官司，丢了工作，房子也卖了，最后只落得用亡妻的保险金入股一家中餐馆，蛰居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幼子。
这些事情，她听过就忘了，只记得爸爸说，Han的母亲生前曾是普林斯顿中国留学生圈子里有名的美人，性格又好，还拉得一手好琴。只可惜老公是很平常的一个人，她除了在社区学校教一班华裔小孩子拉大提琴，还要打几份零工，用以补贴家用。爸爸还说，Han看起来长得更像他的母亲，他在舞蹈学校的成绩，也应该是得益于他母亲的衣钵。
没想到这番话却激起了Esther的妈妈无尽的好奇心，当即提出来要请Han到家里吃饭，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老同学的儿子一个人在纽约，总要照应一下，私底下却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个“有名的美人”的儿子。
Esther觉得这样的企图很讨厌，而且她又是个极其骄傲的人，自以为跟Han是有过节的，若要她主动开口去请他，绝不可能。最后，还是爸爸去学校接她的时候，向Han发出了邀请，对他说：“Esther的妈妈想见见你。”
“好的，我很愿意，谢谢您，先生。”Han回答的有礼有节。
过节归过节，有一点Esther不得不承认，Han长得很漂亮，而且总是很安静，从不惹事生非，在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里面是极其罕见的，所以，他很讨大人喜欢，尤其是女人。Esther的妈妈也不能免俗，吃过第一次饭之后，她就开始时不时地请Han到家里来。他有时来有时不来，话不多，却很有礼貌。Esther跟他始终都没有很深的交情，只是喜欢暗地里观察他的表情，和他的一举一动。她相信他平静礼貌的外表下面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有些好奇，却又不愿意贸贸然的去触及。
（part2)
十六岁之后，Esther不再上芭蕾课，生活的另一面逐渐在她面前展开。她家搬去了一个更好的社区，她进了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从那里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能进名校读大学，几乎每一届都有女生受邀去参加克里翁舞会，但至于是真的受邀，还是家里大人存心花了钱张罗的，就不得而知了。那个时候，此类学校里还看不到几个中国人，出生在大陆的更是少之又少。一开始，Esther在学校里默默无闻。不过，她总算是名门之后，自有一种区别于旁人的气度，习惯了被瞩目，被议论。她苗条漂亮，伶牙俐齿，成绩全优，很快就又成了明星学生，畅畅快快风风光光的过了三年。她牢记着Daphne Guinness说的话——有钱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实现许多事情。是的，她拥有美丽衣服鞋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和最抢手的男生约会。
唯一的不幸是，最抢手的男生真的被抢走了，而且就在毕业舞会之前。她哭了一场，检索了一遍交际圈子里的男孩子，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她妈妈想起了Han Yuan。
在Esther的印象里，那几年她和Han经常见面，却没说过几句话。Han总是很沉默，非常安静。Esther身边那些同龄的男孩子总喜欢取笑他，笑他学跳舞，到处说他是神经病。她始终冷眼旁观，她知道他们笑他并不真的是因为他跳舞，或者因为他的沉默。他们憎恨他与众不同，所有人都没办法无视他的与众不同。并不是说他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出众，她心里很清楚，他不过是一个靠助学金上学的少年，母亲死了，时不时的要去看心理医生，吃些莫名其妙的药，到了假期还要在父亲的小饭店里帮忙做事情。在他们这群快乐无忧的人中间，他本应是个悲惨的笑话，但是，他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既有吸引力，又拒人于千里，让所有人都着迷，既爱又恨。
她打电话给他，问他两周之后的那个日子是否有空。这样的事情，她只空前绝后的做过这么一次。
好在他答应了，说不上高兴，但也没表现出为难。这样就足够了。
那天晚上，夜幕降临，门铃响了，妈妈在楼下喊她，说：“Esther，他来了。”
她从楼上下来，经过楼梯的转角，看见他站在门厅水晶吊灯下面。她在那里站了一秒钟，看着他，心里知道，这一夜，哪怕那些跟她别苗头的女同学真的带个王子过来，他也不至于露怯。至于跳舞，就更不在话下了。他就是为跳舞而生的。
Han开来一部很旧的蓝色雪佛莱，告诉她，这是他爸爸店里用来送外卖的车子。他是故意的，眼睛里带着点笑，等着看她的反应，紧接着又凑过来打开副驾驶位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只透明的塑料盒子，扔在她大腿上。盒子很冰，里面装着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蕾，花萼下面系着一条纤细的白缎带。她打开那个盒子，想要自己戴，却很难。他拉过她的手，帮她打那个结，低头看着她手腕细薄的皮肤下面青蓝色的静脉。
舞会在学校的草坪上进行，他并不总跟着她，却也没让她落单。他带着她跳舞，步法和她学的有一些不同，但很快他就让她忘记那些所谓的步法，那些左右旋转步，前进步，或者踌躇步。她任由他带自己旋转，跳出了那一小方地板。她记得鞋子的细跟踏在柔软潮湿的草地上，记得那种感觉——站在泥足深陷的边缘，然后被一股不可违逆的力量带走。
回程的时候，他像以往一样很少说话，最后还是Esther打破了沉默：“他们说你是为跳舞而生的，我以前还不相信。”
“别相信那些话，”他冷笑了一声，看上去不像是故意谦虚，“实事是，时间久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跳，但如果不跳舞，对许多人来说，我就一钱不值，比方说，你母亲。”
Esther有些生气，却又没办法全然否认，她父母，包括她自己，习惯于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贴标签：
A先生是会计师，很快就能成为合伙人，儿女成绩很好，很有希望考进常春藤联盟学校。综上所述，此人是“成功者”，可以一起聊聊儿女教育、地产投资，或者全球经济形势。
B先生到美国之后一直不甚得志，无论是职业、头衔还是家庭住址都不能响亮大方的说出口来。所以，B先生不幸成为“失败者”，偶尔见面也只能谈谈天气。
