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改变了一日开始的时间，便换了心理，我们与老辈人甚至不是一个人种。晚睡晚起的民族和早睡早起的民族，审美和思维方式肯定不同。
福克纳曾在好莱坞写剧本，目的是“家里能有个游泳池”，好莱坞对他的策略是“不死不活养起来”，他写的剧本不管好莱坞剧作原则，好莱坞也不管，照样买单，让别人改写。
八九十年代，作家群体普遍转化为影视编剧群体，小说叙事接近于好莱坞电影剧作，读者和观众划了等号。我们做不成“不死不活”的福克纳，因为我们的电影业尚不是好莱坞，非生即死。
我没有受过文学训练，所受的叙事教育是电影学院的剧作法，那是九十年代初，之前最好的中国电影常是拿首诗改的，如《一个和八个》如《黄土地》。苏联解体，老师们松了口气，苏式政宣型故事片被摈弃，让我们学“真正的苏联”――《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愿望树》，剧作本属诗歌系统。
小说法和剧作法合一，以好莱坞为终极标准，是当今特色。二十年来，特色是个坏词，往往说的是反常现象。我写小说，也有极强的目的性，为将来拍成电影，青年立志时，毕竟是做个导演。
特色之下，小说法和剧作法合一，但能否改改终极标准？比如，诗歌。
我们常把好莱坞叙事说成是逻辑性强，认为是了不得的优点。但在电影院里的观察，发现讲求逻辑，是气血两虚的需要。人们常在极度困倦下，来到电影院，稍一动脑，便呼呼睡去。
好莱坞剧作法是建立在“观众要么智力不足、要么精力不济”的基础上的，这是好莱坞的秘密。美国电影宗旨是赚孩子和劳动者的钱。
好莱坞的电影观是病理，逻辑清晰、视觉热闹，是对脑力不足、精力不济的药方。问过几位五六十岁的人，看好莱坞近年电影，如《福尔摩斯》系列、《蝙蝠侠》系列，走出影院，常有虚火上升之感，隐隐不适。
好莱坞，不利于养生。
问：“你们觉得什么电影利于养生？”
答了个《归心似箭》，斯琴高娃青春时风韵之作，她是个村姑，救了个遗落民间的解放军伤兵，求爱遭拒，伤兵要去找队伍，为江山辜负了美人。
虽然我们都知道，胜利之后，村姑们大多被城里女学生淘汰，但电影里那个基层小兵重整河山的情怀，真诚得令人动容。
原来养生的是“江山美人”。上一百年，理念毁灭生活，是比比皆在的悲剧。但在电影世界，获得一个理念是终极快感。当今大众电影的虚火上升，是拿不出什么理念，好歹好莱坞有个“拯救世界”，港片有个“别欺负中国人”。
电影总结生活，我们现在最爱总结的是“活着真好”、“我们都被骗了”、“你毁我，我就毁你”、“放弃智商，回归家庭”――
六七十年代的好莱坞经典，都是好莱坞的反例，好在心胸辽阔，观后精神一爽，如《猎鹿人》、《美国往事》，这批越战老兵批判了社会，但给了一个生活延续的理由，或对屡屡遭到背叛的道德准则，给予了终极肯定。
大众电影，本是做大众理念。
而老辈人早睡早起的中国，不适合当今的好莱坞文化，那时的人们以新衣为礼，以精神饱满为礼。觉得自己气色不好，羞于出门见人。
人与人相对，亮着精神气，所以人间爽利――这是小津安二郎电影的主要特征，也是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电影的主要特征，虽然表演观念更新了，新一代演员不会再重复前辈的表演，但我们至今看赵丹、崔嵬、王晓棠、龚雪，并不觉得他们表演过火，反有一种敞亮的好看。
精气神足，便会有另一种电影。
问过医院的按摩大夫，疗程以病人不厌烦了，为结束标准。身体好了，还按，就觉得不舒服。逻辑剧情和视听热闹，相当于舒筋活骨，但筋骨好的人会觉得不耐烦。
九十年代之前，国人筋骨好，瞅美片瞅港片，就是瞅个新鲜，真觉得不耐烦，看过一份赴南极考察船的报告文学，船上备了大量香港武打片录像，人人都烦死了。
我这一辈人现今已骨衰筋疲。另一种电影，成了个念想，知在我辈不可能复现。
看书法历代留迹，透着一股“脑力健”的气魄。脑力健，所以说事的小说是下等，不耐烦于事，要抒情，所以诗歌地位高，也因为脑力健，对现实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强，所以不耐烦编造，要写史。
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齐如山讲，许多文人为了让自己的诗流传，才写小说的，所以古典小说中插的诗词多，写小说为走私。
史，有正史（国事）、族谱（家史）、县志（地区史）、个传合集（僧道史），地位均比小说高，一些文人的地位轮不到写史，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史学修养，高档茶馆里的说书，不是评书演义，而是“讲古”，讲古是说史，得有真学识。
小说是为照顾小市民阶层，谈奇说怪，偏颇玩艺，对时代没有概括性，也不是真性情，所以跟诗、史相比，地位低。明亡遗民，志志不忘修《明史》，亡国了，便要求个概括性……
这都是需要脑力的。
不言而喻的，便不需要再注释说明了，所以省略为诗、史的美学。一些汉代儒家经典、唐代道家经典的注释和清代小说的眉批，往往是为了捣乱，混淆视听，将真意隐蔽。
