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的，贫穷。”查特吉笑了起来，就像这个词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的确，这里太贫穷了。以西方标准而言太过肮脏。这必然冲撞美国式的思维，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实现消灭贫穷的伟愿。你们那位前总统约翰逊怎么说的来着……对贫穷宣战？别人还以为对越南宣战就能满足他。”
“我们也输掉了与贫穷之间的这场战争，”我说，“贫穷仍在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我放下空杯子，一位仆人出现在我肘边，重新为我斟上威士忌。
“是的，是的，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加尔各答。我们一位杰出的诗人曾经说，加尔各答像是‘一只被碾碎了一半的蟑螂’。我们的另一位作家曾把这座城市比作奄奄一息的老妓女，周围堆满了氧气罐和腐烂的橙皮。您同意他们的看法吗，卢察克先生？”
“这些比喻都很有力，查特吉先生。”
“您的丈夫说话一直都这么周到吗，卢察克夫人？”查特吉举杯微笑着问，“不，不，您不必担心会冒犯我。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和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看法。他们对加尔各答的感受相当两极化，一种人觉得这里充满‘异国风情’，他们专注于享受游客的乐趣；另一种人饱受惊吓，恨不得立刻忘掉自己亲眼看到但无法理解的那些东西。是的，是的，不出所料，面对印度，美国精神作出的反应和无菌脆弱的美国肠胃一模一样。”
我望向查特吉夫人，但她正把维多利亚放在膝头上下颠动，似乎完全没听见自己丈夫的这番宣言。与此同时阿姆丽塔也瞟了我一眼，我觉得这是一种警告。我露出微笑，表示自己无意争论。“您或许是对的，”我说，“不过我觉得自己既不懂‘美国精神’也不懂‘印度精神’——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相当浅薄，我深知这一点。我一直很仰慕印度的文化，甚至早在遇到阿姆丽塔之前，当然，她也与我分享了一些印度文化之美。但是我得承认，加尔各答的确有点儿吓人。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独特而令人不安的大都会病。也许只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有朋友告诉我说，墨西哥城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它也很美丽。”
查特吉点头微笑，然后放下酒杯。他十指搭成塔形看着我，那目光就像老师在衡量一名学生是否值得投入更多时间。“您去过的地方不多吧，卢察克先生？”
“不太多。多年前我去过欧洲背包旅行，后来也在丹吉尔待过一段时间。”
“但是没来过亚洲？”
“没有。”
查特吉放平双手，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表明了观点。但这节课还没上完。他打了个响指，低声吩咐了几句，几分钟后仆人送上了一本蓝色的小书，我看不清书名。
“请告诉我，您觉得这段关于加尔各答的描述是否公平合理，卢察克先生。”说完这句，查特吉就大声读了起来：
……一大片老旧的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曲折狭窄的巷子在房屋之间迂回盘旋。这里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只要深入这片区域，你就会发现大街上——我们姑且称之为街道——到处都是闲汉和窥视的目光，他们躲在半掩的窗户后面，藏在拥挤得近乎令人窒息的房间中……下水道污浊不堪……阴暗的走廊里垃圾遍地……墙被煤灰熏得乌黑，门在铰链上摇摇欲坠……到处都有一群群的孩子，随心所欲地释放着自己。
他停止阅读，合上那本书，然后礼貌地挑起眉毛，等待我的回答。
如果能够取悦招待我们的主人，我不介意继续扮演直肠子的角色。“它说得有其道理。”我说。
“是的。”查特吉笑着举起手里的书，“卢察克先生，这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位作家笔下的伦敦。我们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那些深深震撼您的——不，不，请不要否认——错位和混乱正是革命的副产品。您很幸运，卢察克先生，因为您所在的文明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