Esther不用仔细掂量，便知道Han的父亲就是个B先生，之所以她母亲会对Han加以青眼，不过就是因为他在全美最好的芭蕾舞学校学舞，因为一般的学生通常要参加两到三年的暑期班，才会被接受在秋季学期开始前参加入学考试，而他只上了一次暑期班就被正式录取，更因为身穿白衫黑裤，长相古典的卡拉曼洛夫斯基先生，手指梳过一头金发，曾经操着带些东欧口音的英语，当着许多学生家长的面说：Han Yuan是个天才的舞者。
这些念头让Esther心里很不舒服，她是个骄傲的人，相信自己不至于这样俗气。于是，她故作潇洒，问Han：“如果不跳舞，你今后想做什么？”
“做个厨师，开间小餐馆。”他回答。
她以为他又在捉弄自己，“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庸俗骄傲的人，去你的吧。”她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说出一句脏话。
而他只是摇头，说：“我从没这么想过。”
她转过头，看着路上纷乱变换的灯影映在他脸上，问：“那你觉得我什么样的人？别想当然。”
他翘起嘴角，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潘筱颖。”这句话说的不知所谓，却足够在她心里留下长久不灭的印象。
午夜时分，她回到自己房间里，ball gon被草地上的露水洇湿，裙摆和鞋子上沾着泥土和青草的碎屑。那一夜发生了许多事，有人在幽暗处贩卖禁药，有人在软饮料里掺进烈酒，许多颗心被交出去，许多个吻，许多人彻夜无眠。
那个夏天之后，Esther去读大学，然后又去考研究生院。而与此同时，Han也从舞蹈学校毕业了。
毕业演出上，他是《吉塞尔》里的阿尔伯特。演出终了，Esther去后台找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忘乎所以的吻了他。直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走过来，打断了他们。Esther不认识那个女人的面孔，但看到她手上的白手套便知道她是谁了，一个着名的芭蕾评论家，见舞者的时候总是带着一幅丝质手套，免得碰到他们汗湿的身体。评论家跟Han握手，祝贺他，发表在第二天报纸文艺版上的评论更是充满了褒扬的话，称赞的他的动作“干净而不着痕迹”，说他“每一个两周空转之后的五位都做的几近完美”，“尾声时的两脚腾跃相碰令人窒息”。Esther偷偷保存着那张剪报，每次回想那场演出，都会觉得宛如梦境，却又欣欣然沉迷其中。
不久之后，像所有人期许的那样，Han进了本地最好的芭蕾舞团，合同条件十分优厚，每年保证九个月的演出和排练，三个月悠长的假期。
随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时聚时散，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其间Esther也交过几个男朋友，既有学校里打冰球的运动员，也有画家、学究和职员。但兜兜转转，她每次都会回到Han这里。他仍旧是那个样子，很安静，穿着朴素，尽可能的显得普通，尽可能的湮没在人群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行事古怪，比如他戴手表，时间从来不调，表盘上显示的日期也总是和真实世界相差一周以上。有时，对他来说仿佛周遭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他低着头大步前行，若非必要可以一整个礼拜不说一句话。
相比那些凡尘俗世，跳舞是他那个小世界里面唯一的中心，和永恒不变的重点。他有毋庸置疑的天赋，但每一次登台之前，仍旧会一遍又一遍的练习，仿佛不知疲倦。只要有时间，Esther便会去看。对她来说，那不是普通的体验，每一个脚步，一次又一次的跳跃，以及紧跟其后轻盈无声的触地，充满热情和力量，同时又有扎实的技法，曼妙的起承转合，和滴水不漏的构思，融汇于其中。Esther最喜欢那些很考功底的部分，尽管都已看到烂熟了，但每当他的动作与她的记忆契合，那样丝丝入扣，又不着痕迹，还是会叫她一个激灵般的警醒。待到高潮处，似乎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旁人，没有上下左右，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每次他跳，她的心也跟着悬起，漂浮在原本应该在的位置之上半英寸的地方，呼吸和心跳似乎成为一对共生的矛盾体，她似乎也跟着在动，透不过气，心跳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她总是紧张的不行，为他紧张。虽然她知道自己蠢的可以，他是不会紧张的，更不会怯场，她从没见过他出什么纰漏，至少没有能让她看出的。她根本分不出来，是为他的舞蹈震撼，还是为他本身而激动，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因为这两者在她看来是一体的，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那个时候，许多人也和Esther一样，就是这样被Han吸引。他们说：“只要你看到他动起来，你的眼睛就难以离开了。”当然也有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会说：“他才华横溢，但是…”却无法具体说出来那个“但是”代表着什么，可能只是因为他有些古怪吧。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人，性格上的缺陷甚至怪僻也是可以被原谅的。于是，Han的沉默和傲慢也变得招人喜欢了。各种各样的预言和传闻纷至沓来，有人说他会成为芭蕾舞团最年轻的明星演员，也有人觉得他天生就是齐格弗里德，阿尔伯特或者弗洛里蒙德，甚至断言若是由他来演贵族，只有Roberto Bolle可以担纲王子的角色，否则一定会被他抢了风头。
但Han对待这一切褒扬的态度却有些消极，他对Esther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只是没人知道罢了。”并且半开玩笑的为她举了个例子：
那一年，他去卢森堡参加过一个比赛，在当地住过几个礼拜。每天训练结束，他都会去剧院对过的小咖啡馆里买一瓶两百五十毫升的矿泉水，一饮而尽。那间店里的几个女招待，不管年轻还是年老，都想引他说话，却始终没成功过。同样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
他走进店里，女招待对他说：“晚上好，您要什么？”
他指指柜台下面的一排蓝瓶子。
她拿了其中的一瓶递给他，笑着问他：“您是舞蹈演员吗？”
