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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的渔业生产也颇具规模。清末民初已组成大型船队远涉零丁洋捕渔，“咸鱼地”就是出海归来用来晒鱼的场所。村南的沥江海(河道80至100米不等，水深10米)边，是金鼎八景之一“沥海渔歌”之地，这里聚居着村里上百户异姓居民，他们打鱼之外还负水上安全之责，有“金鼎海军”之称。每近黄昏，便舟船云集，歌声四起，此唱彼和，用渔歌镀亮着他们的人生。
沥江海还有津渡码头，北通黄浦、东圃、长洲，南达新坑、官山墟、大石头等地。清晨脚步匆匆，一片繁忙。随着欸乃浆声，船便驶离码头，放眼江水，烟波浩淼，衣袂飘飘，伴着水淋淋的朝暾，半江瑟瑟半江红，大自然给他们折射出特有的人生况味。
金有鼎的态度，鼎有金的精神。这便是凌叔华童年根之所系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灵魂的故乡。
三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晚清广东省一名俊彦，而在京津一带则更负盛名。
凌福彭(1856—1931)
他原名福添，字仲桓，号润台，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8月30日)生。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秀才)入张之洞幕府；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二十一年(1895)乙未，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三名)，那一年他三十九岁。同榜有康有为(二甲第二十七名)、胡思敬、曹汝霖等。他未参加公车上书，朝考和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馆学三年后，补户部主事。之后，到地方任职，由天津知府(1901)、保定知府(1905)、天津道(1907)、代理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1908)，一路飚升到直隶布政使(1910)，授头品顶戴，赠光禄大夫。民国后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获少卿，二等嘉禾章。后受袁世凯派遣，到河北遵化“续修东陵”，袁死后赋闲。一九三一年暮秋病逝广州，享年七十五岁。
凌福彭学路很长，踏入仕途却很晚(一说与辜鸿铭同为张之洞幕府幕僚)，但走得顺风顺水，升迁很快，十多年便达到他官位的峰巅，与其比肩者不多。内中原因，是他传统士大夫思想和皇权观使然。他早期得慈禧心腹恭亲王信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直隶任职后，又深得袁世凯的荫护。但他也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随着政治形势变迁和年龄衰老，他也不得不在家赋闲了。
李若兰(约1878—1939)
凌福彭一生经历四次婚姻。原配冯氏(番禺黄埔村人，后病故)；二夫人不详，三夫人谢氏(1873—？)；四夫人李若兰(约1878—1939)，是凌叔华生母。凌福彭与四位夫人一共育有十五个子女。据有关资料透露，大女(名不详)，二女凌雪山(嫁广州荔枝湾潘家)；子凌启恂、凌启松(见凌福彭墓碑，1932年3月刻立)；女凌淑英(1895—1913)、凌瑞清(1896—1913)、凌大容(1897—1913)、子凌淑桂(1898—1913)(见日本《神户新闻·姊妹四人溺毙瀑布水潭》1913年8月11日)；与李若兰育有四女：凌淑芝(约1896—？，嫁铁道部长之子)、凌淑萍(1898—？，嫁上海)、凌叔华(1900—1990，嫁留英博士陈西滢)、凌淑浩(1904—2006，嫁留美学人陈克恢)，以上共十二名，其余不详。这其中佼佼者要数凌叔华和留美医学硕士凌淑浩了。
凌叔华在自传体小说《古韵·母亲的婚姻》中，给她的母亲李若兰编织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她在小说中写道，朱兰(李若兰)的家在景色秀丽的三水镇，她的祖父是个学者，诗人，应试成了一名举人。朱兰的母亲生了两个女儿，朱兰最小。有一天亲戚送来一张请帖，请朱兰和爸爸去广州参加寿宴。生日庆典过后，爸爸带朱兰与亲戚去码头看灯火，到码头后发现女儿朱兰丢了，在亲戚帮助下连找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回到家就病了，一年后死于心脏病。
朱兰被一个坏女人拐走，不久卖给了富商潘家。潘少奶奶几年前死了丈夫，潘老先生把家业交给这位儿媳打理，潘老先生知道儿媳喜欢孩子，见四岁的朱兰长得好看而且聪明，于是便收作养女并送私墪读书。第二年朱兰生母找到潘家，潘少奶奶十分同情生母，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最后朱兰选择留下，生母随时可以来看望。
