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锦芳没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张琦。张琦盯着我看了看，才说道：“是我逼着她做的。”
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一所大学附近，那儿有一段道路比较阴暗，头顶的路灯不知道被谁打破，很适合作案。
当时是两人加上组织里提供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三人守株待兔。等了有一刻钟，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大学生经过，看样子是着急回寝室。
组织的老手从阴暗处窜出，装作问路。女大学生很谨慎，摆手说自己不知道，同时加快步伐，想要快步离开。但是老手紧随其后，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甚至伸手阻拦，想要女大学生停下来。女大学生很紧张，就差要起步逃跑。
这时候，张琦和孙锦芳出现，两人手挽手并肩走来。孙锦芳看到女大学生以后，一把拉过来，和她搭话。
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张琦又守在一边，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一下子反应过来。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学生机灵，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
孙锦芳出身富裕，说话好听，人也长得漂亮，给人的信任感强，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
“那姑娘太傻了。”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就对女大学生说，看她一个人不安全，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
孙锦芳打开车门，叫女大学生上车。女大学生刚抬腿，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没几分钟，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
后来发生的事，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
这之后的两个月，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湖南、贵州。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孙姐。趁此机会，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众人纷纷点头。
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因为经济发达，家庭条件优渥，小孩长得水灵，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
张琦选择回到温州，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
温州外来人口众多，鱼龙混杂，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
儿子丢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很多人没读过书，却都掌握一个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
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
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越小越难找，越大越显眼。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重新返回温州，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哪些地方小孩出没较多。张琦顺带着问出，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贩子团伙在市中心活动过。
有乞丐告诉张琦，他记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拐子过来这边。张琦问，现在去哪里了。乞丐不知道。
张琦又问，那伙人的长相还记得不？
乞丐也记不清，只说当初大概是四五个人，带着广西口音。
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他们觉得这伙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但这情绪很快消失，因为人贩子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这是习惯，所以去广西找是没用的，这个线索的用处没有想象中大。
正在两人又陷入沮丧的时候，那乞丐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找那伙人？
张琦点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
乞丐却说自己可以联系上那群人贩子，只是要给报酬。张琦强忍住心里的激动，问，为什么你能联系上？
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一个小孩卖给他们，得了5000块钱。那伙人走的时候，给了他联系方式，说以后有小孩可以继续出手。
人贩子一般同时使用多个手机号，给买家的联系方式是最常换的，给卖家的，则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感觉是同类的，就会留最常用的。
我不相信，问孙锦芳：“这也太巧了吧？”
孙锦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是啊，这也太巧了吧。”
张琦给了200块的信息费，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贩子的联络方式。
张琦得到联系方式的第一时间就打算报警，让警察来抓捕这群人，审问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但被孙锦芳阻止了。“如果通知警察，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人贩子交易的？再追问下去，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自己。”
