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逗了她一会儿，嘴里说着：“你变成大姑娘了，Care，还记得爸爸吗？Care？”等等等等。直到Caresse不耐烦了，脸上的表情由晴转阴，眼睛红了，两边嘴角弯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竖起来抱着，冲着那张粉白的小脸说：“Caresse是大宝宝了，不喜欢横着抱，对吗，宝宝。”
他看着我们笑了，摸了摸Caresse的脑袋和后背，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错。”我回答，心里觉得我们可能算得上是最心平气和的原告和被告了。
“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他朝我低下头来，看着我问。
我看着他的表情，超然的无所谓的表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可能，对于他来说，除了他想要的，他不想要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吧。
“不如我们回去好了，律师们可以处理剩下的事情…”他说的轻松温柔，像曾经的无数次一样不可抗拒。
“真的要我提醒你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我反问，越过他的肩膀，看到MacDenton在走廊尽头朝我招手，“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听证开始了。”
法官是女的，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比较有利。听证的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女仆和保姆的证词真实公正，我有时情绪很坏，有过一次没有实质后果的情绪失控；而我看的那个精神科医生表示，我的确有过典型的产后抑郁的表现，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要求接受第三方精神鉴定，法庭将根据该结果作出决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为保证安全，Caresse交由父亲照顾，母亲享有每天一个小时探视的权利。
80）多巴胺
法警领着Lyle和保姆过来接收孩子。场面像电视剧里一样老套，一般来说，配合此类剧情，孩子她妈非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才行。我没那样，因为那样于事无补，只有坏处。我没看Lyle，只跟Sandy简单交待了一下Caresse最近的饮食起居作息习惯，告诉她衣服和日用品我稍后会快递过去，样子极其静。但是，当那个温热柔软，沉甸甸的小身体离开我双手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手脚冰凉没有知觉。我第一次知道“心疼”的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我想喊出来：她必须和我在一起，每一秒钟。不过我很清楚，那个样子会让我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后来，事实证明，我那天的表现给法官印象很好，MacDenton也承认我多少还是有那么点律师的素质。在那样的场合，流着眼泪的克制和静是正确的。
等所有事情完结已经差不多下午一点半了，Lyle在底楼儿童中心门口追上我，给我一个黑色的盒子。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九月份在樊克雅宝定做的项链坠子，我的生日礼物。像是十几万年前的事情了。
我塞还到他手里，说：“跟其它那些东西一起写到财产清单上好了。”
他叹口气，问我：“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你想说什么？” 我停下来，转过头看着他，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要理解，这么做是为了Caresse好。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我知道，每天一小时，不是吗？我会跟Sandy约时间的。”
“你随时都可以来。”他说，“搬回来吧。”
“你知道不可能。”我打断他。没等说下去，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Nick，让我抬头看，他的车子就停在马路对过，降下车窗，对我挥了一下手。他没问我宝宝在哪里，应该是已经从MacDenton那里知道结果了。我径自朝外面走，Lyle伸手拉住我的胳膊，说：“就因为那个家伙？”
我觉得他问的好好笑，想要笑却哭了。我别过脸去擦掉眼泪，想甩掉他的手，但他抓的很牢。大厅另一边的警卫注意到我们，朝这里走过来。Lyle看到警卫，放开我了。但差不多同一时间，透过旋转门的玻璃，我看到Nick穿过马路跑过来，从边门冲进来，抓住Lyle的左边肩膀，照他脸上打了一拳。警卫几乎立刻就把他们两个分开了，我推了Nick一把，朝他喊：“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这看起来象什么吗？”我气疯了，只知道自己莫名其妙的又添了一桩官司。
