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兵眯起眼睛。“你的口音……你从哪儿来？”
质疑我的西班牙国民身份，他是头一个。
“老家在热那亚共和国，”我笑吟吟地说，“奶酪可是我们那里最上等的出口商品之一。”
“就你这些，比巴雷拉家的奶酪还差太远。”
我笑容不减，“我有信心能比得过。我充分相信维多米尔先生也会这么认为。”
他面带狐疑，但还是让到一边，准许我踏进宽敞的门厅。夜晚的温度不低，室内却有股凉意，几乎透着寒气。厅里只放了一桌两椅，桌上摊着纸牌。我朝那儿瞥一眼，满意地发现是种双人牌戏，说明没别的卫兵潜藏在角落。
之前那名守卫示意我把包好的奶酪放到牌桌上，我照办了。他对我搜身时，第二名卫兵靠后站定，一手搭剑柄，看同伴从上到下拍打我的衣服、翻查我的肩包。包里除了几枚硬币和我的日记，再无他物。我没有佩刀剑。
“身上没兵器，”搜我身的卫兵说，另一个卫兵点点头。他又指我的奶酪。
“你想要维多米尔先生试吃这个，没错吧？”
我热烈点头。
“要不我先尝尝？”第一个卫兵边说话，边密切注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还想全部留给维多米尔先生呢，”我谄媚地笑道。
卫兵冷哼一声。“你带的分量绰绰有余了。不然，你先尝。”
我声辩：“可我还想留给——”
他的手握上了剑柄。“快吃。”他坚决道。
我让步了。“当然，先生，”说着我打开一份包装，挖了一大口咽下去。他又示意我吃另一块，我依言行事，一脸享受超凡美味的表情。“既然都打开了，”我递上包装说，“你们不妨也尝尝吧。”
卫兵俩对视一眼，其中一人终于微露笑意，走到过道尽头的厚重木门，敲了敲进去了。片刻之后他们再次现身，唤我上前，去维多米尔的卧室。
房间内光线昏暗，一股浓重的香水味。绸幔从低垂的房顶挂下，随着我们步入轻柔地拂动。维多米尔背对我们坐着，身披睡袍，一头黑色长发散开，正借书桌上的烛光书写。
“您要我留下吗，维多米尔先生？”守卫问道。
维多米尔没有回头。“让我猜猜，客人手无寸铁？”
“是，先生。”守卫说，“不过他带来那奶酪，气味冲得可以打倒一支军队。”
“在我嗅来却是香水的芬芳，克里斯蒂安。”维多米尔哈哈大笑，“请带客人入座，我马上就好。”
我在空壁炉边一只矮凳上坐下。待他写完日记，便向我走来，路过靠墙桌的时候停留了片刻，从上面拿起一把小刀。
“那么，是奶酪喽？”他提起睡袍，坐到我对面的矮凳上，脸上的微笑扯动了小胡子。
“是的，先生。”我说。
他看着我。“哦？他们告诉我，你来自热那亚共和国，但从声音里能听出来，你是英格兰人。”
我惊得一震，不过他灿烂的笑容让我确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至少暂时没有。
“看看我自作聪明的，还以为这些年一直把国籍藏得很深呢，”我叹服道，“可您把我认出来了，先生。”
“并且显而易见，我是第一个办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脑袋还留在脖子上。我们两国正在交战，不是么？”
“全欧洲都在交战，先生。有时我挺好奇，到底哪个人能搞清楚谁在和谁打。”
维多米尔笑出了声，乐得眼珠乱转。“这话就不老实了，朋友。我相信世人都知道你们乔治国王拥护谁继位，他的野心又何在。都说你们不列颠海军自诩全世界最强大。法国人、西班牙人可不服气，不用说瑞典人了。一个英国佬跑来西班牙简直是自寻死路。”
“眼下我该担心自己的安全吗，先生？”
“在我这儿？”他张开双手，歪着嘴扯出一丝嘲讽的笑，“朋友，我乐于这么想：国王们操心的事太多，你的事根本不值一提。”
“那您侍奉谁呢，先生？”
“啊，当然是镇上的居民了。”
“可您又向谁宣誓效忠呢，若不是对费迪南多国王的话？”
“向更高的力量，先生。”维多米尔微笑着，不容置疑地结束了话题，将注意力转移到我包起来放在壁炉边的奶酪上。“现在，”他接着说，“我必须求你原谅，我迷糊了。这块奶酪是产自热那亚共和国，还是一块英国奶酪？”