我点点头，努力克制内心的冲动，我真想告诉他，同样的描述套在芝加哥南部也很合适，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努力一下，澄清我对加尔各答的感觉。
“您说得很对，查特吉先生，我很赞同。今天坐车过来的路上，我也有类似的想法，现在您把它阐述得非常清楚。但我必须说，在我们逗留的短短两天里，我感觉到了加尔各答有一些……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猜是暴力。这座城市的表象下隐藏着压抑的暴力。”
“或者您想说的是疯狂？”查特吉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有回答。
“您看到今天的英文报纸了吗？”
“报纸？没有。”
查特吉翻开放在糖碗旁边的报纸，然后递给我。
今天的头条来自纽约。昨晚纽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停电，自1965年那次大停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就像商量好的一样，抢掠暴行在城里各处的贫民区和较贫穷的区域此起彼伏。数千人参与了这场看似无脑的暴动和偷窃。有的人全家出动，砸破商店橱窗，抢走电视机、衣物和其他便于携带的东西，暴徒们甚至聚集起来为他们欢呼。数百人被捕，但市长办公室和警方发言人承认，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抢掠，警方无能为力。
报纸还援引了美国媒体的社论。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抗议浪潮的复兴，并将犯罪行为归咎于歧视和贫穷，而饥饿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保守派的专栏作家辛辣地反驳说，饥饿的人不会第一时间跑去抢音响系统，并呼吁执法者拿出雷霆手段。面对这么大规模的随机暴乱事件，所有振振有词的社论都显得那么空洞无力。似乎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和野蛮之间只隔着一道电灯的薄墙。
我把报纸递给阿姆丽塔。“这件事真是糟糕透顶，查特吉先生。您很好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绝对不想自以为是地对加尔各答品头论足。”
查特吉露出微笑，再次将十指搭成塔形。他的眼镜反射着灰蒙蒙的阳光，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轻轻点头。“如您所见，这是大都会病，卢察克先生。只是这里的贫穷和涌入城市的大量难民加剧了这个问题。加尔各答现在已经被没有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占领了。我们的问题的确存在，但并不独特。”
我默默点头。
“我不同意。”阿姆丽塔突然开口说道。
查特吉和我同时惊讶地转过头去。阿姆丽塔敏捷地一抖手腕放下报纸。“我完全不同意，查特吉先生，”她说，“我认为这是个文化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是印度独有的问题，如果说不仅限于加尔各答的话。”
“哦？”查特吉一边说，一边轻敲手指。尽管他的微笑依然镇定，但是显然，遭到女人的反驳让他深感惊讶和恼火。“您是什么意思，卢察克夫人？”
“既然逸闻也能证明观点，”她温和地说，“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昨天见到的两桩趣事。”
“洗耳恭听。”查特吉的笑容里蕴含着几分讽刺。
“昨天我在欧贝罗酒店的花园咖啡厅吃早饭，”阿姆丽塔说，“维多利亚和我独自坐在桌边，但餐厅里还有其他很多人。几位印度飞行员坐在我隔壁那张桌子上。离我们几英尺外，有一位女性不可接触者正在用园艺剪修剪草坪——”
“抱歉，”查特吉打断了阿姆丽塔的叙述，现在他脸上的讽刺已经显露无疑，“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命定阶层’。”
阿姆丽塔笑了。“是的，我很清楚。”她说，“命定阶层，哈里贞，‘神的子民’，我从小就听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但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我相信您一定非常清楚，查特吉先生。她之所以属于‘命定阶层’，仅仅是因为她生来就没有种姓，到死去也不会改变。她的孩子几乎注定会成为和她一样的仆工，因为她是一个不可接触者。”
查特吉的笑容凝固了，但他没有再次打断。
“总而言之，她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剪着草坪，一边剪一边以鸭形的姿势在草坪上移动，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动作相当痛苦。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她就像正在被修剪的草坪一样，只不过是美丽花园的背景而已。
