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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金岳霖。她是林徽因。他们的爱情故事，不问经年，不求结果，不管来生，只要今朝的我，想你了！
第五章 爱情花
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张幼仪
每一个人都有一株爱情花，我们亲手栽种，亲手浇灌，亲手嫁接，亲手采摘。
这爱情花，在生命历程中，或曾各表几枝，姿颜各具，形态各异，芬芳各有。它们以最完美的形式招展于风雨中，以最优雅的颌首绽放于水未央，以最虔诚的坚守伫立于生命里。爱情花，世间最洁白最洁白的花朵，它们极近，遥远；遥远，极近。一辈子让人挂牵和向往。
谁是当初最青涩的那一朵，谁是后来最饱满的那一朵，谁又是极绚烂的那一朵？
有人说，若做女子当做林徽因，因为她拥有最美丽最持久最芬芳的爱情花，她曾被爱一团团包裹一层层温暖过，她的爱情花大胆而热烈，理智也自我，放任却懂得。她种下的爱情花，在纷纭众说中，始终保持着一股子坦荡自然的情怀，不避不让，不诉不畏，立于天地间。
有一张旧照中，嘉年华的林徽因，着一身洁白的盘扣衣裳，蓝布裙子，清秀，灵气，聪慧。这正是民国时期女子最为时尚的打扮，新潮与复古的恰好结合，体现的是闺阁女子的淡雅、娴静、知性、温婉、大方。而林徽因娇好的容颜，灵巧的身材，慧中的气质，更为这装束增色不少。这就是少年林徽因，十五六岁的年纪，她在情窦初开时，浇灌的爱情花如三月的细雨清风，可以拂开任何的花枝。在那个年纪，远离故土的她，还是父亲身边一位懵懂的涉世未深的学生，对未来充满了好奇、憧憬和追寻。那个年纪的她，偶遇了一位性情开朗的诗人，他是徐志摩。
徐志摩和发妻张幼仪
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道，在24岁以前，他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他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潜移默化了他的气质，洗刷了他的灵魂，最终形成了人们心中的诗人徐志摩。
这个“整十年前”，就是1921年，他在英国结识了林长民以及其女林徽因，从此，他的诗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他的诗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对生命的追寻和坐标的定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认识林徽因后，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不管这个事实中，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扑朔迷离，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热爱，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许多年后徐志摩与京城名媛陆小曼结为秦晋之好，不过其内心的“女神”地位，终也没有人能动摇。遇见林徽因后，她就成了徐志摩心中唯一的一朵爱情花。而这朵爱情花，徐志摩是用心灵和热爱，灵魂和心血浇灌的；这朵爱情花，他赋予了它生命的姿颜，无穷的想象，还有无法摘取的遗憾。因此，这朵爱情花，成为不可替代的最为高贵的生命花朵。
林徽因(左一)泰戈尔(中)
徐志摩合影(1924年)
反观林徽因，在少年时代初遇徐志摩，徐志摩的浪漫，徐志摩的开朗，徐志摩的热情，或也曾在异国他乡中，给予了她许多美好的想象，并陪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诚然，林徽因与徐志摩是精神上的知己，他们骨子里散发着同样的的浪漫主义色彩，且对文艺文学都有着独立独特的见解，他们是精神契合者，两朵并蒂而开的蓝莲花，引人向往。但徐志摩的疯狂，徐志摩的执着，徐志摩的家庭，也让林徽因清楚地认识到，与徐志摩的未来其实真的不靠谱。一个有家室有孩子有年纪的男人，不能托付，也不可依靠。在林徽因即将启航的理想中，需要一位踏实接地气的男子一路同行。
彼时，徐志摩的爱情花是他艺术加工过的模样，是他诗意的题材，是遐想的寄托，是化身了的花神。林徽因的爱情花，在那个青涩的年纪，是一株兰草般的幼芽，在融融的夜色下，只能是可闻不可近的美妙昙花，忽远忽近，无法把握和拥有。正是这些不可捉摸，让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太多想象和杜撰的空间。其实，他们培育不出水乳交融的爱情花，这是彼此的性格和家庭的情况决定的，但他们却同样美好，一样高贵。
有人说林徽因现实。说来，林徽因确实很“现实”。她是一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自己为了什么，自己该怎么做的女子。林徽因不是小脚的古女子，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在父亲林长民的培育下，已经成为一位新式的现代女子。她是中式与西式文化融合打造出来的形象代言人，新生代女知识分子。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人，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一位有理想的自然人，林徽因不再做高门庭里的彩釉花瓶，她不需要温室，不需要保护，她只需要一位志同道合的可以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可以手挽手，齐上阵，为心中的建筑梦搏一搏，为中国的建筑梦拼一拼。
