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意过国际米兰曾经的队徽和一款汽车车标的人，可能对一条戴着夸张大王冠的蛇形龙有印象——当年米兰领主Visconti家族的家徽，记载了家族祖先屠龙的英雄事迹。
传说五世纪的米兰郊外出现一只食人的蛇形恶龙，Visconti家的一位英雄先祖Uberto为了解救被龙掳去的孩童，与之搏斗，终于斩杀了Biscione。这段传说被认为是数百年后成为米兰领主的Matteo Visconti命宫廷画师与文人杜撰设计，以塑造一个体面的英雄先祖，将家族地位神化，这一点上中外古今概不免俗。徽记上Biscione后来又加上了王冠，表示Visconti家族曾受到册封。这个徽记在米兰周围很多地方可以见到，现今也被意大利人时不时借来作为设计元素。
当我走进Pavia这座由Galeazzo II Visconti兴建于1360年的城堡Visconti castle，外面灿烂阳光，被厚重高墙隔绝，光线骤然阴暗，凉得像从地底溢出的空气扑面而来。高高穹顶把视觉拉拽得深远，昏暗中，四面墙壁连顶，斑驳褪色的壁上满绘这徽记，密密森森地笼罩下来——恶龙Biscione的身躯呈森青色，口中正被吞噬的人，是周身浴血的惨红，上半身完整，犹在挥臂挣扎，下半身只剩枯骨。即使单看一个图形，也觉得戾气迫人，试想满眼满天的效果，即知当年走入这城堡的人，怎能不屏息敛声。
建筑有形，时空无形，填充在有形无形之间，每个人内在的生命宇宙与外部世界，乃至多个时空，都不是孤立割断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孤岛，总有一种冥冥中的连接与共振。我坚信这一点。中国古人谓之，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一座建筑，一个空间，一个“场”，都储存着自己的记忆。每个人进入其中，相当于进入了它向人“广播”的调频，能否接收到，能接收多少，取决于是否打开了自己的“天线”，调好了自己的频次。
Visconti家族城堡后来被市政当局买下，设立为公共博物馆。博物馆藏品有Lombard时期珠宝、中世纪雕塑、罗马时期与哥特时期的艺术品等，而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主要收藏17～19世纪画作的画廊，其中有不少Pavia本地画家作品。
三四月间博物馆有一场意大利十八九世纪大师级画展，一个小型展，画作不多，人像风景宗教题材为主。大多数画作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整个画展调子鲜活，走走停停看看一圈下来，像去了一趟十八九世纪时的米兰、苏伦托、威尼斯，逛了一遍大城小巷，同城中居民一起去集市，上澡堂，与小女孩一起趴在海边岩石上看海。我在那幅《岩石上的女孩》（Filippo Palizzi, La fanciulla sulla roccia a Sorrento, 1871）前面，驻足很久，看那阳光、蔚蓝、风、土地，仿佛无穷尽的年少时光，未及到来的青春，不自知的自由，一切理所当然。
一张博物馆门票六欧。
六欧元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可以干什么呢？
每天早晨喝一杯espresso，可以喝一个星期；坐在阳伞下，和认识不认识的人打打招呼，随便聊聊，小城里的社交很简单，来来去去总是那么些面孔，见第二次就可以挤挤眼睛说你好，见上三次就可以搂着肩膀叫亲爱的朋友。
去城里最好的甜品店可以买一份冰激凌，挑两三样玲珑小点心，按意大利人的习惯哪怕两块饼干也包装在船型小纸盒里，系上丝带，拉成花，漂漂亮亮拎回家去吃；去餐厅喝一杯较好年份的本地红酒，一个人待着看窗外天色变黑，听河水流淌。
或者买一张博物馆门票，在Visconti家族的城堡里找个舒服的窗台坐下打盹儿，背晒窗后阳光，头上满穹顶蛇形家徽，几百年前的器物、雕塑无声而絮絮地诉说着它们的记忆。听或非听，看或非看，当纷繁念头与欲望在沉淀的时空里收敛，灵魂就苏醒了。一个醒着的灵魂是自己也不认得的自己。与另一个自己说说话，聊聊天，总有惊喜。