“前一天夜里，门廊上的一根电线掉了下来。它就垂落在庭院的草坪中央，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它修好，或者把电闸关掉。侍者去游泳池那边的时候总是大步从电线上跨过。女性不可接触者伸出剪子想把电线挪开，那把园艺剪不是绝缘的。
“剪刀刚一碰到电线，她立即被电流击得往后一仰，但她已经被电流吸住了，无法甩开。那感觉一定非常痛苦，但她只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她在地上打滚，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受电刑。
“我说的是‘我们’，查特吉先生。侍者抄着双手冷眼旁观。附近平台上的工人面无表情地向下张望。我旁边那桌的一位飞行员讲了个小笑话，然后继续喝他的咖啡。
“我的反应速度不算快，查特吉先生。我这辈子总是喜欢请别人替我办事，哪怕是最简单的小事。我曾经恳求姐姐去买我们的火车票。甚至就在今天，博比和我要点比萨，我依然坚持让他去打电话。但是在当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显然，庭院里的男人——那里至少有十多个男人——并不打算救助那个可怜的女人，于是我只好采取了行动。这不需要太多思考和勇气。咖啡厅的门旁边倚着一把扫帚，我用扫帚的木柄挑开了女人手上的电线。”
我盯着我的妻子。阿姆丽塔一点儿也没提起这事儿。查特吉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但我抢先开口了。“她伤得重吗？”
“显然不重，”阿姆丽塔说，“有人讨论了一会儿要不要送她去医院，可是十五分钟以后，她又开始剪草坪了。”
“好的，好的，”查特吉说，“故事很有趣，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它发生的背景——”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约一小时后，”阿姆丽塔继续平静地讲述，“我和一位朋友去伊莱特电影院附近购买纱丽。交通很糟糕，车堵了好几个街区。一头老牛站在大街中央，人们大喊大叫，拼命按喇叭，但没有一个人试图上前把它赶走。突然那头牛开始尿尿，水流急促地打在路面上。我们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女孩——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大约十五岁，穿着一件洁白的上衣，戴着红色头巾。看到老牛开始撒尿，女孩立即跑到街道中央，伸手接起牛尿泼在自己的额头上。”
寂静中能听见树叶沙沙的声音。查特吉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又将目光转回阿姆丽塔身上。他的手指无声地相对敲击。“这就是您要讲的第二件事？”他问道。
“是的。”
“当然，卢察克夫人，尽管您孩提时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印度，但您想必记得，对牛的敬重是我们的宗教符号。”
“我记得。”
“那么您当然知道，在印度，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西方人那样……视阶级差异如寇仇。”
“我知道。”
“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人认为尿液……尤其是人类的尿液……拥有强大的灵力和疗效？您是否知道，我们的现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先生每天早上都要喝几盎司他自己的尿？”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
“那么，无意冒犯，卢察克夫人，我不明白您描述的‘事件’到底有何出奇之处，当然，除了文化冲击以及您对祖国文化的厌恶以外。”
阿姆丽塔摇摇头。“这不仅仅是文化冲击，查特吉先生。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总是以抽象的方式将文化看作一系列拥有共同元素的相似集合。或者，请您试想一下，将它视作各种各样的人类学实验，看看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对待彼此。也许因为我本人的成长背景，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总在各处颠沛流离，所以对于自己见过的、身处其中的文化，我总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