张琦想了很久，决定引蛇出洞。
张琦和孙锦芳花了几天的时间，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之后让那乞丐打电话给对方，说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
那伙人贩子很谨慎，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人，问了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给他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具体年龄这些问题。确认以后，就挂了电话。隔了几分钟才又打回来，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会另行通知。
人拐子这一行，就算在三教九流里也算不上技术工种，比不上小偷、绑匪，甚至连卖“越南新娘”的边境人口贩子都比不上，还会被其他行业的人所不齿。
我对这群人贩子有这么高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向孙锦芳深入打听了诸如在哪一片活动、团伙总共多少人这些问题，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行里做得比较大的。这伙人12年年底给抓了，4人判死刑，剩下十来人一辈子都要坐牢。
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小女孩，四人同住在宾馆的一个房间，每天吃饭都是让孙锦芳去买，就怕错过电话。
小女孩刚上小学，身上还穿着校服，整个人缩在墙角很少动弹，每天都不吃饭，后来饿得不行了才喝了粥。孙锦芳看到小女孩这个模样，就过去安慰她。“我叫她别哭，我不会伤害她的，我自己也有孩子，只是求她帮个忙。”孙锦芳说当时那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哭得更凶了，直到被张琦打了两巴掌，才不敢再哭。
第三天晚上8点多，乞丐终于接到人贩子的电话，说晚上10点，叫乞丐领着女孩去郊区的一块空地边等着。
张琦怕小女孩坏事，出门前特意给她喂了安眠药，然后才开车带着乞丐前往目的地。
在快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张琦让乞丐下车，抱着小女孩走过去。
人贩子很警觉，比约好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应该是一直躲藏在暗处，觉察到四周没什么危险，才冒出身影。
“那天只来了一个男的，长的还挺壮。”孙锦芳说还好对方人不多，不然他们会一直跟着人贩子到目的地，团伙分开后才动手。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贩子给了乞丐现金之后，就抱着睡着的小女孩离开。
张琦和孙锦芳赶紧尾随，在人贩子刚想上车离开的时候，张琦趁他不注意，拿着钢管，敲了一个闷棍。第一下准头不够，从背后没打准脑袋，反而把肩膀打伤，人贩子躺在地上不断哀号，小女孩也被摔在一旁。张琦见状，又赶紧补了一棍，正中脑袋，但人还是没昏迷。
“他还想打第三棍，被我拉住了。万一给人打坏了，孩子就找不回来了。”孙锦芳开始的情绪不算高，说到这里才拉高了些音调。
两人拿出绳子，费力把人贩子捆好，堵着嘴拖上车。
两人先把小女孩丢到派出所门口，然后才把人贩子拖回自己家。因为张琦租住的是偏郊区的自建房，可以直接把车开进院子，并没有人发觉。
孙锦芳他们把人贩子拖进房间后，将他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拿了毛巾，沾了热水，把人贩子脸上的血都给擦干净，准备问话。
“最开始的时候，那家伙只会啊啊啊地叫，声音很大，我怕他吵到邻居，就把他的嘴巴用毛巾堵起来。”孙锦芳说过了半小时，给人贩子涂了点止疼的药水，他才安静下来。
“那家伙很硬气，一直在骂我们，不肯承认拐了丑仔，更不肯说出把丑仔卖给谁。”孙锦芳说张琦先是打了人贩子几拳，然后搬了两个小茶几过来，每个茶几的一脚就压在人贩子的两边脚趾上，两人分别坐上去，疼得人贩子哇哇大叫。
“那家伙每叫一次，我们就拔他一颗牙。”孙锦芳说后来人贩子就不叫了，只一个劲地流汗流泪。
当晚，张琦和孙锦芳的逼问有了结果：孩子被卖给了云南的一户人家。
隔天，张琦和孙锦芳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前往云南。
因为两人深入接触过人贩子行当，知道里面的孩子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所以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们设想过很多场景，孩子被虐待、被性侵、被打断手脚乞讨等。
“我们想了一百种情况，唯独没有想过，那户人家从事的是二手生意。”孙锦芳说的二手生意，指的是国内的人贩子和境外的雇佣兵组织联合，把孩子卖到金三角。
他们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金三角常年动乱，死人，死很多人。大部分黑色行业的势力，其实都不愿意看到金三角陷入战争的泥潭，因为这会让生意变得难做。但其中有一个行业，巴不得天天都打仗，这就是金三角的雇佣兵组织。
大部分的雇佣兵组织都接受各国的退伍军人，也收纳、训练童兵，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助其他势力开战，也时常会出售一些训练有素的童兵给贩毒组织。
因为现在的贩毒组织内部不禁毒，也时常相互开战，人员消耗得极快，所以缅甸、泰国、越南、老挝这些地方的孩子已经不足以支撑过高的死亡率，很多想钱想疯了的中国人就把目光放到中国境内。
一个孩子的标准售价是两万，如果是长期客户，还可以打折。
虽是如此，但因为卖出去的价格不高，赚到的利润不够多，所以中国儿童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孙锦芳的儿子被卖到金三角的话，运气算是非常不好了。
卖了丑仔的那户人家，是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母亲早年上山砍柴被捕兽夹夹住，流血过多死亡，小女儿是买来的。
我问孙锦芳，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孙锦芳回答我，他们把这三人捆起来问过。
在得知自己孩子被卖到金三角以后，张琦和孙锦芳在河边坐了很久。第二天，两人花钱在路边的一家旅行社找了个边境导游。
临出发前，张琦问导游，金三角真的很危险吗？导游点头，说最好不要去。
张琦说，自己没办法的。
2009年1月份，张琦和孙锦芳孤身来到金三角，先是在小孟拉，后来搭了一辆黑车前往大其力。
金三角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复杂而危险。但金三角也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