朱兰十六岁时，媒人踏破门槛。一天早上潘老先生告诉儿媳，晚上有贵宾到家吃饭并题写匾额。贵人是京城要员，京考中试被恭亲王选用，将来肯定官运亨通，且是潘少奶奶父亲的学生。饭后这位要员欣赏潘老先生的书画时见到了朱兰，对她颇有好感。几天后要员差人送来婚帖，潘少奶奶征求朱兰意见，朱兰说欣赏要员的字，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又过了一天，说恭亲王发来电报，催“贵宾”丁先生速离穗返京，得赶快定亲。三天后朱兰便随丁先生上了回京的路。到京后她才知道，丁先生已有三位太太，无奈之下她希望生个儿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结果却是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无疑这个故事是小说家言，演绎颇为生动、传奇和感人，但也给真实生活蒙上了一层面纱。故事不排除有真实的成分，但凌叔华为尊者讳和抬高自我的因素不能忽视。我们无须为之多怪，评头论足，文学允许虚构，与纪实作品不能等量齐观。
比较起来，妹妹凌淑浩，在九十八岁时与她女儿陈美芳的丈夫(美籍加拿大人)讲的话，倒是接近她母亲李若兰的真实情况。内容大致如下：
她母亲年轻时曾经在画舫上卖唱，那些船雕刻得十分精美。她父亲上了船，指着最漂亮的姑娘说：“我要娶她。”李若兰跟着他走了。
凌淑浩的话，说的直接、通透，完全颠覆了叔华的隐讳之词。此时的凌淑浩已无少年的虚荣和自尊，世事洞明的她，无须再作什么掩饰。且凌淑浩性格率真，那段话很符合她的性情。
那次回乡未待多久，随着清政府与多国议和、签约和赔款，李若兰也带着襁褓中的叔华回到北京。但北京的家被糟踏的一片狼藉，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失。
四
光绪三十年(1904)，李若兰再次临产，回故乡金鼎去待产。凌叔华和两个姐姐也一同跟去。
这次回乡，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一文中，作了详细描述：
“母亲因要回广东，把孩子全数带去了。去看过外婆，我们便住在黄埔附近一处濒海的祖屋，那也有两三个月吧。祖屋门外不远，便是一个沙滩，滩上本有两三只无主的破旧木船，我们到后，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了。除了刮大风下大雨，我们无时不在那里玩耍的。这个沙滩听说从前是一个小港口，繁荣时代曾有货船游艇停泊，但在一次大暴风雨之后，有三只船吹上了沙滩，海湾忽然变得很浅，船也不进来了。那些破木船搁在岸上，村中的人，谁也不知是在什么年代。”
“那时附近的几家孩子，常在沙滩上玩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藏在一块船板底下，大家没找到我，等了好久我便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凉阴阴的，身上衣服也有点湿渌渌的，不知是潮水来过，或是下过一阵雨。我懒懒的仍旧躺在船板上，偶然望到对面绿油油的山头，被云雾遮住了，山腰有朵朵白云，很快的飞来飞去，但不一会儿，又阖眼睡着了。”
“忽然耳畔听到邻居的四婆的叫唤才醒来。她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肯。她问我缘故，我就把看到的小孩子驾着朵朵飞云告诉她。她大为吃惊立即拉着我跑回家去。她跟母亲说对山的齐天大圣对我显了灵了，她得带我去对面山上他的庙烧香，并挂名作他徒弟。这样不但可以消灾，还有齐天大圣保佑。母亲立刻就答应了。”“到了那庙我发现所谓齐天大圣神像，原来是一只金脸大猴子，”她告诉我“以后什么山神鬼怪，见了我都要另眼相看，因为齐天大圣神通广大”。
“可是，我至今还不解：为什么我那时看见的青山高得很，常有白云朵朵缀着？过了二十年，我再去的时候，非但一朵云彩也没有，连那山，也变成一座平平无奇的矮山了。”
这就是凌叔华第二次回乡的记忆。深井村史办公室的同志说，凌叔华的祖居就在中约坊上街，出村往南经过南田约坊，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沙滩和小船的地方。那是一个废弃了的码头。她说的庙宇叫“三圣宫”，现在还在，只是很破旧了，村中其他庙宇都没有了。
那次回乡，叔华在金鼎足足待了三个月。一天清晨，舅舅坐船来接她们回广州，从那里乘轮船回北京。等待她的将是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春天。
第二章 天光初露
一
人生，是由一连串偶然的链条构成的，如果你不慎更动了中间某一个链环，人的命运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凌叔华与绘画结缘，便是六岁那年不经意间在墙上涂鸦时，被前来拜访父亲的天津商会总理、山水画家王竹林看见，才向她的父亲举荐拜师学画的。
而这个如同做着庄周梦的小姑娘，因着蝴蝶的出现，她的目光也为之明亮起来。
绘画是爱的激情，灵魂的低语，用线条和色彩通过心灵底部的光芒，去照亮那命运之途的未来。
却因蝴蝶梦生涯。
一个至纯至诚的梦境，便成为她艺术生涯的开端，启动了她命运的另一扇门扉。
从故乡金鼎回到北京后，叔华的身体一直不好，姐姐们开学时，她便在家里玩耍。一天下午，她没有玩伴，就又跑到院子中间花园的小山上观看西山的风景。这是一个睛好的天气，阳光灿烂，秋风徐徐，在天海之间，西山朦胧着一种婉约的含蓄之美，她痴痴地望着，时光在钟声里慢慢地淡远着。她站在那里，仿佛成了那座山的影子。
寂寞的时候，叔华便从小山下来，拿起一只炭棒，在雪白的墙上画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面墙上画满了山水、树木、白云和小鸟，她越画越想画，记忆中的一切缓缓地从她的手下流出。她幻想，她的云朵，她的小鸟，能够纵身飞去，在天地间遨游，而那白云和小鸟，仿佛从她梦中飞来，不要被阳光融化掉。
不知什么时候，王竹林先生站在了她的背后。
“有老师吗？”
“我只是画着玩。”
“画得不错，很有天分。我去跟你爸爸说，不让你学画太可惜了。”
王竹林(1857—1939)