“是我自家的，先生。不管落户在哪，我的奶酪都是最棒的。”
“好到取代巴雷拉？”
“我能不能和他各卖各的？”
“然后呢？这么做巴雷拉就不痛快了。”
“是，先生。”
“类似情况对你可能无关紧要，先生，可就是这些杂事让我每天烦个不停。好了，趁它现在还没化，我来尝尝，嗯？”
我佯装觉得热，解开脖子上的围巾，摘了下来，并偷偷摸摸伸手探入肩包，将一枚达布隆金币握在掌心。趁他全神贯注在奶酪上，我把金币兜进围巾。
映着烛光的刀锋雪亮，维多米尔从第一份奶酪上切下一大块，用拇指托着它细细嗅着——其实没什么必要，我坐在这儿都闻得到——忽然张口吞进嘴里。他若有所思地咀嚼着，看看我，然后切下第二块。
“唔，”片刻之后他说，“先生，你错了。这块奶酪并不比巴雷拉家的美味。事实上，吃起来一模一样。”他笑容渐隐，面色沉下来。我明白自己被识破了。“事实上，这就是巴雷拉的奶酪。”
他正欲张嘴呼救，金币已落进围巾，我手腕一抖，围巾拧成一根绞绳，同时双臂交叉、身体一跃上前，猛地将它套过他的脑袋，勒上了他的脖颈。
他持刀的手反刺，但动作太迟缓，加上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逮个正着，胡乱挥动的刀只是捅在我们头顶垂下的绸幔上，而我牢牢抓着手中的方巾，让硬币紧压他的喉管，彻底噎住了他发声。
我单手捏住绞索，腾出一只手缴了他的刀，向一个靠垫掷去，然后两手继续用力，收紧方巾。
“我的名字是海瑟姆·肯威，”我凑近，望着他凸出的双眼，平心静气道，“你背叛了圣殿骑士团，为此你被处以极刑。”
他抬起胳膊，徒劳地试图挠我的眼睛，但我偏开脑袋，注视生命渐渐离他而去，绸幔兀自轻柔地翕动。
一切结束后，我把他的尸体扛到床上，按先前的任务指示，去他桌前取走日记。本子摊开着，我的视线落在一句话上：Para ver de manera diferente， primero debemos pensar diferente.
我又读了一遍，细细翻译过来，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意欲眼界不同，思想必先不同。”
我盯着句子看了一会儿，陷入沉思，最后合上本子，塞进随身的包内，思绪回到手头的任务上。直到上午才会有人发现维多米尔已死，那时我早就全身而退，在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了。现在，我有话要问雷金纳德。
1747年6月18日
一
“海瑟姆，是你母亲的事。”
置身布拉格契里特纳街圣殿骑士总部的地下，他站在我面前。他一点没花心思打扮得入乡随俗，而是把英伦风范当作一枚荣誉勋章来招摇：整洁、一丝不苟的白长筒袜和黑马裤，自然还少不了一顶洁白的假发，扑粉大多洒落在双排扣大衣的肩膀上。左右两侧灯柱高耸，铁质灯架中射出的光焰照亮了他；光线爬上几近墨色的石墙，反衬出灯火的光晕越发苍白。通常，他站立时两手背在身后、倚着手杖，姿态松弛，可今天的他显得特别正式。
“我的母亲出事儿了？”
“是的，海瑟姆。”
她病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火烫的负罪感旋即如海浪汹涌而来，差点把我拍晕。我有好几个礼拜没给她写信了；甚至没怎么记挂她。
“海瑟姆，她死了，”雷金纳德目光低垂，说道，“一周之前她摔倒了，背伤得很重，我想她是没有熬过来。”
我看着他。汹涌的负罪感退得和来得一样快，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虚无，本来产生感情的地方现在空掉一块。
“我很抱歉，海瑟姆。”他眼神和善，饱经风霜的脸上挤出了同情的深沟浅壑。“你母亲是位优秀的女性。”
“没关系的，真的。”我说。
“我们这就动身去英国，会有一场追悼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