来到大其力的第一个夜晚，搭他们过来的司机叫了一帮人，轮奸了孙锦芳，然后给张琦静脉注射，让他百分百染上毒瘾，最后强迫孙锦芳卖淫。
在金三角，做这样一单女人生意，收益大约是10万元。
这个行当里，有些是其他行业的人弄来女人卖给妓院赚人头钱，有些是自己直接强迫女性卖淫。大概是不想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女人逼得太惨，会给她们留个念想：赚够10万就撒手。
和赌坊签单是10万起，伐木工人后来也是10万元一条命，在这里，10万是个奇怪的数字。
“如果你们迟点来就好了。”我告诉两人，2009年上半年恰好是大其力比较动荡的时期。5月份开始，大其力的地方势力换了一批，安全问题好了许多。
事情到这里，我听得有些难受，让孙锦芳不要再说下去。我问她：“现在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吗？”
孙锦芳摇头。
我只能安慰她：“没事的，雇佣兵组织不会把没有训练好的童兵卖给贩毒组织，因为这样得不到多少钱。”
孙锦芳瞪大眼睛，佝偻着背，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我点头，告诉她千真万确。
张琦靠在椅子上，胳膊都是针孔，一看就是吸毒过量的症状。他硬撑着站起身子，对我微微鞠了个躬，连说了3个谢谢。
我问他们，想不想回中国。
两人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不回去了。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没有继续追问。我想给他们承诺，但是又害怕承诺他们，只得起身离开。
张琦看我起身，还问：真的不要来一次吗？
我当时想踹这家伙一脚，但是很快就收住念头。我怕把他给踹死。
在离开店门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拐走你们孩子的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孙锦芳站在门内，先是沉默，然后才对我笑了下，却没有回答。
我没再问下去。
我当时年纪不大，因为家庭原因，对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对于孙锦芳和张琦，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问他们：你们都这样了，回中国可能也生活不下去，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张琦没说话，孙锦芳想了很久才对我说：熬。
和他们聊的十几个小时，我记住的有很多，对这个问题，记忆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回忆不出他们的动作、神态，这个“熬”字却留了下来。
当天，我返回达邦，跟猜叔说，自己想认识金三角几家大型的雇佣兵组织。猜叔问我想要做什么，我随意撒了个谎，忘了具体内容。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回到大其力，站在那对夫妻的店门口，看到门口坐着另一个缅甸女人。她岁数看起来不大，头上扎了一条彩虹发带，一看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买来的。
我在原地站了十来秒，想透过门框看清店内的景象。但里面很黑，模糊一片。
我开口问缅甸女人，原来的那对夫妻在吗？
缅甸女人听我说的是中文，转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她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只是看我没有进去的意思，不想浪费时间。缅甸人只想和能带来利益的中国人打交道。
我重复问了一遍。
等了好一会儿，缅甸女人才终于不耐烦地回答：死了。
我听完，直接转身离开，没问他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之类的话。
就是“哦”了一声。
第6章 血色森林
2009年7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猜叔就来到我的房间，他用脚踢了几下竹床的床脚，把我叫醒。
猜叔让我把货物送到一个叫作景栋的地方，再带几个人回来。景栋对生活在金三角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那里有几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当地人常去游玩或朝拜。
虽说景栋风景特别美，但我当时并不想去。那段时间景栋比较混乱，附近山脉常年有支南佤游击部队（佤邦南部的游击部队。佤邦是缅甸第二特区，曾为缅甸共产党的根据地。1989年当地将领脱离缅共，使佤邦成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自治区。佤邦由南北两块地区组成，北部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南部地区与泰国接壤。）流窜。这支游击部队没有立场，收钱办事，给山脉里的四五家小贩毒组织运输毒品或者做其他的生意，经常制造流血事件。
我问猜叔，干什么突然改变运送地点？
猜叔叫我别管那么多，把货送到就行，他告诉了我具体地点，让我把车开到景栋的一个大佛下面，大概中午12点会有人过来接手。
我看了下时间，才凌晨4点多，就问猜叔，过去只要两个多小时，干嘛这么早叫我？
猜叔没回答，我意识到自己问得太多了，只能快步走出房间，上车，点火。
到景栋时，很多缅甸男人还没起床，路边的房子里只有妇女在生火，小孩坐在凳子上等着开饭。我没停留，很快找到猜叔说的佛像。那是一个传统造型的释迦牟尼佛像，大概七八米高，盘腿坐在莲花座上，双手结手印，目光直视前方。
我出发得急，没吃早饭，打开副驾驶的抽屉，拿出偷偷藏起来的八宝粥和两根火腿肠。说来也巧，我刚准备打开八宝粥时，天边就冒出太阳，光线打在佛像身上，金光一片。我不信佛，那一刻心里却涌起拜一拜的想法，便下车把吃的放在地上，双手合十，朝佛祖鞠了个躬。
吃完有点犯困，我把驾驶座放平，准备躺着睡觉，刚躺下没多久，就不断听到“叮叮”的声音。我一看车子外面，围了七八个小孩，大的有十来岁，小的只有七八岁，都在拿小石头扔车子。
我应该是下车时被这些孩子发现的，他们一眼就认出我不是本地人，如果我不回应或者显露出害怕的样子，这些看着无害的小孩就会上车抢东西吃。于是，我摇下车窗，把手里的黑星手枪朝他们挥了挥，孩子们一哄而散。
被孩子一闹，我打消睡觉的念头，把车子发动开始听歌，等全部碟片都听完两圈，猜叔说的接头人终于出现。
对方是南佤游击部队的军人，总共十来人，开了两辆皮卡过来装货，领头的家伙戴一顶黑色贝雷帽。
货物被他们装上车后，我刚准备离开，被领头的家伙叫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