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我：“你也是大学生吗？”
我故作沮丧地说道：“我连大学的校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
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想安慰我，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悻悻地说：“其实没上过大学也挺好的，可以更早赚钱，真的。”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啊？”
我想了一下，回她：“喝酒算吗？”
她给了我一个白眼，又俏皮地笑出了声。
她很兴奋地和我描述她的大学生活。比如，她们学校食堂的阿姨长得很漂亮，她们的宿管把想要混进来的男生赶出去，她们的政治课老师结婚十年还没有孩子……
我根本不明白这些事到底哪里有趣，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段旅途很长，在汽车的颠簸中，我很多记忆都缺失了。只依稀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是去旅游吗？”
我假装一个成熟男人的口吻，回答她：“工作。”
如果不是接下来在缅甸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第2章 黑暗领地
人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我在金三角待了一个多月，渐渐习惯上这里的生活：酸辣口的饮食、花裤衩的穿着和随处可以见到的缅甸人。
“边水”的工作轻松赚钱又多，危险性看上去也不大。我闲暇时窝在房间里看电视，眼睛酸了就把钓竿伸出窗外钓鱼，日落后听河风吹过竹屋的声响，几乎找不到一丝不满意的地方，感觉自己来到了天堂。
但随着我待的时间越长，接触到的人越多，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假象。金三角秀美的风景下，掩盖的是无穷罪恶。
在这里，可以看到手臂插着针管的吸毒客躺在街边，也可以看到拎着土枪的童兵上街买菜，浑身赤裸的老妓女蹲坐在店门口，街边的小贩用罂粟壳熬汤浇入鱼饭，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铺都可能是中缅偷渡的蛇头据点。
金三角的每个人，眼里似乎都有故事。
我单独出门跑了几趟货，业务能力熟练后，猜叔对我逐渐信任起来，在一个周末的早上，他去赌坊玩的时候带上了我。
“去哪一家玩？”我们去的地方是小孟拉（小孟拉是孟拉的别称，因为和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勐腊县读音相同，中缅两地百姓习惯将孟拉称为小孟拉以作区分。），刚下车，猜叔就对我问道。
我想了一下，“找家中国人开的就行。”
猜叔听完笑出声，告诉我小孟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赌坊都是中国人开的，想找一家缅甸人开的才不容易。
金三角和澳门的赌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采取外包制：一个赌坊划分成若干个赌厅，每个厅出租给不同的老板。因为承包老板大部分是一个省市的地头蛇，带来的客人自然也多是相同地方的熟人，所以会出现一个厅都说福建话或者广东话的现象。两地赌坊的具体玩法差不多，最大的区别可能是金三角更加赤裸和暴力，对赌客所需的服务满足程度更高。只要有钱，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不用考虑法律和道德，慕名而来的赌客又管这叫“黑场”。
我那天玩的是百家乐，上台后手气一直不好，买龙龙断，吃跳跳连，就想去厕所洗掉晦气。
等洗完手，站在旁边的侍应生递给我一条毛巾，我下意识说了声谢谢，侍应生立马开口问我，是不是来自浙江某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问他怎么知道的。
“你和我一个朋友说话声音很像，”他揉着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
就这样，我们两个搭上话了。侍应生叫张浩，十八九岁的年纪，长相比一般边境讨生活的年轻人白嫩些，个子不高，鼻尖的位置有块红斑。
我们聊了一会，说着家乡和生活，张浩突然看着我说：“你不像是过来赌的人。”