当然，还可以用六欧元买一张绒毯，每天往草地上一铺，晒太阳睡觉。
阳光、春风、草地清香、鸟啼叶落…最最美妙的一切，并不要钱，只要拿出时间去交换。
第六章 想和你做好朋友
五六岁时，生在内陆城市的我，还没有见过大海，以为海水和画上一样，是蓝色水彩笔那样的颜色。妈妈出差去青岛，给我带回来一瓶海水，装在小玻璃瓶里，我才知道海水也是透明的。
千里迢迢，妈妈得有多小心，多仔细，才能把这一小瓶海水放在我手心里。
可是在我接过瓶子的那一瞬，就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海水全洒了。
那一刻妈妈很是失落和惋惜。
她也许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
我也一直没有对她说过，不必为这瓶海水感到惋惜，因为她已经带给我这辈子第一件浪漫的礼物，带给我最初的，对远方的向往，对广阔世界的憧憬。
海之深蓝，如同一个无穷无尽、无拘无束、无所畏惧、自由而深邃的梦想。
一小瓶海水、一张欧洲城堡的明信片、一段《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童话故事…妈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将她天性中的浪漫情怀带给年幼的我。
每一位贤惠的母亲，也都曾经是满怀浪漫梦想的女孩，但后来她们渐渐放下了梦想，专心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们全部的梦想，变成了家庭和儿女。
如果很多年后，女儿问起，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也许很多母亲都会害羞，会不好意思再提起那么遥远的东西。
当我这样问妈妈时，她笑了很久才说，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写一本书。
写书，当作家，是她的梦想。
读书和旅行，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是她的爱好。
但除了早些年工作出差，她很少真正轻松地去旅行。
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睡前故事，讲着讲着就迷迷糊糊讲成了孙悟空大战警察。
多年之后，那个听到这里立刻摇醒她追问下文的小孩，写了一本本的书，在自己笔下的故事里演绎不同的悲欢喜乐。
而最早给我讲故事的人，让我爱上讲故事的人，却从未实现她的梦想。
妈妈至今也没写过一个属于她的故事。
她做了一辈子和案头文件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枯燥琐碎乏味忙碌——我打趣她说，全世界最不讨人喜欢的工作，就是办公室主任。
大概十之八九的公司里，办公室主任都是个不讨喜的角色，上承老板脸色，下承员工怨气。而她的人缘，却好到不可思议，这一点我十分佩服她。
这份工作她做得极其出色，尽管在我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
她很少抱怨工作的繁重压力，唯一抱怨过的就是，办公行文的琐碎干枯，久而久之磨去了她对文字的感觉，让她写不出有感情、有热度的文字了。
失去好文笔，对她来说，是这样大的损失，是一辈子耿耿于怀的不甘。
她是真的爱着写作。
写作这件事，和恋爱一样，确实要情动于心，才能有所抒发。
生活使她干涸的不是文笔，其实是那一份内心的情怀。她没有意识到，情怀是土壤，不是水分。一杯水搁久了会蒸发消失，土壤存在于此，即使干裂了，一旦雨水浇下，春风吹过，有牛羊来到，会再苏醒，仍是芬芳鲜美的土壤。她将近六十岁的时候，依然内心柔软敏感，会和路遇的流浪小狗说话，问它是不是饿了，给它找食物；会观察鸟儿们打架，心疼打输了受伤的鸟儿，气呼呼地跟我说，原来鸟儿打架那么心狠，比野兽还狠；她知道花园里哪一树花快开了，哪一枝花谢了。那些年每当她和我聊天，絮絮说这些闲事，花儿鸟儿的，我往往心不在焉。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正在急于证明自己的年纪，整天匆匆忙忙，我很少有心静下来听她讲一支花开的时候。却始终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窗台上多了一小盆海棠，开得风情绰约。我以为是她找回来的。她却淡淡说，是你爸路过花市，看到这盆海棠好看，他喜欢，就买回来养了。我听得很惊奇，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爸爸这种只会看着电视里战争片热血沸腾的糙汉子，居然也有这份温柔心思了。