三天之后，我在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做了测验。谈话，墨迹测试，外加几十页纸的选择题，题目很奇怪，靠猜的根本猜不到哪个选项代表神经正常。等待结果的同时，Nick伤人的案子也在民事法庭审理。因为他是执业律师，却又是在法院伤人，在赔偿之外，外加了1000美元罚款和3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服务处所就在家庭事务法庭的法律援助中心。案子走的是简易程序，半个小时了结。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Lyle的律师绝对会拿来大做文章。不久之后的监护权官司当中，那个神经有些问题的母亲身边恐怕又会多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了。
我在Nick那件案子里做了证人。从听证那天算起，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讲过话了。我也明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但整个礼拜，我过的太狗屎了。我每天去看Caresse，让 Sandy在她午觉睡醒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为了能跟她玩儿，让她在清醒的情况下和妈妈在一起，整整一个小时。刚开始，为了不碰到Lyle，我总是尽量约在公园里。几天之后，发觉他似乎也在回避我。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
除了去看Caresse的那一小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足不出户，有的时候甚至整天都不拉开窗帘，酒店房间的窗帘总是有一层遮光布，密密实实的把所有光线挡在外面，房间里就永远像是黑夜里一样。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问自己，如果Lyle还要我回去，我会回去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次，突然间，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就像摆面前似的清晰可见——即使这所有狗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没有别的女人，没有诉讼，他也没有抢走我的孩子，我也不会回去了。
的确，我从来都不清楚结婚到底应该是怎么事，但是幸福，我要的幸福肯定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样子。我有了一种类似顿悟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婚姻的并不是他，而是我。总有科学家试图说服人们，热恋中的多巴胺和血清胺维持不过几个月，而我，绝不能忍受在那之后可有可无的关系，和平淡的感觉。
81）筹码
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呆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我说。
“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不过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 我笑起来。
他停了一下，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Greg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好像‘地瓜’啊。”侧过头看着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直到午饭吃完，他问我：“监护权的事情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
“会有办法的。”我回答。虽然，事实上，两边的律师见过几次，协商正式的分居协议，财产清单也列出来了，公寓、存款、证券、婚后收入、车、首饰，林林总总，看起来Lyle付出不少，我所得颇多，两方面都没什么意见，唯一的争议就在小孩子的抚养权上面，听证次日就会继续，我的精神鉴定结果没有问题，医生的意见却给的模棱两可。除此之外，我手上似乎再没有什么筹码了。
我跟他告别走出那栋办公大楼，发现手机没电了。我没在意，跑去看了Caresse，再回到酒店已经四点多了。打开手机充电，一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发觉有一条新的语音留言。留言及其简短，不过十秒钟：
“嗨，我是Rona，Rona Morgan。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给我回电话。”
82）爱与恨
我照着那个号码打回去，嘟嘟声之后，电话接起来：“你好，e。”声音轻而沉着。“九点半，小蜜橘酒吧。”