“然后呢？”
“然后，查特吉先生，我发现印度的文化思维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其他文化里没有的东西——或者说，就算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也没有继续保留到今天。我发现，在我的祖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或许比今天人们热议的还要恶劣。我发现，这片诞生了非暴力思潮的土地，这片我生长于斯、拥有最强归属感的土地，仍在被蓄意的冷酷的暴力行径撕得四分五裂。是的，您的总理先生的确每天都要喝几杯自己的尿，但是查特吉先生，这个事实根本无法美化喝尿的行为，无论是在我眼里，还是整个世界眼里。我的父亲常常告诉我，圣雄甘地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每到一处，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呼吁人们团结如兄弟，不是宣传如何反抗英国人，也不是散播非暴力的理念，而是教给人们一些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讲究个人卫生。
“不，查特吉先生，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不认为加尔各答的所有问题都是普通常见的大都会病。”
查特吉搭成塔形的手指僵在空中，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阿姆丽塔。查特吉夫人不安地扭动身体。维多利亚抬头看着母亲，但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要不是一颗硕大的雨点恰巧选在这一刻如潮湿的炮火一样坠落在我们身侧，我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
“我想我们还是搬到里面去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夫人提议。暴风雨呼啸而来。
回酒店的路上，因为有查特吉家的司机在场，我们开始用老夫老妻特有的暗语交流。
“你真该去联合国工作。”我说。
“我的确在联合国工作过。”阿姆丽塔说，“你忘啦，我替他们做过一个夏天的翻译，两年后我才认识了你。”
“嗯，有没有发动过战争？”
“没有，这些活儿还是留给专业的外交家吧。”
“吃早餐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触电，这件事你都没跟我说过。”
“你也没问。”
有时候就连做丈夫的都知道不该再说下去了。我们望着车外雨帘中绵延的贫民窟，有的居民丝毫不打算躲避瓢泼般的大雨，他们没精打采地蹲在泥泞中，深深低着头承受暴雨的敲击。
“看到那些孩子了吗？”阿姆丽塔轻声问道。我刚才没注意，但现在我看见了。几个七八岁的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孩子。我回过神来，这是几天来我们在加尔各答最常见到的场景——孩子抱着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雨棚、天桥或者漏水的帆布下面，褴褛的衣衫染着鲜艳的颜色，但就连那鲜艳的大红和皇家蓝都掩不住布料上的污迹和裂缝。女孩骨瘦如柴的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金镯，那是她们未来的嫁妆。
“这里有很多孩子。”我说。
“也可以说几乎没有。”阿姆丽塔的声音轻得近乎耳语。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她说得对。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的童年早已消逝。帮带更小的弟妹、沉重的劳作、早婚、拉扯后代，这就是他们的未来。那些赤身裸体在泥泞中嬉戏的孩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活不到成年；而那些能够活到新世纪、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幸运儿，将面对一个充满饥饿和混乱的国家。
“博比，”阿姆丽塔说，“我知道美国的小学不怎么教数学，但是你们在中学里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对吧？”
“是的，这些东西就连美国的高中都会教，小姑娘。”
“那你应该听说过非欧几何？”
“嗯，我确实听过这方面的不雅流言。”
“我是说真的，博比。我在努力理解一些事情。”
“接着说。”
“呃，跟查特吉说了相似集合和社会实验的比喻以后，我就在想一件事。”
