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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历史背后真实的背景是怎样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他抬不起头来，他一下子成了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成了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
张学良倒霉了，大家从他那里“挖”出来三个红颜祸水，其中的两个立即大声喊冤，不是装腔作势地喊，人家是真冤，因为那两个女人跟张学良真没什么关系，最后落实到张学良名下的只剩下了一个赵一荻。
赵一荻本来就因为和张学良的私奔事件，变成了花边新闻上的著名人物，这一次不管有没有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她都成为了脱不了干系的红颜祸水。她没有奋起为自己正名，既然自己的男人现在是“不抵抗将军”，当一回红颜祸水陪伴他又有何妨，男人都已经倒霉成这样了，自己那点名声还算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张学良的女人，赵一荻把自己的悲喜都和这个男人紧紧系在一起。从“九一八”之夜开始，张学良的脸上没有露出过笑容，赵一荻的脸上也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愁。
十九岁的女孩子应当是阳光快乐的，她却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
那段时间，张学良身边的氛围是沉重的，不仅仅是外界舆论的重压，还有日本军队快速侵占东三省全境的耻辱和痛心。那里是张学良从小生长的地方，是他的家乡，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抢占去，他拱手相让，手里拿着武器，连一枪一炮都不放，心中的那个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政治是件复杂的事，许多政治上的事，赵一荻是不懂的，她的政治就是爱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当张学良在自己的政治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赵一荻的政治却毫不动摇。张学良叹息的时候，她搂紧年幼的儿子，守在他身边，陪着他沉默。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她没有问过，她不是为张学良当着半个家的大女人于凤至，她甚至连个姨太太都不是，在别人眼里顶多是个顶着秘书名声的张学良的二奶。张学良是她的男人，张学良是她的领导，张学良也是她的天，她尊重他的一切选择，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道理，有些道理她懂，有些她不懂，不管懂与不懂，她都不给他添乱。
偶尔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张学良会问她，现在我落魄成这个样子，丧家之犬一样，家国丢了，尊严丢了，名声也丢了，跟着我你还要背上红颜祸水的恶名，你后悔吗？
赵一荻轻轻摇摇头：汉卿，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
她所说的两个“他”，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是他们的儿子张闾琳。这两个男人都是她的最爱，这辈子有了他们，就是上苍对她的恩赐，她就足够了。
张学良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时间，赵一荻用自己的柔情温暖着他。于凤至是可以依赖的大姐，有她在身边，张学良觉得有主心骨，她像是自己的一个哥们儿和朋友。赵一荻却是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她细心敏感，能看透张学良的一切心思，张学良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给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心生安慰；张学良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一句贴心的话，他就感觉到温暖。
赵一荻奉行的爱情至上主义，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此时的她不知道未来还有那么漫长的路要走。
“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中，1931年的9月18日，他启用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记录自己的人生点滴。后来所有的日记，每一本都是9月18日开始，直到他去世。可以看出，“九一八”在张学良心中，比西安事变的分量要重。
从“九一八”那天开始，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提及张学良和“九一八”，不过，他大骂张学良懦弱胆小，是个纨绔子弟。从这本日记看，不抵抗命令似乎不是蒋介石下的，而是张学良自作主张选择了不抵抗。
东北军节节后退，退到了关内，军队还在，士气已经没了。一支没有了士气的军队就像一个撒了气的气球，瘪瘪的，疲软在那儿。东北丢了，根据地丢了，张学良客居在北平，身边有他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伴着。此时，妻子和情人的安慰只能抚平他表面的伤痛，内心深处的伤是谁也抚慰不了的。
乖巧的小儿子牙牙学语，童真可爱，赵一荻有时候故意把孩子抱到他跟前逗他高兴，他只有片刻会被孩子那懵懂的憨态逗得有一丝笑意，很快又是愁眉不展。