我不知道她会给我什么，没心思吃晚饭，快九点的时候出门，去她说的那个小蜜橘酒吧。那个地方在第六十八街上，离S&S的办公室不远，很小很便宜，拐弯抹角不起眼的地方，老板似乎是法国人，门口贴着薄若莱新酒到货的海报。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等我了，坐在底楼角落里一个红色的转角沙发上，脚边是一个出庭用的波尔多红色公文包。
我们互相问候，她开门见山从包里拿出薄薄的一叠钉在一起的文件，没有解释，交给我。
最上面是一家旅游会务公司上市的文件，05年上半年的事情，名字很陌生。我摸不着头脑，直到在第三页的股东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Lyle Ultan。继续往后翻，是份合同，日期是1999年，页眉上标着“Greendale花园饭店控股公司”，内容是给与Lyle Ultan旗下一家子公司的期权，任职五年之后转为实股权。子公司的名字跟前一份上提到的上市公司一样。
这部分股权的确没有列在财产清单里面，但是离婚官司的财产分割是不涉及此类股权的，期权转为实股权之后的增值部分视为婚后财产，我能得到不过是多分到一笔钱而已。我以为自己看明白了，抬头看看Rona，对她说谢谢。
“看起来不够分量是不是？”她看出来我失望了。“我总是喜欢提醒小朋友们碰到事情多问个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这部分股权没有被列在提交给法庭的财产清单里面？税务问题？幕后交易？我在脑子里串起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一个接一个跳出来。手头资料只有这些，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但是肯定有问题。最起码是没有报税，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偷逃，总是有自以为精明的税务师告诉你可以缓一缓，等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再报，但是给IRS查到了就是逃税。有些游戏，要加入进去玩就得有筹码，现在我有了，就算是五块钱的游戏币，也不妨试一试。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我问。
“不要误会。”她猜出我的意思，回答，“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纯粹是因为你，这些东西是给你们之间谈话用的，我希望你不要交到其他人手上。”
我点头答应了，但有点意外，本以为她会授意我怎么怎么做才能让Lyle输的更惨的。我说：“我原以为你应该讨厌他，也难免有点讨厌我。”
她笑起来，摇着头说：“我从来没讨厌过你。至于他，从前恨过，恨到做了很蠢的事情来报复他，比如跟他最好的朋友睡觉。”
“Colin Gomez？”我差点叫起来。
她点头，“他们差不多有十年没有讲过话，直到他遇到你，跟你结婚，Colin做了伴郎。”顿了一下继续，说的意味深长，“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你一定还爱他。”
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Lyle曾经说过他没有交情好到可以做伴郎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兄弟似的Colin Gomez。如果Rona说的真的有道理，看起来，他的恨要久一些。而我自己呢？我确定自己不再爱他了，但是恨呢？
“我做的事情更蠢，我不应该结婚。”我说。
“事情总有两面，”她回答，“我早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保险单上的紧急联络人是我哥哥，而他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婚我结过了，过程很烂，结果也不好。我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我该再找份工作。”
“两者并不矛盾。上个月有个秘书退休，Irene Cox，你可能认识她，没结过婚，一个人住，养了一只猫，休息的时候画微型油画打发时间，她的两英寸作品在ebay上卖二十五美元一幅。有的时候，我想我也该开始培养个什么兴趣，退休之后不至于太无聊了。”
…
我们聊的很开心。直到到深夜，我离开小蜜橘酒吧，带着谈判的筹码和爱与恨的理论。
83) 共同的
第二天早晨我在酒店商务中心用普通的A4纸把那叠文件重新复印了一遍，替换掉原先有S&S印记的100G彩色激光打印专用纸。八点钟不到，我打电话给Lyle。听声音他还在床上，不太高兴有人那么早把他吵醒，听到是我，又有点意外。我说有事情跟他谈。
“律师要出席吗？或者我再叫个保安上来。”他还在为Nick那件事情生气。
“9点钟，在你办公室可以吗？我一个人过来。要叫律师或者保安，你随意。”
他停了半拍，说：“可以。”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那间房间在三十七楼，视野很好，却很少有人用。因为工作性质和特别的工作方式，他几乎不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也只能找到秘书Ms. Mayer而已。跟他住的地方一样，桌子上干干净净，门上没有名牌，就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存在过一样。