“嗯哼。”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一个实验，那么西方思维的偏见告诉我，这次实验失败了。至少它无法适应、保护自己的人民。”
“我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它仅仅是一个集合，那么按照我的比喻，也许会出现一个还要糟糕得多的可能性。”
“你是想说什么？”
“如果从集合的角度思考，那么我相信，我头脑里的两套文化永远是矛盾的，而我则是这两套文化共同的产物。那么说到底，我就是两个毫无交集的集合的交集。”
“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两条平行线不可能交会？”
“你发现我的问题所在了，是吗，博比？”
“也许一位优秀的婚姻顾问可以——”
“请不要说下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类比。我们在加尔各答所见的种种不同，如果它根本不是来自另一个集合，而是完全来自另一种几何空间，那会怎样？”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以为你懂欧几里得。”
“我和它只是点头之交，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
阿姆丽塔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的工业化梦魇。我突然想到，眼前的场景犹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的工业废土，再乘个十次方。随后我又想到，阿姆丽塔的数学类比已经开始影响我脑子里的文学意象了。
我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路边大便。他掀起上衣遮住脑袋，举起小小的铜碗接了点雨水准备清洗左手。
“集合和数论有重合的地方，”阿姆丽塔说，她的语气让我恍然惊觉，她是认真的，“但不同的几何体系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它们的基本公理和原理各不相同，最后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现实。”
“不同的现实？”我问道，“怎么会有不同的现实？”
“也许你没有，”阿姆丽塔说，“也许只有一种现实是‘真’，也许只有一种几何体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那个，我——和我们一家子——会遭遇什么呢？”
回到酒店的时候，有个警察在等我们。
“有一位先生在等您。”助理经理一边说，一边递给我房间的钥匙。我返回大堂，以为会看到克里希纳，但是从深紫色沙发上站起来的是个包着头巾、留着络腮胡的高个子男人，看起来显然是一位锡克教徒。
“罗察克先生？”
“卢-察克。是的，我就是。”
“我是加尔各答警察局的辛格警探。”他掏出警徽和一张贴着褪色照片的证件，证件的塑料膜已经变成了黄色。
“警探？”我没有跟他握手。
“卢察克先生，我想请您协助调查我们手里的一个案子。”
一定是克里希纳给我惹了麻烦。“是什么案子呢，警探先生？”
“M.达斯先生的失踪案。”
“啊！”我恍然大悟，随后把房间钥匙递给阿姆丽塔。我可不打算邀请这位警探去我们的房间。“您应该不需要我的妻子协助调查吧，警探？我们的孩子该吃奶了。”
“不，只需要耽搁您一分钟，卢察克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下午的安排。”
阿姆丽塔抱着维多利亚走向电梯，我转头四顾。助理经理和几个搬运工好奇地望着这边。“不如我们去审照室里聊吧，警探？”这是印度酒店对酒吧的委婉叫法。
“很好。”
酒吧里光线更暗，不过在点单的时候，我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观察这位高个子锡克教徒。我点了金酒和汤力水，他只点了汤力水。
辛格警探有一种不经意的威严气质，这样的人平常习惯于发号施令。他的口音里带着英国多年熏陶留下的痕迹，不是慢吞吞的牛津剑桥腔，而是桑德赫斯特或者其他某所院校特有的精确。他穿着一套剪裁精良的茶色西装，比普通制服略短一点。他的头巾是酒红色的。
这位警探的外貌非常符合我对锡克教徒少得可怜的认知。作为一个少数宗教派别，他们可能是印度社会里最积极进取、成果斐然的族群。他们对机械类的东西很在行，虽然大部分锡克教徒居住在旁遮普，但全国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在开出租车或者操作重型设备。阿姆丽塔的父亲曾经说过，他手下百分之九十的推土车司机都是锡克教徒。军队和警察的高层也是锡克教的地盘。根据阿姆丽塔的说法，印度北部的公司化农场全都属于锡克教徒，他们掀起资本化的绿色革命，为这片土地引入了现代农业技术。