他又开始吸毒了，赵一荻想拦，却拦不住，不但张学良沾上了毒瘾，连于凤至也开始沾染这个东西。赵一荻欲哭无泪，她感觉很绝望，这可如何是好，她是劝不动张学良的，再说已经变成那个状况的张学良必须戒毒，靠言语是劝不动的。她希望于凤至劝说张学良去戒毒，于凤至摇摇头，说自己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到，所以自己也开始抽大烟麻痹自己。
赵一荻沉默了，张学良那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抽大烟了，他开始注射吗啡，每过一会儿工夫就扎一次，赵一荻劝他的时候，他竟劝赵一荻也试试。
誓与张学良同甘苦共患难的赵一荻心想，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和他共患难吧，他做瘾君子，自己也陪他，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她愿意陪着他去赴死。
财务部长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到北平去见张学良，一方面为了鼓励安抚他，一方面也为了探探张学良的思想动态。那一次两个人一起坐车到下面视察，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很大了，随时都会发作，无奈汽车每走四十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一次吗啡。
宋子文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张学良现在就是一个瘾君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人就完了。
吸毒，在虚幻梦境中麻醉逃遁
人们习惯于把张学良吸毒的责任推到他的第二任太太谷瑞玉身上，认为当初如果不是受谷瑞玉的蛊惑，张学良不可能变成瘾君子。
张学良吸毒，谷瑞玉的确有脱不了的干系，不过全部责任都归到她身上，太重了，这个女人承担不起。张学良不是三岁的孩子，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军中大将，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二十挂零的少帅就是负总责的司令官，精神压力想必非常大，郭松龄倒戈反奉，让张学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增加了心理上的绝望和崩溃。那个时间谷瑞玉段正好在张学良身边守候，张学良用吸毒来排解内心的痛苦，也不一定就是谷瑞玉的馊主意，再说谷瑞玉在张学良那儿说话有那么重的分量吗？
据说张学良以往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沾过大烟的边儿，住在大帅府里的张作霖的那些姨太太们，大都抽大烟。抽大烟被看作是上层社会奢靡生活的标志，张学良偶尔也吸食几口，只是没到上瘾的地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借毒消愁，第一次沾上了毒瘾，他开始依赖毒品，没有鸦片提神，就打不起精神来。他抽大烟的事是不敢让张作霖知道的，先是瞒着，有了毒瘾的人，想瞒是瞒不住的。和张作霖见面的时候，他哈欠连天，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被张作霖一眼就看明白了：这小子不务正业，抽上大烟了。
因为谷瑞玉那阵子天天以二太太的名义守在张学良身边，整个大帅府的人都把责任推到了谷瑞玉身上，觉得这个狐狸精不是什么正经东西，你是干嘛吃的，让张少帅吸毒。大家认为张学良吸毒就是这个女人怂恿的，因为这个，这辈子她休想住进大帅府。
谷瑞玉在一片喊打和叫骂声中，满腹惆怅灰溜溜地缩在天津的小洋楼里，不敢再抛头露面再随便嘚瑟的时候，张学良没有一丝想戒毒的意思，这个他曾经迷恋的女人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他决定把她戒掉。对于已经迷恋上的鸦片，却没有戒掉的意思，他愈发迷恋毒品，吸毒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没有谁能控制得了他的毒瘾，张作霖也无奈。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的毒瘾更大了。他靠吸毒排解内心的巨大悲伤，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戒毒的时候，他的毒瘾已经很难戒掉了。
他尝试了很多种戒毒的方法，都没有多大作用，已经和张学良有了二心的杨宇霆告诉他，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是戒除鸦片的特效药，毒瘾发作的时候，扎一针下去，就能缓解痛苦。张学良对杨宇霆还没有戒心，觉得只要能戒毒，不妨试一试，于是让帅府的私人医生马扬武给他找来这种针剂。鸦片烟瘾上来了，就打一针，一开始确实很有效，每天打一针可以顶挡一天。后来一针不管事了，要打两针才行。鸦片是基本上不抽了，不打针却不行了，难受的时候，比当初鸦片瘾犯上来还难受。张学良这才意识到这针剂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仔细一打听，原来这玩意儿里面含有海洛因，说穿了这种巴文耐鲁就是吗啡，从一天的一次两次到后来一会工夫就要注射一次。
他也恨自己涉毒之深，为了表示自己戒毒的决心，把马扬武医生撤了职，尽量自己控制自己，后来情况稍稍好了一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陷，热河失陷，张学良一夜之间成为千古罪人，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让他连活下去的勇气都快丧失了。人在绝望的时候，可以做出离谱的事，并没有完全戒掉毒瘾的张学良用大量注射毒品麻醉自己，对他来说，吸食毒品、注射吗啡还不算多么离谱。