我走进去，他坐在桌子后面没有动，右边眼睛下面隐约还有一点青紫。他不笑不说话，示意我坐在沙发上，自己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关门，合上百页帘。
“你想说什么？不能等到听证？”他走过来问我，没有坐下。
我没回答，从包里拿了文件给他，像前一天晚上Rona做的一样，不急着做任何解释。他拿过去翻了一遍，扔在办公桌上。然后问我：“你要什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我回答，“听证会之前答复我，还有一个钟头，你尽可以去跟你的律师商量。”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还是没有城府，先开口了，很静很讲道理，却又有点着急：“你知道Caresse需要我，我也要她。你不会有很多时间陪她，保姆把她带大，刚刚熟悉了一个又换了另一个，你真的想要这样？我知道你爱她，但是她现在三个多月了，你没给她喂过奶，没换过一次尿布…一年之前，你要我把她生下来，我一开始不愿意，但是后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说，至少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他来回走了几步，打断我说：“共同监护权，这是底线。”
我想了一想，点头，“这样对Caresse最好。”
不到一刻钟时间，我从办公室出来。他送我到电梯那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法院。我回答谢谢不用了。他没再坚持。电梯来了，我走进去跟他说再见。
“我们怎么会这样的？”他说，不算是个问题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回答。
他最后说：“至少还有一点美好的东西。”在电梯门合上之前转身走掉。
一个小时之后的听证会上，Lyle那边撤销了诉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通过了精神鉴定。两方面的律师约了时间商量共同监护权的实行办法，每七天Caresse换一个家，平均分配工作日、假期、生日、纪念日以及节日，及其公平。具体的时间表要依靠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我总是按月份打印出来夹在效率手册里。
我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简单的解决了，也不知道究竟是筹码还是我说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两方面都做了些不上台面的事情，不过，总算还能留下些面子，做一起养孩子的“朋友”。
84) 华尔街
2006年10月中旬，我们分别在分居协议上签字，之后呈交法庭。分居正式开始的日子追溯到9月16日。那个时候，我二十六岁，有一个刚过百日的漂亮宝宝，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一些写在法律文书上面尚未落实的财产。认真算起来，我们结婚不过七个月零十二天而已，长短恰好跟Cheryl-Ann的那一段相似，却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分居，然后才能离婚，相当的讽刺。
在牵涉到外国人的离婚案件里面，监护权和长期居留权就像是蛋和鸡的关系，只怕州法院和联邦政府移民局谁都不愿意先出手给你那只孵得出鸡的蛋，或者是下蛋的鸡。而一旦搞定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不成问题了。
Lyle在监护权的问题上退让了一步，使得我可以留在美国看Caresse长大。但是反过来，我不能随便带Caresse去其他地方，即使出州境也要享有共同监护权的另一方允许，更不用说其它国家了。我像是被禁锢在纽约，没什么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了。与此同时，我鼓励自己往积极的方面想，好让自己相信即使是在纽约，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新生活的第一步莫过于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动手写了简历，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打电话，约人家吃饭，打听合适的机会。好笑的是，他们或者她们，不论男女，对我突然结婚又闪电般离婚的经历更感兴趣，有人同情，有人打趣，有人感叹。
“Rich husband, folloed by rich divorce. It’s not too bad.”一个法学院的女同学这样说，也不知道算是安慰呢，还是真心羡慕。