古人以减省来营造意境，说满说显了，便无意境。不是猜谜，谜底是单一的，而营造意境是为了让人有更多体会。可惜现今人拒绝体会，只求告知。
于是叙事传统不成立了，叙事者迎来了时代变局，我们不需要罗贯中讲什么“浪花淘尽英雄”，只需他告知好人坏人；也不需要曹雪芹讲什么“还泪祭花”，只需他告知谁跟谁睡了。
现今，对一个导演的批判语，往往是“他没有能力讲一个整故事”，而不是八十年代的“他没文化”。
其实我们追求好莱坞故事模式三十几年了，一个导演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编剧能人，故事基本是环环相扣，因果明显得都抢眼了，为何还被说成漏洞百出？
因为没有理念的电影，总是漏洞百出的，观众得不到终极满足感。没有精神实质，电影批评也成了逻辑游戏，进入纯智力游戏阶段，大家就容易迷失。游戏厅里的孩子，明知无聊，也总是玩不完的。
电影成了电子游戏，开始是精神亢奋，最终变成了智力体力的消耗，消耗成了最终目的。消耗带来消费，所以电影市场可以维持下去。
另一种电影，在情节上是敢于偷工减料，在人物上敢于不掏心掏肺，却因为有一个开阔心胸的理念、有一份值得辨析的真情，却让人觉得完整。
情节的完整并非完整，人物行动的心理依据也非依据。完整，对于观众而言，是心绪满足，而不是技术达标。
就国画而言，近乎无人的《溪山行旅图》的地位远比人满为患的《清明上河图》地位高，在于一个是心绪，一个是头绪――生活的各种头绪；而心绪则是生命品质。
叙事艺术，不管小说电影，首先满足的是求生欲望――以何种品相生活下去？
2013.3.15
后记二 人民不答应
大学上的第一堂剧作课，是谢飞老师推着他的二八大车，带全班同学去菜市场观察生活。
老师们骑自行车的时代过去后，对现今的叙事艺术，也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学艺期受的教育，是“口是心非”方为语言，现今以此原则写就的得意之笔，常遭病垢，要求作出“再直白些”的修改。
提出反抗，会遭到“看不懂”的回击――这个概念，很像六十年代的“人民”一词。“看不懂”和“人民不答应”，这一对话语，可以摧毁一切。在我阅读的范围里，还没有看到一个聪明人能想出应对的话。
在一个“再直白些”的年代，艺术观念发生着巨变，如能变出新东西也好，但百年历史里的巨变，往往只是变没了。
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严重贬值，甚至是负值，已成型的审美趣味成为生存的障碍。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门类，对于受众，是有要求的，即是有审美素养的人，回想第一次入音乐厅第一次入画厅，必有忐忑。
可悲的，我们的师辈把小说电影设定到绘画音乐的高度。现今，市场的多数操纵者们将读者观众设定为无知无识的人。商业霸权体现在以最低标准办事，最低标准下，无理可讲。
小学受到的义务教育，大众都是聪慧、有道德、有思想者，所以推翻统治阶级是合理的。而今的读者观众定位，则将大众定位为愚蠢、粗俗、无要求的一群人，没理由推翻任何东西。
大众的定义变了，叙事的定义也变了。八十年大陆的电影观念，完成了法国纪实美学和苏联诗电影的融合，从学理上讲，两者是融不到一块去的，而是二者激活了国人原有的审美，借二者说事，在剧作法和影像上皆有创举，格调之高，原本有日本战后电影黄金期的迹象，建立起民族电影语汇、出现众多个人成就者。
才子无杰作，是文艺之哀。有才华者的探索之路，往往被生硬打断。经济的摧毁性，大于政治。
日本电影黄金期，基于社会要重建民族自信的心理，寻找民族优质，成为最大的商业元素。日本也有此传统，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忙忙叨叨地伪造了武士道，一路增强，而之前，武士是低级官僚，大众崇拜的是中国人和自称有刘邦血统的日本贵族。
日本没有武士传统，从他们的武圣――宫本武藏聊聊无几的历史记录，便可看出，那是一个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人，小人物。伪造武士道，只为给传统文化找一个向大众传播的载体。总之，他们成功了，确立了民族优质。
而八十年代至今的电影实践，则是以抹杀民族优质为前提的，一直在学港片、美国片里的商业元素，我们如此热衷于元素，出现了《电影元素》、《戏剧元素》等流行书，只顾偷招，总爱找现成便宜，放弃了思索和传统。
加上我们百年来的习惯动作，不是确立民族优质，而是诋毁民族优质，五四以来的名人，都在做民族批判。几位导演有建立民族优质的自觉，但上上下下都没有这个需求，没有大方向的共识和热情，也就无力了，整体迷失。
八十年代有一场非常奇怪的文艺论战，文艺片和商业片之争。两个概念，本没什么好争的，也是借二者来说事，从文字记录上看，师辈们之所以热烈欢迎商业片时代到来，是企图借市场势力，为创作争取更大空间，想在“商业原则”下藏身，以“观众不答应”为自己撑腰。
可惜滚滚而来的商业，如此低端，辜负了纯真善良的师辈们的厚望。