他也回了一个微笑，把钱给她，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转身走出去。
“还要别的吗？咖啡？巧克力？再见，Bonne soirée！”她在他身后说。而他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回头也不回答。
她们在背地里叫他“王子”，打赌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口，甚至打趣说他是不是个哑巴。
其实，他不说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说法语罢了。
Esther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却无暇去深究，她只是满心欢喜的活着，渐渐的把自己的东西搬去他的小公寓。所有人都以为，有一天他们会结婚。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芭蕾舞团去欧洲巡回演出。Han将要在《舞姬》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却无甚个性的炫技角色，有一段变奏，整整两分钟的独舞，对于他这样年纪和资历的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身边的人要么为之欢欣鼓舞，要么就是妒嫉的要死。Esther的父母在他出发之前请他吃了一次饭，主菜平均一百二十块一道的法国大餐，Wedgood的瓷器，那些微笑，干杯，握手和拍肩膀的动作，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都暗示着（或者说预示着）他们两个人的锦绣前程，就在不远的未来，几乎触手可及了。
面对这一切，Esther应对的无可挑剔，她兴冲冲地为Han打点一切琐事，效率手册上记着两个人的日程安排，脑子里定下未来三十年的计划。但Han却做不到。
从前，他每天总是七点钟起床，做一个钟头的力量训练，九点钟开始排练。那段时间，他起床的时间提前到了五点，甚至醒得更早。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有一天，Esther在他那里过夜，凌晨时分，她被卧室外面的一点响动吵醒，她起床去看，发现Han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坐在起居室飘窗的窗台上，看着外面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在微蓝的晨光里每隔三十秒变一次颜色。
“你在干什么？”Esther睡眼惺忪的问。
他肯定听到了，却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根本没有呼吸似的。
很快，失眠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不久之后的一次排练中，Han和一个女演员搭档表演一段双人舞，那是一连串合着慢板音乐的舞步、托举、平衡和旋转，应当做的舒缓而优美。一个托举再放下再拥进怀里的动作，总共做了十余次还是不能让导演满意。Han没有反驳，放下那个女演员，径直走出了那间练功房。那出戏的导演也曾是个舞蹈演员，极其刻苦律己的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有人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在排练中途离开，他发了狠话，对Han说：“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指望以芭蕾为终身职业！”
Han没有回头，只平静的抛下一句：“我无所谓。”
那几步路他好像走了几年，偌大一间练功房里安静的叫人耳膜发胀。当他走出门口，关上门，门后面传来演员们的窃窃私语，和导演说话的声音：“回到原位，从变奏开始，再来一次。”
Esther从Lance Osler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她本身是个神经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坚强，固执，做事有条有理，始终不太能理解这些“非正常”的举动。她立刻就跑去看他，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她继续追问。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随时都想讲话，我做不到！请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弄得不愉快。”他看着她大声说道。
Esther愣住了，转身就走。房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摔上的时候，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突然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讲话，像是争吵，却又那么吝惜言辞，到头来她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冷静下来之后，Esther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这件事，她以为是演出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大，试图再心平气和的跟他谈谈，而他也的确变得平和了一些，却仍旧什么都不愿意说。她开始指望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转，但过了很久，他仍不见好，还是失眠，即使在一天高强度的排练之后也睡不好，拿做爱或者争吵来发泄也无济于事。他一直保持着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有时候却又神思恍惚。
就这样一直到了那年的九月，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口的红灯亮了，Han两手插在裤袋里看也没看就径直朝马路中间走过去，Esther伸手拉了他一把：“当心！”一辆深蓝色的中型货车几乎贴着他的鼻尖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