妈妈一直说爸爸不浪漫，没情调，但是他在她身边一辈子慢慢过下来，也会为一盆海棠心动驻足了。
何尝不是她的情怀，钻进了他心里去。
情怀还在，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鼓励她拿起笔，开始写。
她说她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有什么可写。
于是那一年的年假，我带她去桂林阳朔，只有我们母女俩，把老爸扔在家里。
老爸也不吃醋，笑眯眯支持她出去玩，说下次换我就行了。
我让她带上本子，从路上的游记写起，最简单的写作起点。
她听话认真得像个小学生，真的在车上，在飞机上，就开始想着点点滴滴怎么描写记述。
此后住进酒店，每晚入睡前，她都抱着本子靠着枕头，拿支笔认认真真写她的游记。
写好给我看，让我给她修改，提意见。我改了一两句后，突然觉得这不对，这么一改，就带上了雕饰。
我是熟手，文字从我手中出来，排列组合都是熟手的架势。她的文字，也许不可能比我的精细圆熟，但一定比我的天然质朴，这多么可贵。
于是我坚决不再给她改作文，叫她鼓足自信，按自己的心意随便写。写完我只是看，不断给她表扬鼓励。事实上，她的文字真是温柔可爱。
小时候她教我写作文，也是这样，不肯给我改，要我每个字都发于内心。
在阳朔的日子里，我们像两个大女生，到处拍照，互拍自拍，自恋又搞怪。看看风景，吃吃喝喝，两个馋嘴猫整天都在寻觅美食，吃到了一碗好吃的米粉，玩回来再累也专门跑去再吃一碗。我们也吵架拌嘴，还冷战，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气鼓鼓地在街上并肩走，走着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和好了。西街上那些或靡靡或文艺的小咖啡馆，小酒吧，她也很习惯，自己拿一本书，整个午后消磨在咖啡香和露台下的流水声里。入夜我们一起在酒吧的迷离灯光下看红男绿女，听歌手弹唱。酒吧老板调了一杯鸡尾酒送给她，赞美她优雅。她端庄地道谢。
白天我们去乡间田垄，划船，徒步，骑单车。
乡间小路两边开满了橙花，香满了一路，单车轻盈掠过，远处炊烟袅袅。
她在前，我在后，我哼唱起《南海姑娘》，她笑眯眯回头说一句：唱跑调了。
就这样，我带她旅行，她什么也不用管，背着手跟着我走就行了。
就像小时候，不管多远的路途，我只管牵着她的手，背上自己漂亮的小背包，戴上小墨镜，蹦蹦跶跶，就随着她走过了那些名山大川。
五岁，七岁，九岁…一年年的暑假、寒假，都会跟着妈妈去旅行。
她带我，乘船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在繁星密布的夏夜天空下，站在船头，她轻盈的蓝色格纹裙子被风吹着，我仍记得，那时江水的滔滔，那时风里的芬芳，那时她光滑皮肤上的清凉。
我们一起想象夜色中掠过的山峰，像什么动物，有什么传说。
多年之后，那个牵着她温暖的手，依偎着她站在船头的小女孩，开始独自旅行，向着未知的远方，向着海洋，越走越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在巴塞罗那的港口，在瑞士的雪山，在布拉格的大桥，在威尼斯的舞会，在柏林的歌剧院，在奥地利的城堡，在莱比锡的教堂烛光下，在维罗纳晚祷的钟声里…她翻看我拍的照片，听我讲异国他乡的故事。她总是一边牵挂，一边骄傲；一边唠叨，一边自豪。那些很好的时光，很好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美好，不同时空的不同人生，我看着，妈妈就觉得像她自己也看见了一样；我经历着，就像她也经历了一样。