林徽因与梁思成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亲。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两家门当户对，两人可谓天作之合。他们的爱情花其实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栽培、植根、发芽、开花了，只等交汇的一刹那。
面对这么一位美丽的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女子，梁思成在对建筑学一无所知的懵懂下，为了他心中的爱情花——林徽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这个时候的他，也得到了父亲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梁启超对林徽因寄予的厚望，对林徽因的疼爱，不比自己的孩子少，他将林徽因作了女儿看待。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长、成就，梁启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有了梁启超的支持，林徽因才得以完成学业，才能顺利地走上一条追求建筑学的道路。
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花才得以绚丽地开放。
也许，这就是所谓接地气的爱情和婚姻，只有当彼此的心贴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碰撞出火花来，才能将生命的色彩点亮。尽管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在爱情道路上也坡坡坎坎，尽管他们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摧折，尽管他们的爱情花少了些许唯美和浪漫，但是，彼此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让他们彼此间多了融合，多了忍让，多了包容，多了接纳，这样的爱情花，才能真正持久、芬芳、迷人。
幸福的一家人，右一为林徽因
的母亲何雪媛林徽因与梁思成，拥有最饱满最朴素的爱情花，不需要刻意去营造，去修剪，去采摘，自然天成，这是他们的幸福！正是他们的和谐与幸福，他们美好的缔结和携手，才将我国现代建筑学推向了一个高度，这一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一桩好姻缘，开创的历史先河，也让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这个小家为了“大家”，在中国建筑学上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和贡献。这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故事带来的不同凡响。
而另一位出现在林徽因生命中的男子，他以宽厚的肩膀，博大的心怀，虔诚的坚持，将林徽因的天分和性灵引向了更深处更高处；他以睿智的思想，成熟的思维，清晰的思路，一步步顺着林徽因，引着林徽因，扶着林徽因，走进一个理性而亮堂的世界，一个宽阔也辽远的世界。他能予以林徽因的，是导师般的宽厚、宽容、宽泛，他将一位哲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以身示范传递给了林徽因，给了这个他心爱的女子。
无疑，金岳霖也有一株爱情花，他为这一株摇曳的爱情花，整整守候了一生，还有下一生吗？
金岳霖的爱情花，藤萝一直伸向遥远遥远。
他无怨无悔，他将柏拉图式的爱情演绎到了人间极致，只因为他遇见了自己的爱情花。
林徽因，你的爱情花，不能大肆为他盛开的时候，你，哭了吗？
爱情花，梦中花，或许人人都有一朵。
第六卷 惠存天涯若比邻
第一章 『猫腻』记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杨绛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爱的焦点”，这个焦点或许是这个家庭温暖柔软的一个载体，是孤独寂寞时一种心灵的陪伴，是热爱生命、放松自我的一种真实呈现。这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或许都养过小鸟，养过小乌龟，养过小狗，养过小猫咪，养过许多喜爱的“小宠物”，它们成了生活中“爱的焦点”，乐趣层出不穷。其实，作为成年人，同样也极其喜欢这种小宠物的豢养，特别是在文人圈子里，他们开发和创造的“爱的焦点”，除了意趣颇多，还能激发许多的文学联想，经由好手笔锦绣打造一番，“爱的焦点”便更加丰富、丰采了。宗璞爱猫，她笔下的两只猫儿，恬静可爱，细腻懂事，仿佛一幅静美的油画延展着生命的哀伤与快乐，似一撮撮星子在时光里沉醉，荧荧而飞舞。
杨绛说，钱钟书也爱猫，他的猫和他笔下的《猫》，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公案，据说与林徽因有关。
钱钟书在《猫》一文中说：
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