“为什么？”我问。
“你对我说话太客气了。”张浩说着，脸上浮出笑容。
他说来这儿的中国赌客都特别极端，赢钱后很大方，运气好的时候，一百块人民币随手就给你，可是一旦输钱，稍微一个招待不周，他就会扇你两耳光，像我这样平等和人说话的很少。
张浩是云南西双版纳人，早年丧母，家里只有年迈的父亲和16岁的妹妹。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做不了农活，妹妹天生双脚残疾，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张浩肩上，他很小就辍学进入工厂贴补家用。因为妹妹是残疾人，想嫁出去就得拿出一大笔嫁妆，不然只能嫁给滥赌鬼或是四五十岁的光棍。
张浩看到街头招聘广告“包吃包住，每个月净赚5000元”的时候心动不已。
“来到金三角，努力就发财。”张浩说，这句广告词他到现在都记得。
“每个月能拿五千是挺好的。”我说这个工资在金三角已经算高了。
张浩却摇摇头，说并没有这么高，固定工资就两千，其他都要靠小费。
他告诉我，赌坊的小费不好拿，这里的赌客非常坏，经常有一些变态要先摸身体才会给钱。
“我最怕轮到我值日的日子。”赌坊的侍应生经常会轮岗，值日就是待在厕所帮人递毛巾，整理衣服之类。有次，张浩在厕所被两个大赌客侵犯，虽然事后得了一千元人民币，但他很痛苦。
张浩和我聊开了，就问我是过来这边做什么的。我觉得张浩单纯，想要逗他，故意骗他说自己是在缅甸靠近泰国的边境城市大其力那边赌坊的巡场的，专门负责监管赌场的治安，比他这个最底层的马仔高一个级别。
张浩知道我是同行后，第一反应竟然是问：“那你是偷跑出来玩的？”
我点点头。他赶紧拉着我走到角落，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能这么做。说我们这些做小弟的，只能在本赌坊玩，不然就是吃里爬外，被老板抓到会被打死。
我反复说自己一定会很小心，让他不用担心。
张浩的举动让我对他有了好感，之后再来小孟拉玩，我经常找张浩，请他吃饭喝酒，算是帮他减轻点经济压力。张浩每次见到我都神情紧张，生怕我出意外。
和张浩一起过来的还有个同乡，我只和那人聊过一次天，印象里和张浩长得挺像。
有天我又过来玩，还没坐上台子，就被张浩叫出去，他难得请我吃了个20块的抓饭。
我们两个蹲在小摊边上，张浩吃着吃着眼睛就红了起来。我问怎么了，张浩说他同乡死了，上星期的晚上被人用绳子勒死，尸体就丢在房间门口。报案之后，小孟拉的警察过来看完现场就离开了，后来再没任何音讯。
金三角地区的执法机关受贿十分严重，对赌坊、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妓院、吸毒房这些常规灰色地带从来只是做做样子，除非遇到死伤十多人的案件，一般都是拖着。等到第七天，老板赔了8万块给死者家属，这件事就当过去了。
我正愁不知道如何安慰张浩的时候，他反倒对我说：“挺好的，挺好的。”
张浩觉得，起码家里人还能拿到钱，不像一些黑赌坊，手下死了直接就地埋葬，对外宣称这个人被开除或者是外出办事。
在金三角，死人的概率不大也不小，就像你走在繁华的步行街，知道一定会遇见乞丐，却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遇见罢了。
“你有想过回去嘛？”等到张浩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
张浩说，其实这边还不错，像他们这种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有一技之长的穷苦孩子，找份收入还可以的工作十分不易，每个月都能按时汇钱给家里，他已经很满足了。
张浩还反问我，如果他现在回去的话，妹妹怎么办？家里的开销怎么办？家里的地得花钱雇人种，房顶一直漏雨也要拿钱来修，父亲想要去卖早点需要买工具，零零碎碎和我说了一大堆。
过了很久，他才朝我深深叹了口气。张浩最大的梦想就是存够10万块钱，给妹妹1万元的嫁妆，带父亲治好腰，在家乡的村子里开一间小卖部，最后再盖个新房，娶个老婆。
“现在10万元可做不了这么多事。”我对张浩说。
张浩看着我，说他知道，但是不敢想再多了，怕自己有命拿没命花。10万元对马仔来说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张浩每个月最多只能存下两千元，这得做满整整5年才能实现。但有时候，张浩害怕自己等不到那么久。
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张浩自言自语似的说：“我死了以后，老板应该也会给钱吧？”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下他的后背。