王竹林是父亲在天津商务公所时的同事和朋友。母亲李若兰曾与她说起过王竹林的身世。他本名王贤宾(1857—1939)，天津县人，咸丰七年生，与她父亲年龄相仿，早年经营长芦盐务和商业，捐河南补用道，买卖做到京津一带，北京房山有他的煤运公司、华胜烛皂厂，是一个有着不小产业的商绅，也是一位有名气的画家。
但她母亲没有想到，王竹林晚节不保，天津沦陷后，他参加了日伪组织，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三九年在家中被刺而死。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凌福彭督办天津商务公所的时候，王竹林任董事，他们共事一年半。天津商务总会创办时王竹林被推举为总协理，那时候，商务总会办报纸、修铁路、办学校，他的工作异常出色。只是这一年运气不佳，因“杨翠喜借款案”被弹劾，停职了几个月，闲暇的时候，常找凌福彭聊天。
叔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王竹林来到父亲的书房，她担心因涂抹了白墙惹父亲生气，走到门口就停了下来，扶着门扉站在那里。
王竹林向凌福彭讲了叔华绘画的事，并建议叔华从现在起开始学画。
凌福彭听后又惊又喜。他一生工词章，爱书画，早就盼着子女中有这样的人才。他当即让叔华拜这位山水画家王竹林为师：“快过来给老师行礼。竹林兄，以后她就是你的学生了。”
凌福彭又顺手拿出一瓶威士忌，倒了三杯，递给叔华一杯说：“来，敢喝吗?你先敬老师一杯。”
王竹林端起酒杯说：“先祝贺你有这样福气的女儿。”
第二天，王竹林来的时候，给叔华带来画笔、彩墨和一大卷宣纸。他在凌福彭大书案上作画，边画边教叔华如何调色、运笔和赏画。他说：“你学画山水，第一要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到你懂得它性情脾气的时候，你就会猜到它什么时候要笑，什么时候会发愁，什么时候会打扮起来，什么时候会生气，什么时候它会假装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你就会下笔潇洒自如了。即使不照古人画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
他先勾线、麻皴，再设色、点苔，一幅山水画在腕下渐渐清晰起来。
叔华静静地看着，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王竹林的手和笔。
凌福彭对叔华学习绘画特别看重，以后常带她到收藏家那里看画，有客人来时，也让她与哥哥淑桂作陪吃饭。他把绘画看作是凌氏家族的一件雅事。
二
那两年，为推行清廷“新政”，凌福彭不仅身兼数职。而且调动频繁。他曾“护天津道，并代理津海关道篆，河工洋务”。那时直隶在“保定设有谳局，为通省刑名总汇，遇有疑难重案，督饬局员，悉心推鞫，务得真理，民不含冤，狱无留滞”。光绪三十二年(1906)，凌福彭继上一年署保定知府后，实授保定知府，一度搬家到保定居住，姐妹们无事时，就跑到官邸花园去玩，至今她仍留有四姊妹在花园假山上的合影照片。但没有多久，“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调暑天津府篆，以资熟手，并令督办自治局，总理高等审判分厅，以为立宪基础”。
凌叔华四姐妹在花园假山上的合影
这一年，清王朝实行了司法改革，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设总检察厅，为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同时又令各省分期筹设各级审判厅。
凌福彭回天津后，一面制定审判章程，一面筹办审判厅。同年十一月，《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在《北洋法政学报》第十期上刊出。这个章程分四编一百四十六条，成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试办审判厅的法规，同时还制定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员弁职守》等法律文件。第二年三月，在凌福彭主持下，天津率先在全国设立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和天津地方审判厅，同时又在县乡设立乡谳局四处，负责审理天津府、县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凌福彭又从留日法政学生中挑选了一批办事人员，使司法人员开始专业化。
凌福彭也亲自开庭审理犯人。
开庭时，叔华姐妹偷偷躲到法厅的屏幕后边偷听偷看。她记得父亲审案时总是穿上满清的官服，公堂装饰着鲜红的窗帘，中央是一张大桌案，上面放着用黄缎子包着的官印，旁边是毛笔和砚台。父亲身后站着许多黑黄制服的兵士，帽子上缀着红缨。文官身穿朝服，按官阶大小站在一侧，整个大厅给人一种肃穆庄严之感。犯人依次过堂，如不抗辩，便让其在供状上签字，不会写字的就画个红十字。父亲审理案件也像平时一样爱笑，他那温文尔雅的微笑，给犯人增添了交待罪行的勇气。父亲有时提醒犯人，狡辩是没有用的。当然，父亲也有发怒的时候，有一次怒叱一个扯谎的犯人时，姐姐竟被吓哭了。父亲遭扰后并没有责怪她，说她还小，不该待在这种地方，错全在让她来这儿的大人身上。父亲还对叔华姊妹们讲，对于犯人总要给他们有生还的机会，这是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即使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