当我远离故乡，远离父母，在自己的这条路上，独自为梦想前行的时候，似乎也离妈妈的生活越来越远。
我们过着两种生活，两种不同观念下的不同人生。
母女是最亲密的两个人，常常，也是斗争最激烈的两个人。
有多少母亲，总想在女儿身上实现自己的寄托，修复自己人生中的遗憾和不完美。
就会有多少女儿，总要去反抗被复制和修改，要去捍卫自我和独立。
于是这场战争无休无止。
母女之间的战争，贯穿了许多女孩子的青春，直到女孩变成女人，变成妻子和母亲，这种无奈的战争似乎才得到和解。
甚至有些人，终生无法和解。
我和妈妈之间，爱与被爱的对抗，从我十几岁开始酝酿，渐渐随着我的独立，这对抗也越发激烈，终于在我决意远赴欧洲时，到达对抗的巅峰。
我是野马一样桀骜的性子，头也不回，朝自己认定的路上飞奔。
妈妈却想做个好牧人，拼尽全力，在后面想勒住我的缰绳。
她害怕这匹烈马跑得太远太累，迷失回家的方向。
妈妈总是觉得她不知道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冷暖寒暑，阴晴圆缺，都经历了些什么。
即使你的生活，在所有人眼里都鲜花着锦，即使再多人艳羡，这世上有一个人，还是会觉得这都不够好，总是觉得你在受苦受累——这个人就是母亲。
小的时候，她教我坚强，不抱怨，不诉苦。
后来她常常近乎央求地要求我：“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一说吧。”
在那个很冷的冬天，据说是欧洲一百年来最冷的冬天，我独自在欧洲。
那个时候我和妈妈的对抗，正在激烈时。
一天午后，我坐在落地窗后，对着外面白茫茫的雪景，突然很想告诉她，这里下大雪了，很漂亮。用skype打通她的电话，很多年没有煲过电话粥的我们，也或许从来没有过吧，我竟不记得了…那一天，却隔着两个大洲，煲了一个多小时。
那天她温柔平和极了，反常的，没有说一句责备劝诫的话。
这么多年来，或许那是我第一次向她求援，自己并没意识到，以为只想跟她说声，下雪了。
在那个疲惫到临界点的时刻，无意识地，我向她伸出了手，渴望得到她的温暖。
也是在那一天，她明白了，不是只有勒紧缰绳才能保护她的小马驹，而是只需这一句，“没关系，妈妈在这里”——就足以替孩子抵挡哪怕来自全世界的寒意。
持续将近十年的，母女间隐形不可见的战争，在那天结束了。
我们不再对抗。作者:寐语者
当她拼命拉紧缰绳，我拼命挣扎，只想摆脱和远离。
当她放开手，我转身走向她，伸手牵住她，带着她一起自在奔跑。
次年的母亲节，我远在意大利，请朋友帮我订了花，送上门。
她收到花后，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我。
她说：女儿，你替我实现了梦想，你是我的骄傲。
我回答——
我才不要去替你实现梦想呢。
梦想要凭自己去实现才称得上是梦想。
我不想只是替你看世界，我想带你一起走，让你自己来看这世界的多姿多彩。
我鼓励她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故事，一步步走近她的愿望。
当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海水是什么味道的小丫头时，她带回海水给我尝，带回远方和广阔，令我向往，令我有勇气去追寻，去将梦想一个个安置进真实的生活。
现在她六十岁了，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从此在家颐养天年，整日念叨着“常回家看看”的老太太。在我眼中，她依然是那个站在船头夜风中，裙袂与发梢一起飞扬的美丽女子。
我做了很多年她的女儿，现在我的年龄和她变成我妈妈的时候相近了。
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做一对能彼此理解，能以心灵开放沟通的好朋友。
第七章 如花美眷
“米线，谁的三鲜米线…”
这一口软软糯糯的苍老话音，我到现在也没能忘记。