“人民不答应”的话语权，落在了商家手里，资方和制片方往往具备“比你更懂电影”的姿态，是现今影视圈的常态。好莱坞的电影体系，导演多是执行导演，剧本定型权、剪接权和选角权在制片人手里――创作者受压制，是有雄厚理论依据的，他们喜欢这样。
但我们整体上还不是好莱坞，美国也非世界唯一标准。清末以来，对国外理论断章取义，是人们为自己谋权谋利的主要手段，比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就认为，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不是思想自由，而是诸子是故作偏激，他们博名谋利，在错乱学问。
人人谋私利的时代，是没有学问的。而一个没有学问的时代，不可能有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商业，只会贪污，算什么商业？
叙事艺术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文化的最低台阶，二战结束后，巴赞感慨，坏了，才几年时间，法国青年没文化了，赶紧办电影沙龙，视为恢复法国文化的一步棋。
他高抬电影，是在法国没文化的大前提下。我们不用把电影抬得那么高，但也得明白最低的台阶也是个台阶。叙事艺术里最大的商业元素，是心灵需求，对思想性的追求、对审美形式感的追求――好莱坞的明星理念属于形式感的一部分，大牌明星都以时代新人、新审美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单是长得漂亮。
导演和剧作的本质，是形式感的艺术，但我们总是以外行的眼光学好莱坞，以明星多寡、老套桥段的成功率，来诋毁形式感更新。电影是世俗艺术，世俗不等于庸俗，世俗是要自我演进和自我沉淀的，把握住这个脉，才能体现制片人和导演的专业性。
或许，现今的电影不需要专业？
我们跟世俗总有一层隔阂，总做内心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称之为商业片。那么，资方制片方“再直白些”的要求，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现今的电影不是电影。
是明星秀、清凉秀、堂会？
叙事艺术的本质是研讨一个“以何种品相活下去”的问题，重要的是品相，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地域，叙事艺术是不存在的，只能写写抒情散文。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二流小说，引起诸方震怒，不知老先生指的是什么。
十年来，古装大片的答案都是“赖活者称霸世界”，今年的《铜雀台》作出有力总结，连曹操都不耐烦地死了，存活的都是小人。十年，我们没能想出一条活路。
活，而无方式要求，即为赖活。
需要解释一下“口是心非，方为台词”，这是从生活经验里提炼出的艺术原则。生活里，人人皆口是心非，即便用意是真实的，用词也经过了伪饰，因为人跟人交往是有分寸感的，毕竟不是自己跟自己说话。
台词，即是打折。通过被扣掉的部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得以测知人物关系、处境、内心强度，情节演进上，也有了多重层次。
读小说看电影毕竟不是看犯人供词，半猜半蒙，才是叙事――而这种传统，在现今是不成立的，现今的电影“美学”要求，内心、用意、用词三者高度统一，台词只反映单一的信息，人物跟人之间都呈现撕破脸之后的吵架词汇――直指人心，方为好台词。
好的标准，是“这下看懂了”。其实剧本审定者，往往没有看剧本的能力，剧本是不完善的文字形式，专供内行人看的，因为内行人有共识，有补充想象的专业能力。毕竟电影的最终形态是视听，不是文字。
而一个剧本，常人能看懂的信息，就是台词了，外行的剧本审定者，便会要求从台词上看出一切，否则就是表达不清，剧本没水平。要一个局部性的东西，承担起整体，是没法完成的任务。
但剧本审定者有制片方赋予的权力，剧作家为早点拿到片酬，只好曲以委蛇，写下直指人心的台词。一旦以这种台词作为影片拍摄的前提，导演工作会陷入巨大麻烦，每一个合理的修动，都会变成不尊重制片，最终屈服的总是导演。
明明一个会造成商业后果不良的东西，被说成了商业保障，导演为拯救影片的修改，变成了商业冒险――导演没法负这个责任。
电影是群体合作的艺术，历史证明，交流的成本过高后，便是一场哄闹。
西方文学批评习惯，爱说大作家有宗教背景。但丁是天主教，莎士比亚是中古巫术传统，弥尔顿是基督教，博尔赫斯是天主教异端诺斯底教派，乔伊斯是摩尼教，卡夫卡是新犹太教神秘主义――
那是在他们作品中被减省的。用佛洛伊德理论写小说和拍电影，是六七十年代的流行风气，是直讲的，如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博尔赫斯说：“在弗洛伊德那里，世上的一切都简化成少得可怜的几个童年阴影。”
直讲了，便少得可怜了。但，人民答应了。
2013.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