间隔张浩所在赌坊一条街的地方，有家“孟拉城东新赌坊”挺出名，名字稍显俗气，但过来玩的中国赌客喜欢管这里叫“百花坊”，称呼赌坊的荷官为“花仙子”。
顾名思义，这里的荷官质量高，都是些面容姣好、年轻丰腴的缅甸姑娘。她们来自金三角几个主要赌城的周边农村。
优质的美女荷官一定是专门培育的。一旦有年轻貌美的姑娘到达14岁的年纪，就会有赌坊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提供“教育经费”，找老师教她们看书识字，学习简单的中英文口语，练习站姿、仪容、骰子、算数、发牌这些基本功。一个“花仙子”的培育周期大多在5到8个月之间。这段时间内，姑娘吃穿用度比之前奢侈些，赌坊明令禁止她们参与农活或是帮忙家务，直到通过赌坊的考核入职。
荷官加上负责的赌台提成，每个月普遍可以拿到七八千人民币的收入，这在金三角算是非常高了，因此荷官是缅甸姑娘梦寐以求的职业，安稳、富足，没危险。
“这工作真的有这么好吗？”我问过一些荷官。
她们都对我摇头，有个荷官甚至给我看她背部的鞭痕，告诉我这是金钱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我常来小孟拉，却很少进这家赌坊玩，多是选择待在门口缅甸风味手抓饭的摊子上。
缅甸人有名无姓，取名也随意，5000多万人只在100多个单词里挑选组合，因此有很多同名的人。为了区分方便，大家会互相加一些称谓，比如“哥”表示兄长，“玛”代表姐妹。缅甸人对称谓十分在意，说这是佛制定的规则。
这家摊子的老板叫桑帛，但很多年纪比他大的人都叫他“哥桑帛”。在缅甸，只有当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诚实勇敢的人，才会受到这样的尊敬。
桑帛很年轻，没到30岁，长得高壮，脸偏圆多肉，脖子上挂满大小不一的佛珠，左手小拇指少了一截。他眼睛小，又喜欢笑，通常你只能看到他脸上露出两条缝隙。
我第一次过来买手抓饭，忘了带现金，就说回去赌坊拿一下。“没事，下次过来再付钱。”桑帛摇头，说的是标准中文。在金三角，像桑帛这样信任中国人的缅甸摊主可不常见，他让我有了一丝兴趣。“你中国话说的真不错。”我试着找话题和他接触。
桑帛愣了一下，笑眯眯地说自己虽然没文化，但是同其他缅甸摊主一样，都愿意花心思去讨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桑帛的煎饼做的也好吃。我问他哪里学的手艺。
“我去过云南，很漂亮。”桑帛说，10年前的小孟拉就已经有很多中国赌客，街上陆续开的烧烤摊子自然多些起来。
桑帛想着开一间融合中缅两国风味的小吃摊子应该能赚钱，就到云南待了半年，学了一些中国小吃的做法，最后只保留手抓饭和煎饼。因为照顾到两个国家的不同口味，桑帛摊子的生意很不错，经常是一天忙到晚。
桑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只吃素食不杀生，每逢初一、十五和生日那天，他都会步行到10公里外的一个小寺庙祷告，沐浴斋戒，光着身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他还会把这个月赚来的钱捐一半到功德箱，当作修建寺庙的经费和对僧侣的供奉。
“你不心疼吗？”我知道缅甸人都信佛，但是在金三角，很少见像桑帛这样不在乎金钱的。
桑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他给佛其实就是给自己，他需要赎罪。
后来我同桑帛混得熟悉些，才知道他想要赎的罪是什么。
桑帛家中没有大人，早年间都死在民族武装冲突的争斗中，他靠着这间寺庙每天6点向穷人发放的剩饭剩菜才勉强活下来。
“本来我应该在20岁的时候进庙做苦行僧，但是我遇到了突发情况。”桑帛说那时候他遇到了个女孩，是“百花坊”的一名荷官。
桑帛开始的工作是帮人看车，赚钱虽然不多但过得还算开心，等到他有了女朋友，就想着不能这样下去，这才向朋友借了点钱，开始摆起小吃摊子。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我是努力在给她未来。”桑帛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笑了起来。
桑帛以前是在其他地方摆摊的，有天晚上提前收摊，来到“百花坊”，看到有三个赌客正要强行搂抱他女友。
荷官长得美，经常会被输红眼或者醉酒的赌客调戏，如果超出言语挑逗的范围，赌坊的工作人员就会出面制止。可这次工作人员因为这三人是大赌客，在赌坊消费额度很高，不敢像平常一样。