耳边响起这声音，眼前就又看到她，佝偻瘦小的身子，白发烫成小卷，两鬓用铁丝发夹蓬松夹上去。很小巧的一张脸，满是皱纹，皱得看不清五官，嘴巴也瘪了，眼睛眯得细长，因为她总是笑——颤巍巍双手端一碗米线走过来，对着你笑；收了钱，低头在围裙兜兜里找补，对着你笑；佝身慢悠悠扫地，扫到你面前，低声细语说，同学，请让一下，还是对着你笑。
她个子很小，两肩高低不齐，从背后看，一侧肩胛拱起，不知道是因疾病还是伤残。
那时，中午放了学，常去她的小铺子吃米线。尤其阴雨天，热乎乎捧着大汤碗，挑着细滑的米线，哪怕坐在四面透风，顶上偶尔还漏雨的篷子下，也满足极了。米线铺搭在校门口一条小巷子里，教职工宿舍楼下空地，搭了个简易狭小的厨房，外面塑料布篷子一拉，几张桌凳摆上，就是他们一家人的铺子。
儿子是厨师，一个戴眼镜的微胖中年人，好像在炉子前生了根似的，不停重复煮米线、挑米线的动作，大冬天也忙得满脸是汗。媳妇打下手，洗菜洗碗备调料，手脚麻利，人也和气；老婆婆端米线，收钱，收拾桌子，扫地…一家人分工协作，有条有理，每天生意都很好，学生们排队排老长。
大多数女生比较懂事，看到米线煮好，会自己去端，吃完了也自己把碗端回去，不忍心看老婆婆颤巍巍来做。每次老婆婆都连声说谢谢，笑眯眯望着我们走，说同学再见，明天早点来吃啊。
他们家的米线真是好吃。
老婆婆的口音，带云南腔调，问过她，好像是昆明人。
她家老爷子，偶尔也来米线铺坐坐，阳光好的时候，拄个拐杖，坐在门口，望着学生们来来去去。他年纪大了，也许有八十岁了，帮不上铺子里的忙，就坐在那里。偶尔老婆婆太忙，没听到有学生叫她收钱，老爷爷就帮忙喊一嗓子，嗓音洪亮。老婆婆走过来，笑眯眯埋怨他一句，听到了听到了，喊那么大声…
我特别喜欢这个老爷子，因为他和我的爷爷有种说不出的相似，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只是看见他坐在那里，就觉得满心亲切。他满头银发全部往后梳得整齐，戴金边眼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坐在凳子上，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姿势：腰杆笔直，大腿与小腿成直角，两臂平伸身前拄着拐杖，坐得一丝不苟。
他不大说话，总是独自坐在一小片阳光里，眼睛望着远处出神，样子严肃。
每次我们吃完，走的时候，都要和老婆婆说声再见。老爷爷在铺子里的时候，我也到他面前，打声招呼，说一声，爷爷，我们走了。
他微笑点头，说，好好，同学慢走。
就这样在他们铺子里吃了很多次的米线之后，那天，我记得是夏天，下暴雨。
铺子里挤满了等位子的学生，我和同伴去得晚，只好打着伞站在外面等。
雨大风大，我们两人挤在一把伞下，一边哆哆嗦嗦，一边嘻嘻哈哈聊天，年纪小，吹风淋雨不当回事。老婆婆从铺子里瞧见了，着急的，招手叫我们进去躲雨，说要淋感冒的。我们不想挤在一堆大呼小叫的男生当中，宁可在外面等。过了一会儿，老婆婆撑把花伞，颤巍巍地从铺子里小碎步跑来，把我的袖子轻轻牵了，歉意地说，同学，对不起啊，今天人太多，我带你们到家里去吃好不好？
我和同伴都愣了，觉得不好意思，怎么能上别人家里去打扰。
我们推辞。
老婆婆说，我家里干净的，你们放心。
这样一说，我们更不好意思得耳根都红了，哪里还能说什么，只好跟着她上楼。
她家里干净整洁得出奇，我不好意思太刻意打量别人家，不记得陈设了，印象里，只记得屋子里有股好闻的茶香，特别安静。老婆婆说，老爷子在里屋睡午觉，今天下雨，他骨头疼。
我们赶紧放轻脚步。
她领我们到一张四方的小餐桌坐下，说等一会儿媳妇会把米线端上来。
正对餐桌的那面墙上，挂了个老镜框，很多张老照片镶在一起那种，一抬头就看见。
我和同伴几乎同时“啊”地叫了起来。
镜框正中央，最醒目的一张老照片，是一对男女的合照。
男的穿军装，帽徽是青天白日，浓眉飞扬，英俊，气度不凡。
女的穿旗袍，齐肩波浪卷发，鹅蛋脸，一双眉毛真是书中说的娥眉，弯弯袅袅的眉弓下，杏眼星眸，含情脉脉，口鼻也像月份牌上的胭脂美人，标致极了，没有缺点可以挑。
两个人看着都不到三十岁的年纪。
真正的惊艳。
照片上的女子，若要拿一个参照来描述，就拿当年的电影皇后胡蝶吧，在我眼里，若胡蝶的美貌打80分，她就是90分，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