“干杯。”辛格警探举起杯子呷了一口汤力水。一条钢制手镯叮当敲打着他沉重的腕表，和他的胡子以及随身携带的小匕首一样，那是他们教派的信物。星期四在孟买机场的时候，一位保安就问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锡克教徒：“除了佩剑以外，你是否还携带了其他武器？”我们其他人必须接受搜身，但锡克教徒只是咕哝着表示否认，保安就放他走了。
“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警探？”
“请告诉我您所知道的关于诗人M.达斯的一切信息。”
“达斯已经失踪了很久，警探。你还对这个案子有兴趣，我有些惊讶。”
“M.达斯的案件仍未结案，先生。1969年的调查表明，他很可能成为违规操作的受害者。您的国家有针对谋杀的限制法令吗？”
“不，我觉得没有。”我答道，“但是在美国，我们得先找到尸体才能立谋杀案。”
“正是这样。所以我们欢迎您分享一切相关信息。M.达斯的朋友里有许多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卢察克先生。现在，在诗人失踪八年后，他的一些朋友甚至走到了更高的位置。如果能够圆满地结束这宗案子，所有人都将得到解脱。”
“好吧。”我说。然后我告诉了他我和《哈泼斯》的关系，以及孟加拉作家协会的安排。我在内心挣扎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克里希纳和穆克塔南达吉的事儿，但那个故事太过离奇，我觉得还是不要分散警方的精力为妙。
“所以，除了那份不知道是否能够拿到手的诗稿以外，您也不知道M.达斯是不是真的还活着？”辛格问道。
“除了诗稿，还有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在委员会面前念过的那封信。”我补充说。辛格点点头，好像他早就知道有这封信一样。
他继续问道：“您计划明天去取那份稿子？”
“是的。”
“地点是哪里？”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什么时间？”
“他们还是没告诉我。”
“届时您会见到达斯吗？”
“不会。至少我认为不会，是的，我确信不会。”
“为什么呢？”
“呃，我多次强烈要求见一见这位伟大的诗人，亲眼确认他真的还活着，但每一次都撞上了石墙。”
“石墙？”
“他们拒绝了我，非常直接。”
“啊。那么您放弃了见他的打算？”
“是的。我当然希望见他，要完成这篇文章，我需要面对面地采访。但是说实话，警探，如果能够早点拿到那份该死的手稿，明天一大早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加尔各答，我也同样高兴。就让那些文学家去研究手稿到底是不是M.达斯写的吧。”
辛格点点头，仿佛我的态度理所当然。他在一个小活页本上写了几句话，然后端起汤力水一饮而尽。“谢谢您，卢察克先生，您真是帮了大忙。占用了您周六傍晚的时间，我再次致歉。”
“真的没关系。”
“噢，”他说，“还有一件事。”
“嗯？”
“明天，您去取这份所谓的达斯手稿时，能不能让我们局的警察小心地跟在您身后？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的调查。”
“跟踪？”我喝下杯里的残酒。如果我拒绝的话，可能会惹来麻烦，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条子还是会跟上来。此外，有警察待在附近也许能缓解我对这次接头的紧张情绪。
“不必告诉您的合作对象。”辛格补充道。
我点点头。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压根儿不在乎查特吉、古普塔和整个作家协会有没有牵涉其中。“好吧，”我说，“如果有助于调查的话，我同意。我自己也不知道达斯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我很乐意帮忙。”
“啊，太好了！”辛格警探站起身，我们终于握了握手。“祝您旅途愉快，卢察克先生。希望您写作顺利。”
“谢谢你，警探。”
一整个傍晚都在下雨，我和阿姆丽塔本想出门共度周六之夜，可是一拉开窗帘，看到外面的泥泞、暴雨和蹲在街边的可怜人，我们俩都兴致全无。在灰暗多雨的白天与漆黑多雨的夜晚之间，热带的黄昏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小段过渡。整片广场已成泽国，对面的棚子下面有几盏灯笼忽明忽暗。
维多利亚累得哭闹不已，所以我们早早把她放进了窝里。然后我们打电话叫了客房服务，结果晚餐过了整整一小时才送上来。终于吃上饭的时候，我又学到了一课：永远不要在印度教国家点冷的烤牛肉三明治。阿姆丽塔的中国菜倒是非常美味，我厚着脸皮求她分了我一点。