就在他们紧急联系主管的时候，桑帛冲上去，把其中一人的肋骨打断几根。
事后，桑帛被迫向赌客们道歉，赔了很多钱，女友则被扣了几个月工资。
自那之后，桑帛就把摊子的位置转移到“百花坊”门口，自己时不时进入赌坊看看，确保女友没有危险。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隔了没多久，又有一伙赌客过来调戏他女友，这次赌客是用冷水泼，让女性湿身，身体轮廓得以显露出来，很幼稚低级的手段。
桑帛又打了人，赔了钱。
也许是两次打架经历让桑帛在赌客里彻底出名，很多输钱的赌客会想要当着桑帛的面调戏他女友，激怒桑帛殴打自己，好换取一些赔偿金。
如此反复四五次。终于有一天，桑帛忍不住，在一个调戏过他女友的赌客过来买煎饼的时候，用竹签戳瞎那人一只眼睛。
我问桑帛：“别人只是嘴上调戏你女友，你就把别人戳瞎，会不会过分了点嘛？”
“如果换作是你的女朋友呢？”桑帛一字一句地问我。
“你们的人不诚实。”桑帛摸着左手断了一截的小拇指和我说，少的那一截是他自己用牙齿咬断的。
瞎了眼的赌客说，只要桑帛切断自己一根手指，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桑帛没有多想，他觉得自己犯了过错，就照做。
没想到赌客看着桑帛做完这一切后立马报警，还送贿给几个商会的老板，让他们托关系把桑帛给弄进牢房。本来只需要赔钱，最多关押三个月的罪责，硬是延长到两年。
虽然瞎眼赌客特意给牢房里塞过钱，要人好好“招待”桑帛，但是桑帛并没有受到折磨。他们认为桑帛是一个英雄，包括监狱警察在内都不会刻意为难桑帛。
“你是英雄？”我问桑帛。
桑帛很认真地看着我：“对很多缅甸人来说，我是英雄。”缅甸女人大多观念开放，很少有从一而终的想法。桑帛在牢里待了两年，他女友就在外面等了他两年。“百花坊”的老板是缅甸人，虽然厌恶桑帛给他带来的麻烦，但并没有为难他女友，反而还帮忙调解了一些暗处的矛盾。
“当天，我们就结合了。”桑帛说他出狱后，就带着女友朝拜抚养他长大的寺庙，向里面的老和尚讨要了一杯佛水，两人同杯饮尽，就算是结婚仪式已经完成。
婚姻生活状态下的桑帛沉稳许多，他重操旧业，脾气看上去愈发温和。每天上街摆摊都会多拉一个车子，就为了装更多的折凳。
“很多输钱的中国赌客没钱住宾馆，我就会叫他们在凳子上坐一会，给他们拿点吃的。”
桑帛说起他每天要免费送出去很多煎饼时，我竟然有些肃然起敬。
我问他还恨不恨那赌客。
“伤害总是不对的。”桑帛说他在狱中的时候，开始很气愤，但渐渐学会宽容后，就产生后悔的情绪。他认为眼睛是佛赐予一个人的礼物，不应该被他随意剥夺，这是很严重的罪。
桑帛的事让我若有所思。金三角和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不同，有好人也有坏人，可能只是碰到好人的机率小了些。
桑帛的妻子我仅仅见过一面，一起吃饭时，她让我仔细观察桑帛的脸，问我有没有发现桑帛的鼻梁骨塌陷了一小段。她告诉我，这是桑帛用石头砸进去的，他希望通过自残的方式赎罪。
达邦很热，不是干热，是闷热，像被一个大锅盖扣在锅里，下面加柴火不断蒸煮，让人根本喘不过气。
等到七月份，缅甸完全进入雨季，开始经常性降雨，雨意夹杂着凉风，就会让人十分舒服。
阿珠就是在这样一个雨季的午后，来到我的身边。见她的第一眼，我觉得这个姑娘好漂亮。
阿珠是个妓女，缅泰混血儿，说话细声细语，有点害羞，没有缅甸当地人的凶悍劲。她有双狐狸一样的眼睛，特别开心的时候，眼皮微微颤动。
她会一丁点中国话，在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她用不标准的中文和我说，“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这让我笑了好久。
那天下午的交流其实很困难，我们的英文都不好，只能拿着英语字典聊天。想要对阿珠说什么的时候，我就翻动字典，把那个单词指给她看。
这样的聊天很麻烦，有时我干脆比画给她看。
当我把手放在她的脸蛋上，我觉得她应该懂得我想说的话。
阿珠告诉我，她今年17岁，从小没有爸爸，前几年跟着妈妈在泰国的清道生活，半年前妈妈去世，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只能做妓女。
“你做这个多久了？”我问阿珠。
阿珠歪着脑袋，伸出两只手掌，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把指头一个一个放下来，最后留下一个拍照常用的‘耶’，对我比画道：“两个月。”
“可惜。”我小声说道。阿珠瞪大眼睛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