我全不在意，过后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如果换在从前，我不会允许自己考砸任何一场考试，做坏任何一件小事，我总是以为一旦砸了，肯定没办法在熟人面前抬起头来，非得跑到无人岛上躲很长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忘记我这个人不可。但是现在，我搞砸了最大的一件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完美，锋芒毕露了。我的简历上有整整一年尴尬的空白时间；身边有个才几个月大小孩子要照顾；租房子的时候婚姻状况栏里填的叫人难堪的“分居”；我身体不如从前好了，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每个礼拜要到精神医生那里报到，记性也差了，小腹上还有条十三厘米长的疤痕。然而，长大似乎总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上种种，我说起来都很坦然，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曾几何时，我总希望能跟所有不完美的人和事绝缘。对自己要求颇高，对别人更甚。人品差的，懒惰不上进的统统走远，私地下还歧视长得难看，有残疾，或是时运不济的人。而在所有这一切经历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只会走路的不沾锅一样好蠢。同时惊讶的发现，事实上，正是不幸、缺点、加上偶尔的软弱和懒惰，让你看起来更加亲切而真实，让原本陌生人和人互相需要，越走越近。
Rona，Nick和其他几个朋友推荐了一些职位给我。不和Caresse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曼哈顿四处奔走。在办公室、餐厅或是咖啡馆里和不同的人见面，握手，一遍一遍的介绍自己，回答问题，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会辞职，又有一年时间没有出来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一无所获，有时是人家看不上我，有时是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找工作，也在找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让我可以为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有时间陪伴Caresse长大的生活。我想要做的比“妈妈”更多，我想要成为她的朋友、伙伴，甚至，有一天，做她的楷模。
十月底的一天，我到第六大道和四十五街交界处的一间咨询公司面试，接待我的男人，头衔是高级经理，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但却始终记得自我介绍之后，留在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生孩子生昏了头的女人”。那天晚上，Nick约了我吃饭，一杯清酒之后，我把那个家伙的臭德行很骂了一顿。
他听着，很突然地握住我的手。手掌温暖宽厚，难以置信，让我一时间走神。我看着他，他只晃晃我的手，笑笑的说：“你握手的时候应该更有力一点，注意手腕的部分。”
我们练了几次握手。
不知道是不是新学的握手技巧的作用，或者就像Rona提醒我的“Appearance means all.”又两个星期过去，我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间银行的合规部门，办公地点在华尔街。
85)地盘
那是家瑞士银行，合规部的老板是瑞士人，中年男人，在EM Lyon读过书，刚派到美国不久，说英语带很重的口音。面试的时候，我就坦白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可能只是因为我会说一些法语，给他留下印象。
“你在哪里学的法语？”他问我。
“曾经约会过的男人。”我回答。
“让人印象深刻的学习能力。”他笑着说，一半打趣一半夸奖。他不知道那是多漫长的约会，和怎么样的男人。
工作合同签下来之后，我又开始找另外两样必需品——房子和保姆。
我跟地产经纪说，能走路去上班很重要。一年多的优渥生活之后，我很不好意思的发觉自己添了些毛病，没办法忍受地铁，从地下钻出来总觉得身上带着股霉味儿，有时外加别人早饭的味道。而上下班的时间又很难叫到出租车。经纪人领我在华尔街-港口-巴特利公园地块看了不下十处地方，直到看中格林威治街一间九十八平方米小公寓。一间卧室一个浴室，半开放式厨房，客厅大而舒适，视野不错，离公司很近，绝对可以走路去上班。知道我有个女儿，他额外告诉我那里可以划进一个不错的学区。
找保姆不像租房子那样容易。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见了六个中介公司推荐来的人选，试用了其中的三个，最后用了一个叫朱冯翠云的华裔女人，英文名字叫Claudia，不住家，每天早晨来，晚上回去，带孩子外加做一些家务。在找到Claudia之前，如果我要上班，Sandy会来我这里帮着带Caresse，我下班之后回去。我额外付给她“出差津贴”，虽然Caresse在我这里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事情可做。她告诉我，Nicole听说我请了个华裔带孩子很不满意，不过也没办法，像她这样的高级保姆总是在上东城工作，虽然金融区也有有钱人，但大多数都是单身或者没孩子的夫妇。我笑着补充，我也没有独立的卧室给保姆，而且还得另外请个女佣做家事。
第一天上班是11月28日，星期一，我早两天就准备好了上班要穿的衣服，一年多以后重新出山，心里忐忑不安紧张的不行。我很早出门，从格林威治街一直走到华尔街，路上几乎都是脚步匆匆的人群。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从前，不做梦的睡七个小时，精神十足的去上班。不过，所有一切都不同了，只因为偶然间在某个地方遇见某个人。