晚上九点，阿姆丽塔正在洗澡准备睡觉，有人在外面敲门。是纱丽店派来送货的男孩，他浑身都湿透了，但阿姆丽塔买的纱丽安然无恙地裹在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我给了他十卢比的小费，但他坚持要我换成两张五卢比。那张十卢比的钞票有点儿撕破了，看来这个国家不接受损坏的现金，这件事让我不太高兴。男孩离开以后，阿姆丽塔披着丝袍走出浴室，打开袋子看了一眼，然后她宣布，店里送错了货，这是卡马克雅的纱丽。于是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时间翻查黄页，试图找到那个正确的巴拉蒂，但这个姓氏在印度就像纽约的“琼斯”一样普通。而且阿姆丽塔觉得卡马克雅家里可能根本就没有电话。
“管他妈的。”我说。
“你倒是说得轻巧，花了一个多小时挑纱丽的人又不是你。”
“卡马克雅也许会把你的那份带过来。”
“哼，既然我们周一一大早就要走，那她最好明天能拿来。”
我们早早上了床。维多利亚醒了一次，哼哼了几句，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梦，在床上手舞足蹈的。我抱着她在屋里转了几圈，她终于又睡着了，口水浸湿了我的肩膀。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觉得这房间要么太热，要么太冷。墙壁里传来吱吱呀呀的机械声，听起来就像是整堵墙全都掏空装上了升降机，而且每一架升降机的铰链和滑轮都生了锈。隔着两扇门有一群阿拉伯人在大喊大笑，他们似乎压根儿没考虑过把派对挪到自己的套房里，再把门关上。
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终于从湿乎乎的床单上爬了起来，走到窗边。雨滴依然敲打着黑暗的街道，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我打开行李箱。这次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自己的新作精装本，另一本是我在伦敦一家书店买的企鹅版达斯诗集平装本。我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打开一盏阅读灯。
我承认，这是我第一次翻开自己的书。开篇是与书同题的那首诗，《冬魂》。我试着想读一遍，但在加尔各答的热夜里，听着无情的暴雨敲打窗格，我实在无法融入诗中那幅曾经鲜明地烙印在我心头的图景：一位老妇人在佛蒙特的农舍里走动，与屋里和善的鬼魂交谈，屋外皑皑白雪覆满田野。于是我取过另一本书。
达斯的诗立即迷住了我。在开篇的几首短诗里，我最喜欢《家庭野餐》，面对需要耐心忍受的古怪亲戚，他展现出了一种诙谐但绝不居高临下的态度，只有寥寥几句描述和引用流露出东印度风情，例如“……孟加拉湾被鲨鱼磨利的湛蓝海水/被船帆和远处蒸汽船的烟雾衬得格外晴朗”，以及“……摩诃巴里补罗神庙/砂岩被经年的海风与祈祷侵蚀/现在成了边角光滑的玩物/供孩子们攀爬/纳尼叔叔拍照”。
我再次开始阅读那首《特蕾莎修女之歌》。这一次，诗中充满希望的泰戈尔式的余韵淡出了我的视野，我更多地注意到那些直白的描述，例如“……街头的尸体/路边的尸体/她在那无望的被遗弃的尸体间穿行/温暖的婴儿哭泣着祈求救赎/倚着这座没有乳汁的城市冰冷的乳房”。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如果达斯的伟大诗篇描写的那位年轻修女听到召唤，来到加尔各答帮助受尽磨难的大众，但最终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安稳死去的地方，那我是否还能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同情。
我翻到封底，凝视M.达斯的照片，逐渐安下心来。他高高的额头和悲伤湿润的眼睛让我想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照片。达斯的脸庞和他一样拥有贵族的典雅和高贵。只有那张嘴，那对过分丰满、嘴角微微上翘的嘴唇流露出诗人不可或缺的敏感和些许自我中心。我觉得我找到了卡马克雅·巴拉蒂惊人的美貌源自哪里。
关灯回到阿姆丽塔身边的时候，我对明天的感觉好了一些。窗外的雨仍在继续敲打这座混乱不堪的城市。
10
加尔各答，勇气之主，
你为何想要彻底摧毁我？
是的，我有一匹马，有一处国外的永久居所，
我要去往自己的城市。
——普拉纳本度·达斯·古普塔
周日早上一起去取手稿的人员组合相当奇怪。古普塔八点四十五分打来电话时，我们已经起床了两小时。在花园咖啡厅吃早饭的时候，阿姆丽塔就说了要跟我一起去，我休想把她甩开。其实她的决定倒是让我松了口气。
古普塔的开场白和我在印度打过的所有电话一样独特。
“喂。”我说。
“喂，喂喂。”电话的效果非常糟糕，就像我们俩是在用两个锡罐和几英里长的细线通话。刺刺的静电声十分刺耳。
“古普塔先生？”
“喂，喂。”
“你好吗，古普塔先生？”
“很好。喂，卢察克先生？喂？”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