在毒品中寻找到的片刻轻松，让他付出的是惨重的代价。那个光彩照人的英俊少帅，没多久就出现了瘾君子典型的外貌特征。他的儒雅被孱弱代替，光洁的皮肤变得黯淡无光。张少帅瘦了，没精神气了，整天无精打采地闷坐着，打完这针勉强支撑起一点劲头，几分钟过后，就又萎靡下去，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接着再打一针。
到1933年3月被迫引咎辞职，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发展到其一生涉毒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他身上到处是扎吗啡扎出来的针眼，胳臂上满满的，大腿上满满的，但凡能扎针的地方，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引咎辞职后，张学良决定找个隐蔽些的地方躲起来，他带着于凤至和赵一荻，悄悄住进上海法租界的一幢豪宅里。
两个女人看上去和在东北大帅府的时候没多大变化，衣着依然很光鲜，于凤至虽然抽大烟，还没把自己折腾成黄脸婆，赵一荻只是精神气不如从前了，看上去还是青春秀丽，张学良却明显苍老了许多。一些老朋友探听到他们搬到了这里，来看他，都惊叹于他的变化之大，往往是他在客厅坐立不安、心不在焉、精神萎靡地陪朋友说不了三两句话，就要把人家晒在客厅，他匆匆离去打一针吗啡，回来再接着刚才的话题谈，也是一副心神无主的样子。在大家的心目中，过去那个风流潇洒、英姿勃发的少帅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这个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大烟鬼。
蒋介石觉得，让一个落魄成大烟鬼的张学良留在国内，在政治上对自己很不利，不如让他带着他的女人孩子出洋“参观游历”，到国外旅游一段时间，于人于己都是件好事。
按照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别说出国，他还出得了门吗？
他首要的任务是戒毒。
宋子文在张学良戒毒这个问题上，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管他是受妹夫蒋介石指派，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为了劝张学良戒毒，他苦口婆心地劝，告诉他出国前一定要戒掉毒瘾，他的形象不但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中华民国，在外国人眼里，他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
临离开张学良住所之前，宋子文还在对张学良重复这些话，出来送宋子文的赵一荻都听到了，低声对宋子文说：谢谢您，好好劝劝汉卿吧，为他打针这件事，我和大姐都快愁死了。
宋子文说，我们一起努力，你们也要多劝他。
赵一荻叹息一声：一直在劝啊。
宋子文说，光劝不行，你们也要拿出行动来，听说张太太的烟瘾也很大，你是不是偶尔也沾一点这东西啊。
赵一荻惭愧地低下头，张学良扎吗啡，于凤至抽大烟，她对他们都无可奈何，确实这段时间偶尔会沾一点这东西麻醉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还没到上瘾的地步。
宋子文告诉赵一荻，回去后他给张学良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不但要让张学良戒毒，于凤至和赵一荻都要戒。
送走宋子文，张学良立即召集家里人开紧急会议，自从东北沦陷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开过家庭会议了。这次家庭会议的气氛怪怪的，张学良自从有了毒瘾，比平时更爱喝水，他手里端着不离手的水杯子，哈欠连天，流泪涕涎地对大家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把毒瘾戒掉。
看大家默然无声，他接着说：我戒毒的时候，希望大家支持配合，谁也不许偷着给我毒品，如果谁可怜我给我送了毒品，我马上打死他。
张学良把自己的手枪放到枕头下面，以示自己是说话算数的。
于凤至听说过戒毒的痛苦，担心张学良挺不住，他已经瘦弱成这个样子了，出了意外怎么办？就劝张学良，是不是调养一下身体再下决心。
张学良的毒瘾已经上来了，这会儿折磨得他正难受，于凤至的话让他情绪暴躁，他把水杯狠狠地放在桌子上，咆哮道：我决定的事情，还要你来说三道四吗？
赵一荻赶紧把桌子上的水擦掉，柔声劝导他息怒，大姐也是好心啊。
张学良当然知道于凤至是好心，只是他不能让任何借口和理由再阻拦自己的戒毒行动。他心里很明白，从那年在天津吸第一口鸦片的时候他就明白，毒品是不能沾的，一旦沾上，自己就彻底被毁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戒掉，阴差阳错地却由抽大烟发展成了扎吗啡。
看张学良情绪稍稍稳定了，赵一荻准备退出去，张学良叫住她，说自己有话对她说，他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掏出手枪，交到她手上。赵一荻愣愣地望着自己手里的那把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历来和刀啊枪啊之类的无缘，这把枪放在自己手里，她觉得有千斤重，一只手根本就拿不动它，于是拿枪的这只手有些颤抖了，她不解地问：这枪，什么意思？
张学良说：四小姐，他们我谁都信不过，就信得过你，我戒毒的时候，你拿着枪，守在我门口，除了医生谁都不许靠近，我多难受都不许任何人进我的房间，你能做到吗？
赵一荻从来没见过戒毒的人是什么样子，听张学良这样一说，她隐隐感觉戒毒是件很可怕很要命的事情，就有些犹豫了，这毒，还要不要戒？看张学良坚定的样子，她又觉得，既然他一定要这样做，自己必须配合他，她相信他能挺住，能吃得下这个苦，她爱的男人不是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