过去的一个月，我几乎没有见到Lyle。他没有忘记寄抚养费的支票，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联系到他的律师。开头一两次，他来接Caresse，在楼下打电话给我，让Sandy上来抱孩子下去。我在窗口看到他，他朝我点头，动作小到难以察觉。我没有表示，退到房间里去。后来几次，就只有Sandy过来接。
可能就像通常男女朋友分手之后一样，互相回避，还害怕在某个街角不期而遇。而在我搬家之后，如果没有Caresse，我们可能真的就这样各奔东西，从Battery Park到港口归我，东三十二街以上归他。
86. 圣诞节
2006年的冬天来临的时候，我逐渐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有工作，一间简单、白色、女性化的公寓。一半时间一个人住，另一半，身边则会多一个小孩子要照顾，她喜欢笑很少哭，不停的长大，时常耍性子让我焦头烂额。她似乎继承了我全部的抵抗力，从来不生病。我反而变成了个病秧子，天气转之后，感冒就没彻底好过。
与此同时，我好像变得比从前讨人喜欢了。我在咖啡时间或是午休的时候，跟做了父母的同事讨论小孩子的事情，学到各种各样或荒唐或有用的育儿经验。而另一些时候，当我暂时成为单身女人，我又能全心投入工作，下班之后去当季最时髦的酒吧或是餐厅哈皮。我的新工作和从前的不同，不过分忙碌，很少加班。我有足够的时间带小孩、打扫房间、逛街、见朋友、读书、看电影，仔细的思考身边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日子都新鲜，积极，充满压力和未知的遭遇，我曾经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它们却又来了。
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我想快一点抹去，又好像舍不得抹去。我做了一点点小改变，把头发剪成了下面这个样子。新发型让我的黑色直发看起来更像挺括的缎子了。“挺括的段子”，Lyle从前这样说过，我喜欢他那样说，虽然，这种说法可能只是为了区别棕发或是金发在他手上留下的更加细软的感觉。
差不多也是那个季节，我开始用一种纯玫瑰味的淡香水，名字叫Drole de Rose，译做英文大约是Fanny rose的意思，比起常见的花香调香水少了点抒情，更多一点轻松明亮的调子。第一次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对自己说，去他的鬼论调，我不用再保持他想要的样子了。有些事情尽管还没有全然忘记，起码我闻起来明亮有趣，无忧无虑。
圣诞节假期之前，Lyle过来接孩子，没进门，就站在门口等我把Caresse，连同收拾好的东西交给他。Claudia在厨房里洗碗，门口也听得到水声和杯碟碰撞的声音。
他朝里面看了一眼，临走来了这么一句：“你上班的时候留下Caresse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考虑过安全问题吗？”
“那个陌生女人有名字，叫Claudia，她外婆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对Sandy又了解多少？“我回答，然后跟Caresse说，在她的胖脸蛋儿上亲了一大下。
圣诞节、感恩节，此类合家团聚的节日都归他，因为反正这样的传统佳节对我来说也没多少意义。复活节和万圣节，Caresse是我的，等她长大一点，更懂事一些，我们就可以好好玩一下了。他们离开之后不久，Claudia也道别走了。公司的圣诞派对早在两天之前就开过，这个晚上是属于家庭的。尽管不是我的节日，多少还是有点感触。伤感之后，我打电话给Nick，他也是一个人在纽约，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过节。
电话接通，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吃晚饭，他告诉我他还在法律援助中心。因为要兼顾事务所的工作，那3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断断续续做了将近三个月。
“圣诞节加班？”
“最后的一点事情，趁假期做掉，元旦之后我就自由了。”他告诉我，那里跟事务所不同，没有秘书、助理、或者第一年的小律师打杂跑腿。他有两尺高的资料要看，差不多十年前的纸质记录，没有Search键，当然也不能用Conrol+F。
“我帮你看一尺，顺便带圣诞大餐给你。”我说。
“我感动死了。”他回答。
外面正下着一点小雪，落到地上马上就融化了，天气又湿又。我穿上最厚的外套，在附近还在开门营业的快餐店买了外带的匹萨和啤酒。没有奢望能叫到出租车，搭地铁到Lafayette街。
到那里的时候差不多是七点半，底楼儿童中心已经没人了，放下了卷帘门，只有入口的地方有个值班的警卫，要我留下名字才放我上到五楼。法律援助中心在那个楼层有间十几个人坐的办公室，整间房间只有Nick坐的位子上面亮着一盏日光灯。听到声音，他抬头跟我打了个招呼，说他一会儿就好。
“三百个小时到今天就满了，你干嘛还留在这里苦干？”我问他。
“接受这件案子人说不做完这些不算交接完成，我至少比他有职业素质。”他回答的一本正经，然后又要我把吃的东西放在一个离他很远的桌子上。那个位子靠窗，旁边角落里摆着一棵很难堪的塑胶圣诞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