这篇《猫》中的李太太，影射的人物，据说有林徽因的影子。
但是，据一些资料记载，钱钟书这篇《猫》发表于1946年1月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当时钱梁两家并不熟悉，不是一个“圈内”里的人，也不是邻里关系。为何后来许多人将这篇《猫》中的主角联想到是在隐射林徽因呢？
这中间确实蹊跷，但又那么离奇的有着生疑的背景、人物、情节，而且又那么相契合。有一段小插曲是这样的，可以来解读这个误会的情形。
解放后的钱家和林家同住清华园，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两家人发生过一些故事，皆因猫起，这猫都是各自的“爱的焦点”。杨绛说，钱钟书“爱”猫，养了一只“很聪明的猫”，而林也养了一只猫。猫对钱对林，都是“爱的焦点”。不幸的是，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钱钟书特备了一根竹竿，只要一听到猫的“惨叫”，就知道他的“爱的焦点”受邻家的猫“欺负”了，赶紧出来“打猫”，为他的“爱的焦点”报仇。后来，杨绛劝钱钟书，说你小说里不是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打猫要看主妇面”，不要因为“猫事”伤了两家的“和气”。可是，钱钟书性情直爽，可不会顾忌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的，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这段有意思的经历，杨绛说起的时候很自然，也饶有趣味。
就有人揣测了，这是钱钟书对林徽因的为人待物不欣赏，特别是对“太太的客厅”充满了不屑，这客厅西洋做派，沙龙聚会，热闹高调，都是钱钟书不太喜欢的行事风格。钱钟书通过小说《猫》，将一群“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奚落得“忒无聊”，说他们是为了找寻“浪漫”、“温馨”、“情感”、“精神”和“避风港”，这就是“太太的客厅”里的交流气氛，钱钟书分析了他们的心态，做派，最终总结出的结论是：一群空虚苦闷的人，找一个虚妄的出口罢了。
可是当时钱钟书并不熟悉林徽因啊！为何会有这些描摹，恰恰和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背景和行径那么相似。而在《猫》这篇文字发表多年后，竟然冥冥之中两家人纠葛在了一起，一篇《猫》引发了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热议的主题恰好是文化沙龙活动，女主角像极了林徽因。
这篇《猫》对于钱钟书和林徽因都成了一种隐形的伤害，文学界的公案有着啼笑皆非的无言以对，还有道不清说不明的因果注定。没见过林徽因有只字片言对《猫》这篇文字的评议或提及，但是，她对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字的反应却是剧烈的。
林徽因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在众多的对她的文字描述中，她都善于激昂陈词，俨然一个“话篓子”。她说话，其他人都插不上嘴，一群人的世界，成为她一个人的讲坛，但是，大家都极其喜爱听，喜欢她滔滔不绝地绘声绘色地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她总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立的认识，少有人能辩驳之。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也就成为了她的性格“痼疾”，有人喜欢有人却“蔑视”。其实，不管一个人善谈与否，言之有理是最重要的，林徽因的辩机，机锋伶俐，拿捏准确，直入三寸，她“降服”的高手，大多是社会精英，文化名人，纵观京城才女，有几人能做到游刃有余，更别说令男子们心悦诚服了！
就是当时京城内外，许多的优秀男子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林徽因做到了。尽管微词颇多，但事实给了最好的证明。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的地方，一路热闹，不管他们搬到什么地方，是在皇城根下的北京城，是偏远一隅的昆明，是条件恶劣的李庄，还是他们考古、逃难途中的某个旅馆中，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哪儿都有一股子热火，一股子新鲜，一股子洋溢着的热情。他们身边的一群人，不论是挚友，同事，还是偶遇的有缘人，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文人学者气息中，都体会到了时局动荡下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坚忍不拔和忘我的精神。他们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未来有追求，有向往，对一切有憧憬和希望，这种感染力，大多通过林徽因的行为和个性传递着，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肺病缠身的重症病人。课堂上的林徽因，辩论中的林徽因，行进里的林徽因，不管是依在座椅上，还是卧于病榻上，她都是一腔文采，妙语连珠，神采奕奕。